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其他太平天国相关文章总目和链接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主体之一，据统计全国各类报刊上所发表的论文达1100多篇，另外还出版了许多专著，涉及到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定都天京的战略得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和洪秀全等领袖人物的评价等重要问题，尽管五十年代范老提出的太平革命是“纯粹的农民革命”的观点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但他关于太平天国及曾国藩的评价在八十年代以前仍是学界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学术探讨和争鸣，1978年夏，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成立，次年5月该会与南京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首次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始纠正五、六十年代将农民起义片面拔高，文革前后又将学术探讨演变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偏向和错误，与此同时，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及主要领导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作了重新探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1986年《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一组“关于曾国藩的讨论”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依据大量历史资料，摆事实、讲道理，尽管观点不完全一致，如叶幼明先生仍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行不可否定”， 其他四篇文章从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曾国藩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入手，力图纠正过去论断的偏差，恢复曾国藩的本来面目，客观地说，这几篇文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看法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太平革命和曾国藩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总体上看，八、九十年代，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罗尔纲先生150万言的《太平天国史》（1991）、茅家琦主编的120万字的《太平天国通史》（1991）及他本人所著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钟文典先生主编的十多种400余万字的《太平天国史丛书》等论著的相继出版，将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太平天国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否定和对曾国藩的一味拔高偏向。1989年1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同年《新观察》第7期发表记者刘鄂培采访冯先生的文章《早春》，冯先生再次明确表示该书的特点在于“否定了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要倒退到黑暗时期”，“否定太平天国必然要给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要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9](P15)冯先生用两章的篇幅旗帜鲜明地为曾国藩翻案，这在建国后尚属首次，于是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学者为冯先生大胆的观点叫好，也有一些学者对冯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和批评意见，如朱东安先生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的文章，从材料、观点和方法方面同冯友兰先生商榷，最后作者指出“太平天国不是要推行神权政治，而是要中国独立富强。他同曾国藩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什么‘两种宗教’的‘圣战’或‘神权’与‘人权’之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搏斗。”[10](P11)对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刘大年先生也发表评论，他认为冯先生错误在于：（一）否认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性质是撇开历史的本质，掩盖事实真相。（二）说太平天国是外国的工具是对太平天国、清政权与外国侵略者三者关系的根本歪曲。（三）所谓宗教、文化战争是随意割裂《天朝田亩制度》和《讨粤匪檄》而来的。刘大年先生认为“曾国藩在西方文化面前是投降者，也不存在所谓理学的‘气学’讲唯物论、反神学的问题。”“一句话，《中国哲学史新编》认定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宗教、两种文化的战争，曾国藩阻止了历史的倒退，纵然别出心裁，独创新说，却是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11](P15-17)1995年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在湖南曾国藩的家乡举行，虽然这次会议对曾国藩的评价仍有分歧，但总的基调是将曾国藩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12]对曾国藩一味拔高的倾向，其实早在八十年代许山河先生的文章中已有明显的反映，如许山河先生明确提出曾国藩不但不是汉奸、卖国贼，而且是爱国者。他说：“因曾国藩向清王朝效忠，镇压太平天国，就称之为汉奸，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评价一个人是爱国还是卖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统治中国已两百多年了，满汉两个民族正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这时爱国卖国的分界线已不在明末清初的‘满’、‘汉’的分界线上，而是在‘华’、‘夷’上。若这时仍以满、汉之辨来区分爱国与卖国，那么，终有清一代，汉族出事清朝者皆为汉奸，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13](P86)我们认为许山河先生提出的“评价一个人是爱国还是卖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说法，是史学研究中必须遵守的历史主义的原则，但遗憾的是许先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并未完全遵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严格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曾国藩时代毫无疑义中国历史已进入近代社会，其时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并未完全消失，有时还会激化，这种阶级斗争往往又与民族斗争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太平天国时代正是阶级矛盾激化并与满汉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当然是看他如何对待太平革命了，因而正如范老所说“当时的清朝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死在战争中），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说“终有清一代汉族出事清朝者皆为汉奸”这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事实上也是荒谬的。但范老并未将出事清朝的汉族知识分子都称之为汉奸，对林则徐等汉族士人范老给予高度的赞扬就是明显的例证。 　　 　　太平天国史研究应该在范文澜、罗尔纲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简单的迎合时势、苛责前贤或故意翻案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对范文澜的历史著述我们也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认识，从它的科学性和曾发挥的实际影响及其所起的作用，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但新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并未真正做到这点，马勇先生说“曾国藩的研究以范文澜的研究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庭，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慎二人是当时满州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了一部满汉斗争史。”[14] (P661-662)我们认为将范老的这部名著称之为“经不起学术推敲的政治宣言”这一基本认识是值得商榷的，这部著述也并不是一部简单地影射之作，而是结合现实需要兼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体的不朽著述。张之洞、左宗棠在新时代被学者所肯定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与满洲人合作，而在于他们曾为捍卫民族主权和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范文澜严厉谴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镇压太平革命的罪行，称曾国藩为汉奸，但他并没有将一部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满汉斗争史，这一铁的事实有力的证明马勇先生的论断是何等的不严肃！德国罗梅君博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可贵的思路，但她认为“范文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在1945年的政治形势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关于太平天国的讨论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15](P268)这一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范文澜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是在《中国近代史》书稿撰写过程出现的，这是他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分工从事近百年政治史研究的直接成果，其中经济分量相对政治和军事来说，确实较轻，但不能说他忽视社会经济的分析，更不能说他“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知道建国后大规模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其实是在范文澜直接推动之下开展起来的，在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过程中，范文澜对太平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及《天朝田亩制度》分析的内容也是不少的。 　　 　　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李文海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有些人对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历史著作的评价，话说的不公平，带着一种轻率地嘲弄、轻薄的口气评论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1](P391)对如何对待范文澜及其学术，李文海先生也提出了正确的看法：“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旧史学对历史的颠倒，现在有些人提出要重新认识。如果现在一定要再简单颠倒一次，这里的新与旧就很难说了。很显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范文澜等同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真理，需要重新认识。但是要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因为先辈的成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是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11](P391)我们认为这才是评价和对待范老及其学术的科学的态度,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作者：张剑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原文2001年第6期 发表于(《浙江学刊》  浏览：159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17 7: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