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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章很详细地论证了孙中山一系主要从现实需要,而章太炎一系主要从学理上出发形成了《民报》独特的太平天国观。为了将此项研究工作夯实起见,按传统的论法,将从比附和借鉴两个方面来证明《民报》诸公确实是利用了太平天国这一历史资源。
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民报》政论家自不会无缘无故说起“太平天朝往事”,当然是有意而为之。对这个历史资源的利用与太平天国观的形成是同步的,并没有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分开论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叙述方便起见。比如说高旭伪造石达开的诗自然是体现了作者“反满”的动机,而其伪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成为“史实”(或说历史)的一部分,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至于高旭为何伪造石达开的诗而不是洪秀全或杨秀清的,倒不是因为石达开多么有诗才。 其原因在于石达开是个悲剧性人物,既不象“洪大王”后期那样昏聩,又不象东王那样权诈狡狯。伪造石达开的诗,为之涂上几分文气,易于博得人们特别是读书人的同情。 同此逻辑,《民报》政论家对太平天国的看法也是边利用边形成的。 《民报》与《新民丛报》之论战是《民报》史上的高潮戏。作为彼方主将的梁启超自1904年起就给太平天国定性为“下层社会之革命。”并认为此种革命就是没什么道德可言的: 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此可与孙中山言太平天国“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作对比。)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里说: 昔洪秀全所以致败者不一端,而最失计者,莫如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并行。曾胡诸公,所以死抗,半亦宗教观念驱之。如舟行逆风而张两帆,一之已甚,两则更安能胜也 寄生(即汪东)在《新民丛报杂说辨》里反驳: 呜呼。此得为探本之论乎?夫洪杨初起。共事者多奉一教。无他。秘密结会之际必相要最坚而相恃最笃。其起也然后可以无跳梁之患。迨中分天下,建章制度。未尝强民以从其所信。乡里戚敞躬被者无算,而束发所受之教迄於今未坠。不得以主动者非孔孟之徒而遂谓其必张宗教革命之帜也。且曾胡之抗,谓为宗教观念则大误。稽诸简册,倜傥非常之士安轨缚于君臣大义,以为常经。食其禄者忠於其事,君之为桀纣为犬羊非所敢出诸口也。未遑恤于心也。使洪杨而为孔孟之说以行汤武之事,曾胡且将痛心疾首谓是大逆不道。廼假经义以为饰具,抗之且益力。不观夫洪杨官制固遵周典。曾氏奏章尝谓贼志不可料哉。不闻其以敌之有合于古圣人之道,遂当翻然革命也。抑洪杨致败,曾胡诸人虽未始不为重轻于其间,然推究其原,失策者屡矣。钱江之议不行。分崩之机先兆惑于宴安之时,而昧于盛衰之势。此其坐顿一隅而南风之不竞也。夫(第七号报69页小注:又谓曾胡反对种族。且不知有种族,则更无所谓反对明矣。论者又何必诬古人也。)若今之革命又异于是。三者虽并行而莫不循乎国民之心理。视彼洪杨徒以驱胡为名,号召天下。质白其心则犹是帝制自为,无异载籍。非可同年而语矣。曩者有英雄革命而无国民革命其弊所由来也。今者国民之心理视古则有进,思循之以行以谋改革则三者为首务。 双方都拿太平天国来作“炮架”。汪东的反驳牵强之处比比皆是,如“曾胡只知忠君”,“洪杨行周制”等,但他的巧妙之处在于避开洪杨最后失败问题不谈,反而说这正是需要国民革命来救弊。梁任公不知章太炎一系政论家已有“盗贼曾左,圣贤洪杨”的观念作底子,如何辨得过章门大弟子汪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梁启超把太平天国的失败归结于“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的并行。而汪东将之归结为: 一、钱江之议不行;二、偏安一隅;三、帝制自为。 梁启超说“暴动招致列强干涉”。 精卫(汪精卫)在《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里就说: 问者又曰。太平天国之被干涉者何也。曰太平天国有自取干涉之道也。洪秀全之破南京也。英即遣全权大臣波丁揸来,欲缔结条约,此为承认其独立良机会也,惜洪氏不知国际法犹存自大之余习。命其觐见行跪叩礼,波氏不肯遂拒绝不见。只见杨秀清失望而归。其后,洪军至上海犹立两不相犯之约。及曾军破安庆,自长江而下,遂围南京。左军破浙,李军发上海,洪氏大事去矣。始袒清助功洪氏。故干涉之原因由洪氏有自取之咎。使洪氏能知国际法,早与结纳,不至若此也。且其时英人初欲殖势力於东方,故谋助兵平乱。冀此以增拓势力,至於今日则情势迥异,承认独立与借兵平乱二者皆遥离于昔日矣。 梦生(叶夏声)也在《革命军与战时国际法(并驳新民丛报论暴动与外国干涉)》里附和: 诚观洪杨之役,方洪势大,则英助洪杨。而洪杨不谙外交拒之,坐是自败。及其衰微,而英遂反戈而助虏矣。然各国之援助非特视与国之势,亦视乎两党之势也。而论势力则窃以为再有革命,其势必大於洪杨。以奋起与协从之异也。 接着汉民(胡汉民)在《排外与国际法》里说: 联军遂入北京。满廷君臣逃避,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英法求会议谈判者不可得,英使持议废清帝而代以太平王洪秀全。讵战使意苦拿阿出而居间力诅此议。更为清廷誓其保护。清使乃敢出议和。(事见英布鲁济尔支那史下卷,日本东亚同文会所编。东亚条约类纂亦引之。) (按,胡汉民此文之意为清廷亦不知国际法) 这里又是在假“近代史”说现实。梁启超说暴动会引来外国干涉,比如洪杨。汪精卫就说对,洪杨之失败就在于不懂国际法。其辩论逻辑与汪东一致。叶夏声再帮一下腔说,干不干涉还在于“两党之势”。胡汉民最后说,清廷和太平天国一样都是“国际法盲”。 排外问题是革命的大问题。《民报》立报之时,黄兴就言“以□会不欲持排外主义启人嫌忌也。” 而且自《民报》第五号起连续刊登的《本报之六大主张》中有两条是“涉外”的:第五条,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第六条,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民报》政论家不想外国干涉,而太平天国确是因外国干涉而加速失败的,又要“圣贤洪杨”,怎么办?只好说洪杨不懂“国际法”。诚然,洪杨若懂国际法就真成“圣贤”了。这里与前注里提到的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内写“美国领事以洪秀全为人民争自由,乃东方大革命,请遣使通好”以及“洪仁玕乃赍国书使美”以及“遣使通商,有中外交通之思想” 颇为矛盾。其原因就是利用的心态使然。 同样,前文提到,孙中山对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十分重视。其主要原因也在于呤唎在《自序》中言: 英国对太平天国不宣而战,表明英国的干涉是在毁灭无数生命,是在用火与剑去反对亚洲第一次基督教运动,是在直接反对一个巨大民族所进行的与英国无关的政治——宗教革命,这种武力干涉的每一步行动自始至终都完全是非正义的,犯罪的。 1907年1月间,孙中山邀请池亨吉前往中国参加起义活动,说: 请君作为见证人前往。我希望你将亲身见闻,自始至终,笔之于书。当年粤西的洪秀全起义,在即将达到其目的之际,竟不幸为英国人戈登将军所击败,得一大逆不道的长发贼之污名。但后来幸有另一英国人呤唎,以其非凡的侠骨,将目睹事实著成珍贵无比的史书,如实将洪秀全之辈的人格及其理想予以恳切说明,反过来又将支持镇压他们的戈登将军及英国政府的无人道和野蛮无理给以痛斥。任何人读到他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史》,都无不沧然而泣。洪秀全、李秀成等豪杰实赖此书为之辨护,才得脱去逆贼的污名,作为庄重的革命殉国者而为后世识者所悼念。我以这种精神嘱望于君,望你能在此时以日本的呤唎自任。更有嘱望于池君者,务将天下人有所误解之处,为我革命志士阐明,并使他们的值得赞颂地方为世所知。 由此观之,本文前述孙中山一系由现实需要出发而形成太平天国观,不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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