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人民日报 (顾关元) 　　 　　乾隆修《四库全书》前后整整花了10多年，一说10年编纂，10年抄写。全书修成后由于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系手工誊抄，共计25万余册，1600多万页，前后用了将近4000人抄写，近200人校阅，工程极为浩大。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45类，收3400余种，79000余卷，相当于明代《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故而人们把它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并列为中国三大工程。 　　 　　乾隆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来编纂这部庞大的《四库全书》，按他自己说是为了整理文化古籍，一些古籍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总算是一件功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乾隆也在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所以说，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其目的不在文化而在政治。 　　 　　仅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二期）。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禁书总录》、《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果可信的话，则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续修》) 　　--------------------------------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4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其所收书中有不少的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籍被摒弃在外，或予以禁毁，或列为存目。。。。。。 　　 　　第一、 "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语清王朝统治内容者。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取代的是明王朝。所以明后期和明清之际的著作若有不利于满族形象和统治的，均列为禁书，其中一部分收入存目。辽、金、元与清一样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且金是满族关系的记载如有不利的内容和字句，也被大肆篡改、禁毁或列为存目。例如史部杂史类，著录的只有22种，抑为存目的多至179种，几乎全是宋明及清初杂史。又如明汪子祜《西四集》，因其书"卷五吊岳武穆诗，语意偏谬"，遂予以抽毁并列为存目。明魏焕《九边考》，因其书"抄撮案牍"，"多指斥文句"，故予以销毁并列为存目。明王洙《宋史质》，因其书以明朝直接继承宋朝大统，而将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三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四库提要乃宣称"自有史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予以禁毁并列为存目。其他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均因内容涉及明清之际史事，或有"偏驳"、"悖谬"、"偏谬"之语，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毫无疑问，这类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 “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清王朝崇奉程朱理学，厉行思想专制，因此对于"离经叛道"，的著作，"掊击必严"，"摒斥必力"。例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反对盲目崇拜孔子，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提要评其《李温陵集》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二书均列为存目。再如明代著名学者李之藻的《天学初函》，上编宣传天主教义，下编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提要云：其书"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故"概从摒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由于清王朝在宋明理学上，尊程朱而贬陆王，对于王学传人及其他非程朱派的学者王廷相、王艮、孙奇逢、颜元、李塨、王夫之、黄宗羲、冯班、李顺、潘耒等人的著作，也多仅存其目，如提要斥责明卢格《荷亭辩论》"持论诡异，攻击朱子之说"，季本《易学四同》"标心学之旨"，罗洪先《冬游记》所言涉及"性命学问"，薛侃《图书质疑》"守姚江良知之说"等等，均摒入存目。实际上，这类书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季羡林 任继愈 刘俊文 读书与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缘起) 　　 　　----------------------------- 　　乾隆时期，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文字狱案经常发生。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后四十八年之间，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乾隆牢笼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康熙的办法，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二百二十人(全祖望《公车征士小传》)。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结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中国文学史) 　　--------------------------- 　　清朝的禁毁书籍，改窜旧作，那案情，到现在是渐渐地明显，终而至于真相大白了，因为有翻印的宋、元版本可以做铁征。但自然，原书失传，无从查对的，一定还多得很，而且有些是被全毁了的，只能在《禁书目录》里挂上一个书名，好像一座没字碑。 　　　　那碑上染满着新旧的血渍。 　　　　不过清帝如乾隆等辈，倘非必不得已，是不愿意造没字碑的，他们的伟业是改窜。例如收在《四库全书》里的，就有的是。没字碑不过使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齐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后再储之内廷，颁之江、浙，去感化当时以及后世的读书人。 　　　　这叫做“嘉惠士林”。 　　　　然而内廷和江、浙，其实也还有分别的。大略说来，藏在内廷的，是志在后世，因为它保存周密；颁诸江浙的，是专为当时，因为它转借便利。江、浙的士子，要传钞秘本，可以向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去借出来，手续非常简单；而在京的官员，非但不准携带出外，而且所看的还只限于翰林院里的副本，文渊阁和文源阁里的正本，倘非必要，或者经过特许，轻易是不容易寓目的，可见《四库全书》所要感化的对象，是在野的士子，并非在京的大官。 　　　　名利也真像一条锁，它锁住了奴才们的心，连主子也觉得不须去防闲。 　　　　不过乾隆的失败，其实也正在这些“不须防闲”的奴才们的手里。到了现在，如果有人要做顺民，做官方眼里的正经人，那么，去检检钦定的《经史讲义》，翻翻正派的《唐宋文醇》，《四库全集》是很不错的。然而倘要知道一点当时的实情，前人的本来面目，那就无法找出究竟来。这不但因为它曾经通过独夫的心，而且还成诸帮闲之手。改窜，删削，压抑，在“争献殷勤”和“专挑是非”的文人们的眼里，是更无所逃的。 　　　　然日子一久，帮闲的伎俩逐渐显著，《四库全书》的命运，也就随着没落下去了。 　　　　这真是乾隆及其奴才们所不及料的。 　　　　　 　　二 　　 　　　　乾隆的初意，是想用皇恩来引诱，用严刑来威吓，使天下的藏书者，献出所有的秘本来，加以检查。从此诋毁满清排斥夷狄的思想，可以一网打尽，使原书无复存留。而经过他所删改的本子，却尽量给士子以传钞的机会，借此流布开去，一来替自己遮丑，二呢，也要挤没那万一幸存的原本。 　　　　这设想，颇有点像宋太祖的查禁《推背图》。 　　　　关于《推背图》的被查禁，相台岳肃之的《桯史》里，记载得很详细。那查禁的理由，据说因为是怕它“惑民志”，这大概并非虚话。五季之乱，乱得真有点一塌糊涂，大家都存了非分之想，“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这就是要做太上皇的证据。可见也实在惑得利害。岳肃之在说明了“遍名其子”以后，就接着说：“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 　　　　原来连他自己也被惑在里面。 　　　　而且我还疑心宋太祖也在内。因为要禁它，其实也就是怕它，惑它的反映。 　　　　查禁的起初，办法大概是很严的，但也就因为办法严，民间藏书又多的缘故，这才弄到诛不胜诛，只得抽乱了一百本，与原本同时流行。次序一乱，时代颠倒，流传既久，真伪难辨，这就认不出谁是真本来。 　　　　这样一直混乱着。“一二八”沪战的时候，据说出现了《推背图》的真本，等到和议告成，香槟喝过，可又无声无臭了。前些时候，两广忽然揭起抗日的旗子来，这使我的一位前辈先生重又记起了《推背图》。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干休’的意思吗？九十九是百缺一，百缺一明明是个白字，应在白崇禧身上，这回该是东洋鬼子的晦气！”我当时唯唯而退。然而曾几何时，看报上的消息，说是两广叛乱，即可敉平，可见早已以内乱相看待了，而某国却又在这个时候，扩充了华北的驻屯军。看来胡儿还无法杀荆因此我颇疑心我的前 　　辈先生的那本《推背图》并非真本，他其实是上了古人的大当。 　　　　未来的事情原是很渺茫的，李淳风自己已经不免飘飘然，加以捣乱，自然就不落痕迹，不着边际了。然而诗钞和文集却不然，它是弧臣的哀号，遗民的愤懑，倘使原本尚在，一经对照，真伪是可以立辨的。何况《四库全书》还挂着钦定的招牌，使后世的读书人，即使不看原本，也还嗅得出血腥来。 　　　　　 　　三 　　 　　　　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订，大都说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谕旨，在将来，正是自己篡改古书罪案的证人。 　　　　这些证人所常常昭示的，是禁止古人讲中国和夷狄，汉满当然更要忌，为的是怕它引起种族纠纷来，影响到满洲天子的皇位。乾隆的指斥胡中藻的罪状，至于连南北也不准分提，我颇疑心他有神经衰弱症。其实清朝到了乾隆时候，前朝遗老，久已物故，汉人也不复思明，天下是早经太平了的。 　　　　而乾隆却偏要像堂·吉诃德一样，仗着长矛去和风车开战，以自显其英明。 　　　　然而上谕尚存，却的确是一个大瘰赘。 　　　　乾隆四十一年，有一道谕旨里说： 　　　　明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赵南星、倪元璐等所有书集，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近复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亦足取为殷鉴。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 　　　　看这语气，乾隆的乱改字句，不毁全书，不但自以为宽大，而且是当作恩赦的。譬如关于明臣奏议，《丛书集成》里有四十卷，就为乾隆所敕选，卷首有一道谕旨，意思和上面所引的差不多。所选关于崇祯一朝的，几乎只剩了几篇劝皇帝做好人的官话，而那部书的凡例第四条里，也明白地说：明至神宗后，应毁违碍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议颇多剀切。顾自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以外，正史不及尽载姓名，兹俱按其时代编入，字句稍加节润，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鉴，昭垂万祀之至意。 　　　　同年还有一道谕旨，说： 　　　　……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辈所作，自当删去。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违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也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 　　 　　　　乾隆的所谓义理，未必就是南宋和明初人的义理，也未必就是我们现在的义理，这是一定的。所以悖与不悖，因此也颇难说。他的觉得“自当从删”，或者“自当从改”，不过是自认和金、元为一路，必须加以庇护，替他们出点气而已。 　　　　　 　　四 　　 　　　　乾隆的出气主义一直继续下去，到后来，不但不准指斥金、元，便是和自己站在一个阶级里的，例如汉武帝等，也要为他们代抱不平了。《济南集》里的“汉彻方秦政”，《北史文苑传叙》里的“颉颃汉彻”，那汉彻两字，就都被改成了汉武，理由是：汉武是振作有为的皇帝，不得直书其名。可见乾隆的注意点，已经由种族转到阶级，而被他所删改的，也已经从有意的乖触，转到无谓的称呼了。这种吹求的技术，现在还偶见于“包打听”之类的手里，但在那时候，却的确是统治阶级所特有的闲情逸致。 　　　　不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并不能支持多久。乾、嘉以后，那些身居言路的士大夫们，就专在淫词小说上做文章，什么有伤风化呀！什么世道人心呀！大家闹做一团。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奏折里，不但把少年浮薄，认为是受小说的影响，连那时候的“兵戈浩劫”，也一齐放在小说的头上，算作是罪状之一，而加以禁毁。那些被禁毁的小说，多到二百六十几种，就可以想见其气焰之盛了。 　　　　丁日昌的奏请禁书，虽然以淫词为名目，然而他所禁的，其实并非都是淫词，例如《龙图公案》、《水浒》、《隋唐》、《北史演义》之类，大抵是讽刺官员，攻击贪污的，这虽然足以增加百姓犯上的勇气，然而其于风化，却毕竟还是无关的。 　　 　　　　借维持风化的名目而实行禁止异己的书籍，就在这时候开了端。而且从此以后，“风化”这两个字，被老一辈当作法宝，专向青年的头上掷去，变成压迫新学的利器，掩护古董的堡垒了。这情形还影响到后来的文网以外的事情。(唐？《雨夜杂写》) 　　-------------------------------- 　　王朔：那时有书吗？他们看什么呀，那些大竹简于搬来搬去的？他到哪儿去看呀？孔子除了《论语》还攒过其它书吗？ 　　　　老侠：据说他删改过《诗经》，经他一删改，只剩现今能看到的三百首了，剩下的八成儿都被他那点儿道理给灭了。没有孔子，我们今天说不定还能多看到几首先秦的诗。中国每朝每代编书，都要删改，最狠的是清朝编的《四库全书》，被灭掉的遗产有多少，现在的人也搞不清，反正数量不会小。据说孔子还编过《春秋》，鲁国的编年史。其实，孔子删改前人典籍，与秦始皇焚书也没什么区别。被删掉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不就跟烧了一样。被改过的面目全非，全成了篡改者的主观意志，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也少让今天的人中毒。 (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 　　----------------------------------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後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南乡子 《四川大屠杀是谁干的》) 　　----------------------------------- 　　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详实的历史记录，反而应是怪事。诚如已故爱国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早已指出，“一般印象总疑心秦桧是女真金人的奸细”，“这只是怀疑，并没有实证” 　　。。。。。。 　　 　　朱胜非与陆游不同，是与秦桧同时代的宰相，他与吕颐浩的私人关系不错，而与李纲、赵鼎、秦桧等人都有嫌隙，这些在《秀水闲居录》中所反映。但何忠礼先生说他“力主和议，政见本与秦桧一样”，却是不符起码的史实。朱胜非任相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是坚决主张并支持岳飞军克复襄汉。绍兴五年（公元１１３５），宋高宗依赵鼎的建议，命令前任宰执上奏，条陈对金政策。从《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的朱胜非奏看来，他的主张是与李纲、吕颐浩等人相似的，而与他们相对立的正是秦桧和汪伯彦。今摘引朱胜非上奏的一段最重要的话如下： 　　 　　“今内外劲兵无虑三十万众。兵既众矣，患无可作之气，今则勇气可作。气既作 　　 　　矣，患无可乘之机，今则机会可乘。不于此时，速谋进取，使既作之气复堕，当乘之机复失，以数年尝胆之勤，为一旦噬脐之悔，可胜惜哉！”② 　　 　　如果硬要将朱胜非归之于投降派，岂非是太冤枉了。何宗礼先生引用《秀水闲居录》，摘自《中兴小纪》卷９，其实，此段文字经清人修《四库全书》时篡改，如将“挞辣”改译为“达兰”，“虏”改为“金”之类。他另在注中说：“《会编》卷二二０所载略同。”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用较原始的记录和版本的常识性问题，即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四库全书》。今存较原始的《秀水闲居录》有关摘录正见於《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０，因为此段文字未经清人篡改。然而何宗礼先生对此问题似乎并不在意，类似的情况在《南宋史稿》中并不罕见。。。。。。(王 曾 瑜《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

浏览：3308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9 17: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