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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数个革命团体的大联盟，其重要之处还在于其参加者较以往提出来一套更完整更有体系并且更具可操作性的革命理论。在编年史学看来，辛亥革命是后于太平天国的，故辛亥革命的理论应当溯源到太平天国，而且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战友，都自觉地力争使对太平天国这一历史资源的利用获得知识上的合法性。于是，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被过度地简化。本文探讨的是辛亥革命中的太平天国，这可以看作是力图理解近代思维，解构“历史中的历史”的一次有意义的努力。通过这项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准确、更主动地把握辛亥革命的真精神，而且在史学方法的展示上，更具有典型意义。 　　可惜的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国内主流仍停留在几次高潮，几次运动的“板块模式”。罕见“打通”式的研究佳作。这固然是由于研究近代史材料太多，不易聚拢。更重要的是，由于史学方法落后、陈旧、史观不够高妙造成的。 　　国内目前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承认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又苦于难觅合理的研究路径的二难境地。大多是采取a以个人为主，b 以地域为主，c以单个独立事件为主，d与之相关的比较研究，而缺乏取异中之同的综合考察。因此，与本选题相似的题目罕见。但有一部分研究文章与本选题所涉及的内容有关联。 　　国内研究界在学风上天然地分为大陆与港台两大部分。大陆之部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有所改进。但在专题研究和史料整理上仍有明显的目的性的倾向。与本选题略有联系的著作有李时岳与赵矢元1981年合著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还有，桑兵1995年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活动》，此书被收入燕京哈佛书系，影响巨大。再就是俞旦初1996年遗稿《爱国主义与近代史学》的某些章节。有关论文有1996年第3期《广东社会科学》载陶季邑著《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太平天国》。《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发表的陈锡祺、桑兵合著的《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但分析都欠深入，材料收集不广，史识眼界较窄，不能令学界满意。 　　港台研究状况同样也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孙中山——三民主义”、“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正统史学”观于近年由于受到西方治学方法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张玉法在1982年出版的《清季的革命团体》及其它一些论文对本选题只稍有涉及，关系不大。1986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了由曾虚白指导的博士生陈孟坚的两巨册《<民报>与辛亥革命》，该书从新闻学的角度入手，分析《民报》之宗旨、主义、发刊经过，内容与影响等，考察非常细致，但很少思想史意义上的学理探讨，述多于析。对《民报》政论家在太平天国的看法上未作太多研究。并且，只是大略地将太平天国问题的出现当作一种特例（陈氏好象不太明白《民报》政论家为何要大提特提太平天国问题。）另外，朱浤源于1988年出版了《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朱氏凭籍深厚的政治学理论素养，作出了很精到的研究成果，是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之类的作品不能相比的。朱氏的分析以三民主义为框架，使原来丰富的理论看起来很整齐，但过份整齐倒引起人的怀疑。因为，《民报》时间跨度长，中间的主持人有变化，撰稿人的队伍、理论素养、面对的问题不同，故要把《民报》作个案研究，只适于相对长时段比较稳定的观念，而不是先假定其理论是已经筹划好的。其实，《民报》的丰富内容并不仅限于孙中山的发刊词里规定的“三条”，这是朱氏史识之障蔽。通过这种思维模式，只能认为“神圣洪杨”就仅仅是为了反满。以此类推，“神圣”朱洪武、顾炎武也是为了反满，这就取消了太平天国问题的丰富性。在本人看来，太平天国问题在《民报》诸公笔下不仅是一个事件、一大群历史人物，还包含了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的表达，是争夺话语霸权的一个有力武器，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满”之下的属概念。 　　与本选题有关的专著以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主编的《<民报>索引》最为重要。日人治史素有“计算机式的精确”之誉，此二著体现了这种严谨精神。 　　欧美研究者中，多将目光集中于个人或某种思想观念的研究。知名度比较高的有1976年韦慕廷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1980年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1981年Harold Schi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Joseph Echerich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John.E.Schrecker的《中国革命之历史透视》（1998年5月东方出版中心版 王国良中译本）中的部分章节。 　　此外，有些“点到为止”的论著和史料整理与本文工作目标关系不大，故略。 　　因此，本文下面要展开的讨论，实是填补这一学术空白的必需之作。

原文 发表于《近代中国》专题研究  浏览：1843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8 20: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