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三、四时·五行·星象 　　 　　１．四时 　　 　　在中国传统政治宗教理念中，人们认为政治与时节有紧密联系，在什么时节就要行与之相合的政令。唯其如此，社会方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如若违背，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礼记》当中有《月令》篇，专门记载着在每个季节的政令和禁忌。上古时期时节与政令之间的相互关系，资料匮乏，无从谈起；秦汉时代直至明清，历朝历代几乎都严格地实施着一系列的禁律，可资鉴览。 　　 　　《后汉书》中有《礼仪志》，记录着封建皇朝在一年当中比较重大的典礼仪式，以及这些典礼适宜实施的季节。依照规定，“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政”。 　　 　　立春时节，当日清晨五刻时分，京城内的文官都要穿上青色官服，郡县地方衙门的大小官员都要穿青帻，立青色旗帜，在衙门外面树立好“土牛”、“耕人”，以告示人民已到农耕播种季节。立春的当日，皇帝颁布宽大诏书：“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 　　 　　立夏之日清晨五刻时分，京都内的文官都要穿上赤色官服。到夏季末月的时候换穿黄衣，行郊礼。自立春至立秋这段时间，雨露滋润万物生长。如果缺雨，地方郡县衙门要扫除社稷；如果干旱成灾，朝中公卿要依次行雩礼以求雨。祝官祷告说：“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奉清酒，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奉牲祷。”（刘昭注引董仲舒云）人们认为天旱不雨是阳盛阴衰的结果，因而要“闭阳”，具体做法之一是增强女人的活动，限制男人的活动。如免收女子为人祝者地租，让女人到市场当中聚集，而不许男人进入市场，也不许男人相聚饮食，等等。 　　 　　立秋当日清晨时分，京都的百官都要穿上白衣，迎气于白郊。仪式结束后，换上绛衣，直至立冬。郊礼结束后还要“荐陵庙”，皇帝亲自执弩射鹿，以用作祭祖的牺牲。太宰令、谒者将牺牲护送至陵庙。 　　 　　立冬当日清晨五刻时分，京城百官要穿上皂衣，迎气于黑郊。仪式结束后换上绛衣，直至冬至。冬至前后，皇帝要停止一切活动，文武百官也不得轻举妄动，不得从事任何政务，直到选择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后才开始做事。 　　 　　在一年四季当中，春季最为重要，禁令也最为繁苛。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体现春天万物萌生之义，东汉的皇帝经常采取如下政治措施。第一，经常在春天下宽大诏。比如，汉明帝于中元二年（公元５７年）继位，十二月甲寅下宽大诏书道：“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后汉书·明帝纪》）在春天这特殊的时节里，允许犯人出资赎罪，并要求官吏平政安民，不得贪刻。汉安帝元初六年（１１９年）春乙卯下诏书说：“夫政，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后汉书·安帝纪》）。这是在春天赈济贫民、救助幼弱的情形。第二，春天的时候尽量不狩猎、不伐草木。汉明帝的时候，曾于春季出巡，并准备在河内一带狩猎。东平宪王刘苍闻听此事，立即上书皇帝道：依照时令，春天是农功季节，不宜兴师动众。经传中说，田猎不时，出入不节，就会出现木不曲直的灾异。臣听说陛下车驾巡行，轻车简从，所过之处百姓欢欣歌颂。虽然如此，即使有一点细节上的疏漏，让百姓看到恐亦不妥。恳望陛下借巡行之机，视察田野，督作农功。到了秋冬时节，再振威灵、行狩猎不迟。明帝读了刘苍的上书，立即停止巡游，打道回宫去了。汉章帝曾指示朝中大臣说： 　　 　　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马可辍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后汉书·章帝纪》） 　　 　　汉章帝这段话，不是就一事一时而言，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原则，要求大臣按时令行事，春天的时候不伤一草一木，以体现助民生生的精神。第三，鼓励农功。汉章帝曾下令说：依照《月令》的规定，春一月的时候应该检视丘陵土地的情况。方今有很多肥沃的土地尚未开垦，要把这些土地统统租给贫穷无地的农民，并且给他们种子使其耕种，使地尽其利，人得所养。第四，春天不处理刑事案件，不杀人。这是最为突出的一项时节禁忌。汉章帝下诏书说： 　　 　　《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后汉书·章帝纪》） 　　 　　报囚，是审理囚犯。原来的规定是自十二月立春之时起不审案子，汉章帝把它又提前到十一月，定在冬至之后，所谓冬至一阳生，乃助阳生生之义，此后成为国家的律例规定。早在西汉成帝时，丞相王嘉蒙罪，成帝让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置。有人认为应下廷尉审理；有人认为应从轻处置，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等人认为，当时春月寒气错谬，几次降下霜露，这是政不顺时而致，应该宽政缓刑。此议虽未被采纳，说明早在西汉后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例子。王温舒是西汉中期全国闻名的“酷吏”，好刑杀。他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汉书·酷吏传》），郡中大治。个别歹徒逃到周边郡县，王温舒急得搓手顿足：“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如此酷吏而春不敢囚杀，足见当时已经有了春不报囚的规定。汉元帝时，诸葛丰任司隶校尉，负责纠劾百官。他刺举百官不避权势，深受人们赞誉，同时也得罪了一些权要人物。有些人寻找诸葛丰的过失，其中一条就是“以春夏系治人”（《汉书·诸葛丰传》）。反观之，春夏是不许囚杀刑犯的。王莽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发布政令：“方出军行师，敢有趋★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尽岁止。”（《汉书·王莽传》）这是在战争时期临时颁布的法令，限定当年之内处罚罪人可不受时令约束。这说明王莽新朝也是实行春夏不杀制度的。由于当时王莽政府春夏在都市中斩杀囚犯，所以“百姓震惧，道路以目”。当然，“春不报囚”只是一种总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在春天无所事事。从东汉顺、质帝时期偶尔颁布的诏令中可知，特别重大的案件可以不受时节的限制，这可视作权宜和变通。 　　 　　夏季人们经常遇到的麻烦是旱灾。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古代社会，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适量的雨水，而春季降雨不足是华北地区通常的现象。然而在古人看来，雨水缺少是政治措施不当导致了阴阳失调。所以，当遇到旱灾的时候，除去祈神降雨之外，就是改善政治行为，常见的措施是“录囚徒”。东汉和帝时，旱灾为甚，禾稼枯干，连年农业歉收，百姓饥困。司空张奋上表皇帝，请求“口陈时政之宜”（《后汉书·张纯传》）。汉和帝即时召见，张奋如此这般地陈述了一番。和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带领着太尉、司徒赶赴洛阳的监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汉书·张纯传》）。好像真的是宽刑导致了降雨一样，张奋因此受到了皇帝的信任。汉顺帝即位时年仅８岁，太后主政。这年自春入夏，大旱炎赫，赤地百里。五月甲午，太后下诏书说：朕以不德，布政不明，忧心忡忡。她问道，是否官员为政苛暴导致了大旱呢？“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后汉书·质帝纪》）。这做法比前文的“录囚徒”来得更简单快捷，只要不是死囚都放出监狱，等待立秋后再算帐，似乎没有苛政也就没有旱灾了。事情当然不是这样，但古代的人们却笃信不疑。秋天有了旱灾的时候也是如此这般。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七月，京师地区发生旱灾。汉和帝亲自下赦免令，令中都官给刑徒的刑罚减半。丁巳日，又亲自赶到洛阳衙门录囚徒，举冤狱。不仅如此，他还将洛阳令逮捕治罪，司隶校尉、河南尹都受降职处分。据说和帝此举似乎真的感动了上苍，“未及还宫而澍雨”（《后汉书·和帝纪》）。 　　 　　罪犯终究是要处决的，只不过是从春夏推迟到了秋冬而已。中国古代处决犯人主要是在冬天，准确地说是在冬至以前。冬季处决犯人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顺应秋收、冬藏这一生产习则，二是夏为阳，冬为阴，阴为刑为杀，这也是顺阴阳。东汉鲁恭的一番理论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他说： 　　 　　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天时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臧（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后汉书·鲁恭传》） 　　 　　理论了一通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最后落脚点是因时行政，违背时政，就会出现自然灾害。冬为阴为杀，政顺时令，就要戮杀囚犯，助阴阳之变。冬季为十、十一、十二三个月，西汉时期通常在这三个月当中处决犯人。东汉章帝的时候进行了小小的改革。他同意这样的看法：冬至一阳生，冬至以后不宜再杀，因而处决人犯应在立冬和冬至这一段时间内，约一个多月，大致是在十月前后。元和二年（公元８５年）发生旱灾，长水校尉贾宗等人上疏，认为这是冬季三月没有行杀所致，致使阴气衰弱，招致旱灾。汉章帝犹豫不决，召集大臣们在朝廷上讨论。大臣陈宠不同意贾宗等人的看法，畅言： 　　 　　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后汉书·陈宠传》） 　　 　　陈宠以阴阳之变立说，以《月令》之教为据，庞徵博引，说得头头是道，肯定汉章帝改为冬至之前处决犯人是合乎时令的。他还从历史上找依据，认为夏商周三朝冬至以后不行刑，所以天下大治；秦王朝四时用刑，暴虐而亡。汉初立制，远不完备，故有三冬行刑之法，现在到了彻底改正、顺应时令的时候了！肯定皇帝的改革，皇帝吃了定心丸，遂继续推行。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秋七月明令全国：“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后汉书·章帝纪》）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反映了汉代于冬季行刑的情况。安丘有一个名叫毋丘长的男子，一日与母亲到集市采买，不巧遇一醉汉竟然当众污辱毋丘长之母。毋丘长七尺男儿岂能容此，一怒之下杀了醉汉，然后逃到胶东。不久，胶东侯之相吴★说服了毋丘长，使其自首归案。时值夏秋，吴★问毋丘长家中可有妻子儿女，毋丘长回答说：有妻而无子。于是，吴★派人从安丘把毋丘长的妻子接到胶东，让她到狱中与毋丘长一起居住。不久，毋丘长之妻有了身孕。到了冬至将要行刑的时候，毋丘长对母亲说：我犯罪当死，然而我怎样方能报答吴君的恩情？于是破指为誓道：妻若生子，就起名叫“吴生”，让他报答吴君的厚恩。遂自缢绝命（参见《后汉书·吴★传》）。犯人有了死罪一定要等到冬至处决，于此可见一斑。 　　 　　２．五行 　　 　　五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把整个物质世界归纳为五大类物质，这五大类物质是水、木、金、火、土。人们认为，这五种物质之间相互转化相互制约，即所谓“相生相克”，促成了宇宙世界生生不已的运行过程。水的特性是润下，木的特性是能够曲直，金的特性是能够重铸，火的特性是炎上，土的特性是适于稼穑。但是，在古代的人们看来，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五行之间相互影响，人类不适当的政治活动会干扰五行所具有的正常功能的运作，从而导致灾异的发生。与五行相关的是“五事”，即人们的五种品行：貌、言、视、听、思。貌应该恭，言应该从，视应该明，听应该聪，思应该睿。貌不恭则多雨，言不从则多阳，视不明则多奥（燠），听不聪则多寒，思不睿则多风。《汉书·五行志》分别载述了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和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五行”与“五事”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并未明确二者的确切对应关系；《后汉书·五行志》将“五行”、“五事”作了进一步推演，将木与貌、金与言、火与视、水与听、土与思一一对应起来，形成了合二而一的“五行五事”说，从而将人们的政治行为与自然灾害对号挂钩。 　　 　　木不曲直与貌之不恭。两汉时期的人们认为，人的行为应该遵从既定的规范和礼仪，如若不然，将会导致木的性质发生异常，从而引发降雨的异常，并表现出服妖、龟孽、鸡祸、青祥。就君主而言，行步应有佩玉之度，登车应有和鸾之节，狩猎应有三驱之制，饮食应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若有违背，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以示谴告。（1）雨灾。《春秋经》记鲁成公十六年（前５７５年）正月下雨，树木结冰。正月下雨非时，树木为之冰冻，刘歆认为这是由于上阳不下通、下阴不上达的缘故。显示在树木上，是“木不曲直”。其原因，或由于叔孙乔如出奔，公子偃诛死；或由于鲁公、季孙行父拘于晋。汉桓帝延熹二年（１５９年）夏天，阴雨连绵五十余日。当时，大将军梁冀执政专权，谋害皇帝庞幸的邓贵人的母亲，并且擅杀议郎邴尊。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夏天，阴雨连绵60余日不晴。当时大将军窦武密谋除杀宦官。同年九月，宦官曹节等先发制人，诛杀了窦武，死者数百人。《后汉书》以为此皆大臣专权之异。（2）服妖。汉桓帝元嘉年间，京城的女人流行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愁眉，细而曲折；啼妆，目下落泪处施粉；堕马髻，歪向一侧；折腰步，行不直腰；龋齿笑，笑似齿痛而不由衷。此风始自大将军梁冀家，随后风靡京城。梁氏家族两代为大将军，作威作福，权倾天下。出现上述“服妖”现象，乃上天谴责梁冀家族，其将要受天之罚，女人忧愁，眉不展若泣状，将折其腰脊。虽强作笑颜，然不欢矣。梁氏不知醒悟，到延熹年间，举族被诛。（3）鸡祸。汉灵帝光和元年（１７８年），南宫侍中寺的一只雌鸡变为雄鸡，满身的羽毛都像雄鸡一样，唯独头冠尚未蜕变。汉灵帝诏问此事，大臣蔡邕回答说：品貌不恭，就会发生鸡祸。譬如早在宣帝黄龙年间，未央宫中就有雌鸡化为雄鸡，但不会报哓，也没有雄鸡的距趾。当年元帝即位，立王皇后。到初元年间，丞相史家中又有雌鸡化为雄，而且会报晓。再后来，元后摄政，王莽为大司马，汉家由此衰败。我推断：头是元首，象征君主。现在鸡的全身已变，但未及于头，就被陛下察觉，是祸患不成的象征。政治若无改观，待到头冠皆变，就来不及了。然而，汉灵帝没有听从蔡邕的一番“分析”，民生凋弊，众心叛离，终致黄巾事变。（4）城门崩。汉灵帝光和元年（１７８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坍塌。蔡邕议论说：平城门是正阳之门，与宫廷相通，郊祀法驾所从出，是城门中最重要的。武库，藏兵器之处。东垣，是武库的屏障。《易传》说：“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内崩。”《潜潭巴》说：“宫瓦自堕，诸侯强陵主。”这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徵兆。其后，黄巾兴起，兵戎大兴。 　　 　　金不从革与言之不从。《五行传》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又说：“言之不从，……厥罚恒阳，……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1）石妖。金与石同类，刘向以为石白色，属白祥。石妖，兵祸起。汉成帝鸿嘉三年（前１８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县南山有大石自鸣，声如滚雷，传闻二百四十里，野中鸡雉皆鸣。该石一丈三尺见方，著于离地二百余丈高的川崖上，当地百姓称之为“石鼓”。人们认为，石鼓自鸣，将起兵祸。当年，广汉的囚徒破监牢，盗兵器，攻略州县。四年后，尉氏人樊并杀陈留太守，自称将军，横扫郡国四十余。（2）旱灾。人们认为，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常阳通常指发生旱灾。在两汉书的《五行志》中，罗列的旱灾很多。如：文帝三年（前１７７年）秋，天下旱，班固列出的原因是：第一，当年夏天匈奴右贤王侵扰上郡，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人诣高奴，击右贤王出塞；第二，当年秋天，济北王反叛，派大将军讨平之。（3）诗妖。君主无恩泽于民而暴虐，臣下畏刑而缄口，则有怨谤之气发于诗谣，故为诗妖。汉成帝时有童谣曰：“燕燕尾★★，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此后不久，汉成帝经常微服出宫，到富平侯张放家中，自称张放的家人。后来见歌妓赵飞燕而爱幸，正是“燕燕尾★★”，形容赵飞燕妖冶之姿；“张公子”指富平侯张放；“木门仓琅根”，指宫门的铜环，以示尊贵，赵飞燕后来被立为皇后；其妹昭仪贼害后宫皇子，终被治罪，即“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之谓。建武六年（公元３０年），蜀地有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王莽尚黄，蜀地的公孙述尚白，五铢是西汉的货币。诗喻王莽、公孙述不能长久，汉家天下终会恢复。汉献帝时，京都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拆字通常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董卓”却从下往上拆字，以下犯上之徵。青青，草茂盛；不得生，旋即败亡。（4）犬祸。狼与犬同类，犬祸，狼食人之谓。顺帝阳嘉元年（１３２年）十月，望都蒲阴狼吃儿童９７人。当时李固对策引京房《易传》曰：“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顺帝觉悟，革故鼎新，狼灾自息。 　　 　　火不炎上与视之不明。《五行传》说：“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火之性炎上，不炎上者火失其性。又说：“视之不明，……厥罚常燠，……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蠃虫之孽，时则有羊祸。”（1）火灾。宣帝甘露元年（前５３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庙火灾。甲辰，孝文帝庙火灾。元帝初元元年（前４６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刘向认为，这与此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辅政被佞臣石显、许章等人陷害有关。延光元年（１２２年）八月戊子，阳陵园寝殿火。凡火灾发于先帝之陵，是太子将废之象。这好象是在告诫说：不应废太子以伤害汉家，犹如不该火烧先帝陵寝。明年，皇太子废为济阴王。（2）草妖。汉灵帝熹平元年（１７４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棵樗树高四尺多，共中一棵突然暴长，高丈余，粗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鬓发皆备。京房《易传》说：“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人状。”后董卓之乱，拥胡兵入京，鲜卑胡人骚扰为害。（3）羽虫孽。汉灵帝光和四年（１８１年）秋，有五色鸟见于新城，群鸟随之。灵帝不务政事，宦官专权，故有羽孽。中平三年（１８６年）八月，怀陵聚雀万余只，先是悲鸣，然后相互厮咬，竟至头折断，悬于树。三年后灵帝崩，大将军何进也在动乱中丧生。陵，高大之象。上天好似告诫说：有高爵（雀，音近）厚禄者，自相残害而亡也。 　　 　　水不润下与听之不聪。《五行传》说：“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这是水失其性的原故。又说：“听之不聪，……厥罚恒寒，……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和帝永元元年（公元８９年）七月，有九个郡国闹大水，禾稼皆伤。京房《易传》说：“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饥而不损，兹谓泰，厥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当时和帝年幼，窦太后摄政，窦宪专权，窦氏贵盛，故有水患。殇帝延平元年（１０６年）五月，37个郡国有水灾，伤害庄稼。董仲舒曾说：“水者，阴气盛也。”当时殇帝在襁褓之中，邓太后专政。（2）鼓妖。建安年间，长沙醴陵县山中常有巨声如牛嘶，延续数年。石鸣者，鼓妖。后来，豫章贼寇流入醴陵县，百姓遭殃。（3）鱼孽。灵帝熹平二年（１７３年），东莱海中出现两条大鱼，长八九丈，高二丈余。京房《易传》说：“海出巨鱼，邪人进，贤人疏。”第二年，中山王刘畅、任城王刘博被杀。（4）蝗灾。光和元年（１７８年）皇帝策问：连年发生蝗灾，到底朝政错在哪里？蔡邕对策云：“臣闻《易传》曰：‘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徵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当时政治腐败，卖官鬻爵，百官迁徙。 　　 　　土不稼穑与思之不睿。《五行传》说：“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这是土改变了性质而造成灾害，农业不得丰收。又说：“思之不容（睿），……厥罚恒风，……时则有牛祸。”（1）地震山崩。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４６年）九月，有４２个郡国发生地震，南阳地区为甚，死亡多人。不久，武鸡地区的蛮夷叛乱，犯至南郡，掠杀甚酷。朝廷派武威将军刘尚领兵平乱，结果反被蛮军包围，全军覆没。和帝永元四年（公元９２年）六月丙辰，13个郡发生地震。《春秋汉含孳》说：“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当时窦太后摄政，其兄窦宪专权，故有地震。永元元年（公元８９年）七月，会稽南山崩。会稽是南方名山。京房《易传》说：“山崩，阴乘阳，弱胜强也。”刘向认为，山为阳为君，水为阴为民。君道崩坏，百姓失所。这也是说由于窦太后和窦宪专权而致灾异。（2）暴风。和帝永元五年（公元９３年）五月戊寅，南阳大风拔树。安帝永初元年（１０７年），大风拔树。邓太后摄政时，不立皇太子胜，而立清河王之子为皇帝，是为安帝。她以为将来安帝会知恩图报。未料安帝听信人言，废黜邓氏，邓家遭迫害，故有风灾。（3）牛祸。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７５年）爆发牛疫，大批牛病死。此年派遣窦固征西域，设置西城都护和戊己校尉。不久，西域反叛，杀害都护陈睦、戊己校尉关宠。明帝还想派兵讨伐，同年秋天驾崩。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７９年）冬天，京都地区发生大规模牛疫。当时，窦皇后受宠，收宋贵人子为太子，害死宋贵人，故有牛疫。 　　 　　前面我们将两汉时期的五行政治观作了概要介绍。从这些现象不难看出，当时人们试图把灾异与政治上的不善行为联系起来，并构建了一种理论模式。实际上，这个模式远不够完备，漏洞百出。作为秦汉时期政治宗教化和祥瑞灾异学说的一部分，它的内容是荒唐的，但它试图发挥的政治功能却是积极的，具有政治劝善的作用。非理性的社会运动不能指望人们的理性去解决，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非理性思潮兴起的内在缘由。 　　 　　３．天象 　　 　　在古人的眼中，繁星点缀的苍空显得那样神秘，令人心往而又畏惧。虽然以荀况为代表的无神论者倡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 天论》） ，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声音似乎是那样短暂和孤弱。在中国历代编纂的“正史”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天文志”（或“天官书”）。从字面上看，这似乎应该是天文现象方面的记录，但翻开史籍映入我们眼帘的却是如下这般的字样：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早）晚，邪正存亡，虚实阔★，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影）之象形，乡（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汉书·天文志》） 　　 　　在历代帝王的“家谱”中之所以保留着“天文志”，是因为帝王们认为天象与皇家的兴亡和政治的臧否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政治的外化和参照。 　　 　　把天象与政治牵扯到一起，这是古代文化人的一大贡献，是他们神道设教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杜林曾为我们指点迷津道：“追观往法，政皆神道设教，强干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宁之福，无怵惕之忧。”（《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东观书》）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古人对四时、五行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的轮廓。这种简单的比附对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已经具有了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迷惑力，但归根结蒂仍显得粗糙浅陋。为了进一步解决“政治妖言不足以惑众”的问题，古代的政治家们制作了更加精密玄离的政治迷宫——天象政治理论，这座迷宫足以使几乎所有的人陷入迷途而不能自返。如此，古代的政治宗教方告完善，天下才能太平。我们且来看一看古代的天象政治理论的主要架构吧。 　　 　　汉代的人们将天空从整体上划分为五大区域，即所谓“五宫”：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然后，确定了天空中最重要的“五星”，即岁星、太白、荧惑、辰星、填星，并赋予这五星以五行、五常、五事、五方、四季诸属性，具体配合关系有如下表所示（表５——２）： 　　 　　星名 　　 五行 　　 五常 　　 五事 　　 五方 　　 四季 　　 　　岁星 　　 木 　　 仁 　　 貌 　　 东 　　 春 　　 　　太白 　　 金 　　 义 　　 言 　　 西 　　 秋 　　 　　荧惑 　　 火 　　 礼 　　 视 　　 南 　　 夏 　　 　　辰星 　　 水 　　 智 　　 听 　　 北 　　 冬 　　 　　填星 　　 土 　　 信 　　 思 　　 中 　　 0 　　 　　表 ５——２ 　　 　　然后，将这五星的运动轨迹、位置、彼此的离合、与其他星辰的位置关系、五星之色、五星运动的迟速等等作了性质上的判定，赋予其社会属性。此外，还列举了日、月、诸多杂星，又有所谓“云气”等等。这一系列星辰的颜色、运动的迟速、轨迹、聚合等等，构成了一幅扑朔迷离的星象组合。人们认为星象的“异常”变化不是无端的，即所谓“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望”（《汉书·天文志》）；反之，“凡君行急则日行疾，君行缓则日行迟”（《汉书·天文志》）。 　　 　　在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天象政治理论还形成了精致的二十八星宿说。不仅七曜（日、月、岁星、太白、荧惑、辰星、填星）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二十八宿在天象政治中也很重要。人们从整体上把相关的１８２颗星分别纳入二十八舍（宿），又把二十八舍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并赋予每一宿（甚至每一宿中的某些星）特定的天文、政治属性，并具体阐述了吉凶祸福的徵兆。其中分合变化诡★多端，不便详述，兹依《隋书·天文志》的载述，略作简表如下（表５——３）： 　　 　　方位 　　 宿名 　　 星数 　　 属性 　　 吉（明、大） 　　 凶（动、摇、移、徙） 　　 　　东方 　　 角 　　 2 　　 天门，天庭；主刑，主兵 　　 王道太平，贤者在朝 王者行 　　0 亢 　　 4 　　 天子内朝，总天下事 天下宁，无疾疫 多疾疫 　　0 氐 　　 4 　　 后妃之府 大臣奉度，人无劳 有徭役 　　0 房 　　 4 　　 天子布政之宫 王者明，王者孝 人民流，天下不和 　　0 心 　　 3 　　 天王正位，主赏罚 天下同 主暗 　　0 尾 　　 9 　　 后妃之府 后宫有序，多子孙 皇后有疾忧，君臣不和，天下乱，大水 　　0 箕 　　 4 　　 后妃之府 谷熟，内外有差 风，口舌之灾 　　北方 　　 南斗 　　 6 　　 卿相之位 王道平和，爵禄行 天子愁，臣逐 　　0 牵牛 　　 6 　　 主牺牲 王道昌，关梁通，牛贵 谷不熟，牛灾 　　0 须女 　　 4 　　 主布帛裁制嫁娶 天下丰，女功昌 国藏虚 　　0 虚 　　 2 　　 冢宰之官，庙堂祭祀 0 死丧哭泣 　　0 危 　　 3 　　 天府，天库 0 死丧哭泣，天下旱 　　0 荧室 　　 2 　　 天子宫 国昌 国家多疾，土功兵祸 　　0 东壁 　　 2 　　 主天下图书，土功 王者兴，多君子 经士不用，图书隐 　　西方 　　 奎 　　 16 　　 武库 0 有兵，政不平 　　0 娄 　　 3 　　 祭祀，牺牲 天下平和，郊祀大享 聚众，国不安 　　0 胃 　　 3 　　 仓廪五谷 和平，仓实 谷贵，人流 　　0 昴 　　 7 　　 天之耳目，主狱、丧 牢狱平 兵大起，大臣下狱 　　0 毕 　　 8 　　 主边兵，弋猎 0 天下乱，有盗贼，外国反，兵大起，多雨 　　0 ★★ 　　 3 　　 三军府库 军储盈，将帅得势 盗贼行，将帅有殃 　　0 参 　　 10 　　 天狱，主杀伐 兵精 兵起，有杀伐事 　　南方 　　 东井 　　 8 　　 主法令 用法平 大臣有斩者 　　0 舆鬼 　　 5 　　 主视，明察奸谋 0 诛斩，赋敛重，政令急 　　0 柳 　　 8 　　 主厨宰 大臣慎重，国安 兵满国门，众伐主 　　0 七星 　　 7 　　 主衣裳纹绣 王道昌 贤良不居，天子疾 　　0 张 　　 6 　　 珍宝，财用 王者有礼 有叛逆，有兵 　　0 翼 　　 22 　　 主乐府 礼乐兴，四夷宾 天子举兵 　　0 轸 　　 4 　　 主车骑、载任 动则车驾备 兵大起，国主忧 　　 　　表 ５——３ 　　 　　此外，还有瑞星、变星、杂星、流星、九星、妖气十辉等等，兹不赘。 　　 　　古代的人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政治星象理论，还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具体的案例，犹如一部政治星象的历史。在宏观上，他们认为天运三十年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在他们眼中，春秋是一个乱世，是失序的社会： 　　 　　当是时，祸乱辄应，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汉书·天文志》） 　　 　　社会的动乱影响了星辰的正常运行，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天象后果：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汉书·天文志》） 　　 　　再比如，秦国靠武力吞并六国，北击匈奴，死人如麻。反映在星象上，“始皇之时，十五年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汉书天文志》）。秦二世的时候，嫡庶相杀，戮将相，结果导致“荧惑守心”、“天市芒角，色赤如鸡血”的异常天象。下面略备数例，以作个案参考。 　　 　　“枉矢西流” 矢是箭，箭是直行的，要射中彀的。所以，箭矢所指，是死亡之处。但是，如若箭矢所行不直，意味着持弓射箭者也行为不正，同样将要灭亡。反映的星象，是流星枉曲而行，如“枉矢”。该星相出现于项羽救钜鹿。此战项羽虽获大胜，但他屠杀秦人，焚烧咸阳，所为所行如同枉矢而不正，是“以乱伐乱”，所以才出现“枉矢西流”的星象。 　　 　　“五星聚于东井” 五星是指岁星、太白、荧惑、辰星、填星，东井代表秦地。岁星行于东井，其它四星聚之，这被看作是汉高祖刘邦的“受命之符”。何以见得？岁星性仁，居东方而行东井，且其他四星随之，这四星的属性是义、礼、智、信，明示上得天意。该星象出现在汉元年（前２０６年）十月，时值刘邦伐秦西入关，上天似乎暗示着仁义者取天下。刘邦入关，秦王子婴出降，刘邦命令部队闭守宫门府库，秋毫无犯。然后回军灞上以俟诸侯。约法三章，秦民心从，可谓仁义之至，与天象合若符契。所以说“五星聚于东井”是高祖受命的象徵。 　　 　　“荧惑守南斗” 守是居，南斗代表越地，荧惑守之，其为乱贼败兵，居之久者，其地亡绝。此星象出现在汉武帝元鼎年间，此后，南越相吕嘉杀南越王和太后，发动叛乱，汉兵伐之，灭其国。 　　 　　“彗星出牵牛” 彗星是除旧布新的象征，牵牛宿是日月五星的发起地，象徵着历数的开端。彗星从牵牛而出，达７０余日之久，改朝换代的徵象。该星象出现于汉哀帝建平二年（前５年）二月之后。同年六月，夏贺良等人建议改元、易帝号，增漏刻以应之。于是哀帝下诏，将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但这并未能阻止西汉王朝的衰亡，终致发生王莽代汉建立新朝的一幕。 　　 　　“太白入太微”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２３年）秋天，太白星入太微。太白主兵，太微为天廷，这是大兵将入天子宫廷的徵象。当时刘秀已破昆阳，王莽又派九将军搏战，后皆战败。十月戊申，汉兵入宣平城门，更始军入长安，刘盆子被立为天子，王莽新朝覆灭。 　　 　　“太白犯轩辕” 北周闵帝元年（５５７年）五月癸卯，太白犯轩辕。有人说这是大臣出令，也有人说是皇后失势。辛亥，“荧惑犯东井”。有人占曰：国乱。又说，大旱。当年九月，闵帝被大臣逼宫逊位，囚禁于旧邸，月余身亡。当年冬天，大旱。 　　 　　“日食”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６１６年）五月丙戌，发生了日全食。人们说：“日食既，人主亡，阴侵阳，下伐上。”二年后，宇文化及杀掉皇帝，自称帝号。不久，王充又在东都杀恭帝，国号“郑”。因此，日食被认为是臣代君的象徵。 　　 　　星象说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是一种精致的天人感应论。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毫不相干，同时我们也不认为星象政治理论具有多大说服力。稍作细致考察便会发现，古代的星象家们对星象的解释众说纷纭，缺乏一致性。即使是同一宿、同一星，往往赋予它们相互矛盾的两种属性，亦吉亦凶，而到底是吉是凶，往往闪烁其辞，不作定说。当然，少数星宿被相对确定了某种性质，如虚、危、毕、舆鬼大多与“凶”有关，但仍不能用于解释其出现的全部场合。“荧惑守心”这一星象，分别出现于汉高祖十二年（前１９５年）春、汉成帝绥和二年（前７年）春、汉安帝永初元年（１０７年）五月戊寅，梁武帝太清三年（５４９年）正月壬午和三月丙子，几个月内汉高祖、汉成帝、梁武帝分别死亡，故文献中屡见“荧惑守心，人主恶之”的说法；但汉安帝永初元年的一次却无法用同一结论去解释，因为汉安帝此年刚正式即位，此后他在位长达２０年之久。《后汉书·天文志》勉强解释说：“荧惑逆行守之，为反臣。”表面上看似乎说得通，实则不通。至于日食、月食一类的天体现象，固有自身规律，妇孺皆知，并非人气干扰阴阳所能致，这是不待辩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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