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作于1944年，解放后范老曾对该文作过说明，他说“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4]该文最先连载于1944年7月25、26日《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次年，冀鲁豫书店、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再版该书，1946年，抗战日报社、胶东新华书店、希望书店先后翻印该书，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东北书店（1947）、华东新华出版社（1948）、上海新华书店（1949·7）、西北新华书店（1949·7）也先后印出了单行本，1947年范老又将该文作为附录收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随着《中国近代史》诸多版本的出版，《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进一步深入人心。仅从以上事实，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范老《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巨大影响，在中国人民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殊死大搏斗中，该书以其特有的魅力，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起，教育了广大人民，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范老再次将该文收入《中国近代史》第九版中，曾国藩作为“汉奸刽子手”深入人心，成为学界的共识。 　　 　　范老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在时代的迫切需面前，结合《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撰写应运而生。“汉奸”和“刽子手”是范文澜对曾国藩的基本评价，他这一认识出自谭嗣同和孙中山等抗清志士，结合曾国藩的一生，范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范老称曾国藩为“汉奸”的理由。范文澜说：“曾国藩是被清廷付与大权的第一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丞救了清朝的大危机。”[7](P166)“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清皇帝更亲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7](P167-168)从上述范老的论断明显可以看出，他称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在于他作为一个汉人投靠了满州人，但更重要的在于曾国藩投靠满州人并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镇压了正义的太平革命。从后一层意思来看，称曾国藩为汉奸，这一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凡投靠日本人的中华民族败类皆为汉奸，西方侵略者为将中国变为殖民地，与满清政府一起残忍地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曾国藩充当了镇压人民运动的急先锋和总司令，甚至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令曾国藩勤王时他也置之不理，最后在清政府和西方侵略军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范老认为曾国藩的“汉奸”行为还表现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行为的残酷镇压方面。因此范老认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州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有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清庭、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他有意识的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须依赖外力。他规定这个对外公式，也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规定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7](P187) 　　 　　第二，范老给曾国藩下了一个“刽子手”的断语。表现之一是曾国藩“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象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7](P171)像这样随意杀人、残酷无情的人难道不是刽子手吗？范老记述了塔齐步等组织的所谓“靖港战役”后曾国藩的奏折后说：“他把残杀当作痛快，后来每次战胜，总是用痛快的表情，绘声绘色的写出屠场惨景，宛然一幅一幅的地狱图，向满州皇帝报功请赏，他的汉奸刽子手立场的坚决，真象顽石一般。”[7]((P174))范老从阶级本性对曾国藩这种非正常恶毒心理的解释，毫无疑问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而揭露了曾国藩的反动本质。范老对曾国藩组织的毫无人性的杀人方式也予以揭露：“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仇泄愤，……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剜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7](P174-175)湘军的残暴性在攻克南京时得以充分暴露，当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余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7](182)这就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所谓“统帅”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除称其为刽子手外还能称其为什么人物！对这位曾编制出所谓的“爱民歌”的将领的军队的烧杀抢掠的行为，英国人呤唎将自己的耳闻目睹的事实早已载入史册，容闳也对之早有察觉，范老直接引用了谭嗣同《仁学》的记述：“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7](P175)湘军烧杀抢掠行为当时就是乡绅也难以容忍，他们诉苦说：“兵勇拆毁房屋，一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据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十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7](P176)将这样的军队及其将帅称之为“刽子手”有何不当！ 　　 　　第三，范老对曾国藩反动本质的揭露是建立在详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对与曾国藩一脉相承的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也予以深刻的揭露。据统计，范老这篇著述共引用历史资料35条，其中有谭嗣同的《仁学》、（英）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另有《湘军志·曾军后篇》，萧若瑟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戴望《汪中伊握奇图解序》，除此而外的29条材料为曾国藩的奏折及发布的檄文等，由于绝]大部分情况出自曾国藩之口，因而这些材料的可信性是毋容质疑的。曾国藩残酷地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而挽救满清皇朝灭亡的命运，因而他死后清政府大力褒扬其功，赐之为“曾文正公”的美号，其弟子也对其大力褒奖，陆续刊登其遗著，大肆宣传。《清史稿》也将其列入《中兴名臣传》，加之曾国藩从湘军弟子中推荐了一批人担任了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敦促清政府向西方学习技术、派遣留学生，因而湘湖风气为之一变，曾国藩成为湖南知识分子的楷模，少年毛泽东在老师黎锦熙、杨昌济的影响下也对其佩服不已。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五体投地，如果说他在黄埔军校时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练学生尚具有积极意义，那么，在三四十年代出于政治的需要，大力吹捧曾国藩则走向他的反面。蒋介石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作为中国人格精神的典范，审定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注释》，尤其赞赏曾国藩对太平革命的镇压。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之际，蒋介石又在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中大力吹捧曾国藩，因而揭露曾国藩及其继承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紧迫任务，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史学家范文澜于是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在揭露曾国藩反动本质的同时，揭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范老指出：“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环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7](P169)处于当时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黑暗时代，范老不得不以“影射”的手法对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展开斗争，说“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内战为中心。……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7](P188)范文澜和翦伯赞解放后都先后撰文对他们解放前的“影射”做法作过检讨，认为这虽在当时起到了现实的批判的作用，但这是不得已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有损于历史学的科学性；“文革”时期，影射史学猖獗，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严重损害了历史学的声誉，新时期一些史学家对“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予以声讨，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影射已没有必要，这种做法有时也使读者难以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从建设科学的历史学的目的出发，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史学界出现的一些“影射”作品，范老和翦老从自我批评着手，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却不能以他们为推动中国历史学进一步科学化而产生的新认识，作为否定解放前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作品的口实，更不能将他们的影射史论与“文革”时期的出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大肆歪曲历史事实的影射之作混为一谈，也不能以此就否认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含有影射成分史论的科学性。这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射”是建立在确凿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影射”，他们的著述是求真与致用的高度统一，他们真正继承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他们的史著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的统一之作，他们以自己的著述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仍要继承和发扬他们这一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历史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如何服务的新途径，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原文2001年第6期 发表于(《浙江学刊》  浏览：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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