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记得卫霍网友曾在文中质疑，林启容这样的将才，与九江共存亡是否是对大局最有利的选择？---- 此问的确值得省思。当然，九江对全局至关重要，只要有一线可能，自然应当坚守。但是，到了已经弹尽粮绝，城破迫在眉睫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死守到最后一刻？城池丢了，还可以夺回来，如果能尚有战斗力的时候及时组织突围，留下这一支忠勇的精锐之师，是否比全体殉国对大局更为有利？我并非对林启容有所指责，因为他只忠诚地履行了他作为天国军人的责任，这是以杨秀清为主导的太平天国中前期的战略与治军思想，所赋予每个将领及每名圣兵的责任---誓与城池共存亡。在为万人殉国的壮烈而震撼的同时，我又不得不因某种疑惑而感到悲哀，即这种似乎无可置疑的壮烈的牺牲，是否真的是天国最需要的？甚至对于安庆保卫战，在粮道彻底断绝，菱湖大战失利，刘枪琳部精锐又被全歼之后，安庆解围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的情况下，死守安庆是否明智？以菱湖大战刚刚结束时的情形，首住安庆虽然已经十分困难，但突围还是大有希望的。与其坐等城破，何如保存实力，来日再战？----当然，这不是叶芸莱的错，也不是陈玉成的错，说到底，都是因为处处以天京为先的划地为牢的战略思想致。 　　 　　太平天国中前期，对丢作战不利的将领处罚是极为严厉的，地位高如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都曾因作战不利被革爵，国宗石凤魁更曾因此而被处斩。这一方面表现出杨秀清的赏罚分明，另一方面却表现出过于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这种战略思想深入人心，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天国忠勇之士的心目中，都视“誓与城池共存亡”为对天国的忠诚的检验，都毫不怀疑的认为这是忠于天国最好的选择。这种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扼制了太平军战略战术的灵活性。 　　 　　抛开一些对大局影响有限或是因为后期理想沦丧法纪败坏造成的无法控制的局面，在太平天国军事史中，还是曾经明显地表现出过对这种对一城一地的得失过份拘泥的战略思想的断然抛弃的，这突出表现在三次重大事件中。 　　 　　第一次，是太平军在西征前线遭遇湘军的狙击，湘潭大败后全线节节败退/之际，石达开在《复秋官又正丞相曾添养岳州战守事宜训谕》中说：“如岳州城池十分难守，弟等可退赴下游，坚筑营盘，静侯东王诰谕遵行。”从“静侯东王诰谕遵行”这句话看，石达开此时还没有受命全权节制西征军事，但是已经对西征战事的指挥有所介入。他所下的这道训谕中非常明确授予岳州守军在坚守困难的情况下弃城的权力。显然，虽然石达开此时并没有到前线，也还没有全面节制西征战局，但他从战局的发展上已经预感到湘军来势正猛，认为太平军应该保存实力，避其锋芒，俟机再战。 　　 　　第二次，是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京主政。不久，军事重镇武昌在守将韦俊等弃城的情况下落入清军手中。按照以往惯例，丢失城池，尤其是弃城而走是要受重惩罚的，上一次武昌失守后，守将石凤魁及黄再兴都被杨秀清下来处斩。 　　 　　但此次武昌失守，情况较为特殊，韦俊等一直坚守待援，最终是因为大量军队从湖北和江西前线抽调参加平息内讧的靖难，使得太平军无力援助武昌，造成弹尽粮绝。在守城无望的情形下弃城的。据韦俊当时的部下洪仁政在《自述》中说：“后来失了武昌，将我收禁，亏石达开等保奏说怪不得我，方将我放出来。” 　　 　　这就是说，在军中和朝中议及武昌失守责任追究一事时，石达开曾明确提出责任不在守将，因而使韦俊及其部将得以免于被追究责任。从另一个角度讲，不按惯例追究首将责任，等于是认可了韦俊在守城无望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而弃城的选择----尽管武昌和九江，安庆一样，都是对战局至关重要的军事重镇。石达开在武昌失守责任追究问题上表现出的灵活性，也可以说是他在军事战略的灵活性的伸延(包括在从严治军思想方面的灵活性，并不是一味强调“誓与城池共存亡”) 　　 　　第三次，是天京保卫战进行到最后阶段，在雨花台破围战和“进北攻南”的两次战役失败之后,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来“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壕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的主张。 　　 　　这个主张的提出世完全符合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的---在天京内外“兵困甚严,壕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天京城的失守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大势，但在天京以外，李世贤，陈得才，包括与捻军联合的赖文光等部算来，太平天国在各地还有几十万军队，只要离开天京，与这些队伍会合，仍然有很大回旋余地，例如可以”取道江西、湖北出中原,与陈得才军队会合,据西北之地以控制东南。”困死在天京城中完全没有必要。 　　 　　奈何洪天王的信天不信人此时已然病入膏肓，以“朕之天兵多如水”等语对这一极为正确“战略性退却”主张予以断然否决，从而使天京方面失去了最后一丝争取战局主动性的机会。太平天国之亡，从“让城别走”之策被拒之时起就已经大局注定，再也无可挽回了。

浏览：79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9 17: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