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第一，我认为评价一个“人”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不同的。前者是以一个人的人品才干等为依据，而后者则以历史功过为依据。 　　 　　打个比方说，我说满清王朝对汉族奴役统治，简直是中华文明的千古罪人，可我并不人物康熙雍正都是混沌，相反，我认为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如康熙叮嘱后世子孙“永不加赋”无疑是爱护百姓的表现，雍正施行“摊定入亩”，更是中国税改革的重大飞跃，清朝的皇帝中，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暴君，即使是最差劲的道光，和无所作为的咸丰，也犹有中兴之志，比其明朝以及历代那些暴君而言，实在是好上太多了。 　　 　　从这个角度评价曾国藩，我说他“伪”和“权变”，不等于是指责。一个汉人，又手握重兵，想要在满人当政的朝廷里站稳，而且还对国家的前途有所考量，不多点心机能成么？比如我说曾国藩诬蔑太平天国，说他篡改史料，可是历朝历代又有哪个朝代的君主大臣不这么干呢？这是政治，和他的人品无关。如果我不因为李世民杀死兄弟就认为这个人卑鄙阴险的话，那我也没理由因为曾国藩在政治上的权变而攻击他的人品。----政治本身就是残酷的。 　　 　　那么，用来衡量历史人物作为“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心志上的真诚与坚定，而判断的标准是行事的连贯性。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处事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原则是忠君，那么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做出背叛国君的是，如果是爱民，则事事以爱民为先，如果是爱国，则凡事以此为准绳。例如李秀成写自述时，里面有许多引人争议的地方，特别是他想去解散旧部，被认为是瓦解革命。这个提议在政治上的确值得讨论，但是就人品而言，却丝毫不能证明李秀成懦弱怕死。因为“仁爱”是李秀成一贯的为人标准，他对于所擒的清将尚予放还，那么在天国已亡的情况下为了保全部下的性命而有此议，是很正常的。相反，如果是石达开真的写了一封让清廷官员对他的部下“按官授爵，量才擢用”的话，那就难怪有史学家怀疑他是叛徒了，这和他一贯的作风太不一致了。 　　 　　从这点上讲，我认为洪承畴可恕而吴三桂不可恕。洪自投效清以后，矢志效忠，而且也利用他的地位做了不少于国于民有益之事，我可以理解为，他认为皇太极是有才干有器量的明君，认为他坐天下百姓能过好日子，因此“两臣择主而仕”，而吴三桂当然既已先放清兵入官，后在南明朝廷苦苦支撑的时候不反，在江南抗清烽火狼烟遍地的时候不反，偏偏到了国泰民安，人心思治的时候想要恢复汉家河山了，这绝不能用他没想到后果来解释。 　　 　　因此，从评价“人”的角度讲，我认为“忠军爱国”这个词是基本适用于曾国藩的，不过这个“国”字不是中国，仅指满清朝廷，而满清并不全等于中国罢了。(清亡了不等于中国就亡国了)至于天津教案等，的确有极为复杂的背景，不能只截取枝节就把卖国贼的头衔加到他身上，这个责任该由整个满清的腐朽来负，而不是由曾国藩个人来负。否则，孙中山也可以算是卖国贼了。我认可曾国藩不是存心卖国，是因为我的确看到他做出了想要使中国富强的努力，而不像某些满族权贵，丧权辱国的时候卖力得很，而对国计民生则毫无兴趣。 　　 　　不过我仍然认为曾国藩有其残忍的一面，就是他纵容甚至鼓励针对普通士兵的杀降和屠城的行为。这和我对曹操为人的评价始终有所保留道理是一样的。在政治上，以犀利的手段攻击政敌，是无可非议的，只要这种攻击不以牺牲国家利益为前提。杀死头降的将领也还可以说有其考虑。但针对普通士兵的杀降，乃至针对老幼妇孺进行的屠杀，这就是不能用政治来辩解，这完全是高压手段，和蒙古人及满族入主中原甚至日寇侵华时的野蛮屠杀没什么区别，想用杀戮使人民不敢反抗。在任何一种属于华夏文明的理念中，在华夏文明的任何一种思想或政治流派中，这种行为都不可能找到被肯定的依据。用鼓励士兵作为放纵士兵破城后烧杀掳掠的借口，是苍白无力的。古今中外有哪本兵法中都不可能把这列为鼓舞士气之道。要说没有充分的钱财犒赏士兵，那太平军又靠的是什么呢？后来的红军又靠的是什么呢？难道古今中外那些纪律严明的军队，都是每大一仗就大肆犒赏三军的吗？这是统帅的无能。当然，你可以说，曾国藩没有时间去对部下进行思想教育(这我也怀疑，石达开入川时两年新招了十万军队，他怎么就有那个时间？)，问题是第一，曾国藩表现出的态度是放纵，而不是无可奈何，我们看不到他有过予以扼制的努力。第二，在他的心目中，国君与百姓孰重？如果不烧杀就维护不了这个国君，那么就不得不牺牲百姓了吗？按照儒家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曾国藩显然将后两者置于“民”之上。很多人说，江南的许多地区因为太平天国起义而没落了，然而这种没落是太平军到来的吗？更多的恐怕是清军收复这些地区的大火，劫掠，屠杀带来的。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祖辈都说，江西是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就而没落了。但是江西流传的一首民谣告诉我们，这种没落是谁造成的。“传言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贼至犹可兵则秧。”这说的是1856年石达开经略江西的事，而当时，曾国藩的大本营就设在江西南昌，能够和“贼”同这过一地区的“兵”，基本都是湘军的部下，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在曾国藩眼皮子底下。一句“贼至犹可兵则秧”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当然，你也可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曾国藩已经比多数腐败官僚强太多了，这我承认，乱世之中，能够独善其人，也算了不起。可是，如果因为反正没几个人真正“以民为重”，他的立场就无可指责，那么中国既然可以接受满族的统治，是否也同样可以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因为日本侵华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比起满清入关时实在是仁慈太多了，谁又敢断言，日本占领中国后不可能像满清那样建立起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呢？我记得有人曾开玩笑说，成吉思汗，努尔哈赤，都成了中国的民族英雄了，东条英机在地下肯定觉得冤枉死了。 　　 　　第二 历史功过的标准 　　 　　这个标准不以个人品格为转移，而与其立场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第一是他代表谁的利益，第二是他的作为对历史是推动还是阻碍作用。两者间前者比后者稍重，因为我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更看重主观努力。 　　 　　以这个标准看，前面说的康熙雍正洪承畴皆不可恕，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理由在“为什么驱逐鞑虏”等一系列文章中也已经说了。 　　 　　同样，以这个标准看，我虽不否认曾国藩的确对有所贡献，但他的努力造成的后果却是严重的。他们的中兴努力，没有也不可能让这样一个腐朽的王朝担负起让中国复兴的任务(这是曾国藩自己后来承认的)，反而因为极力维持这个王朝，使它干了更多祸国殃民的事，使百姓受了更多的苦难，使中国寻找富强之路的脚步又拖延了几十年。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结果，不是初衷，但初衷是什么呢？左宗棠我不清楚，曾国藩显然并没有遵守“民为贵”的古训----这和他儒学大家的身份有点不符合，恐怕和他所论之道也不符合，我不信他没有教过儿子这个道理，没有教过儿子“仁义礼智信”，他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己要维护儒家礼教，但是按照儒家礼教的标准衡量，屠城不仁，杀降无信，剃发非礼，扶清不智。说他“伪”并不冤枉吧？ 　　 　　说曾国藩是卑鄙无耻的卖国贼显然不公允，但是，说他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我就认为实在有点言过其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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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9 17:3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