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与胡适的情况相类似，早在20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梁漱溟，也在80年代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仅他的那些观点独特的著作得以出版或重印，而且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后期开始问世。学者们比较研究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的看法，并由此重新估价了梁漱溟30年代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两位观点迥异的人，但他们义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解放和改造农民才能解放和改造旧中国。但是在如何解放和改造农民这一问题上，这两位同龄人却分道扬镳了。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的、暴力的、剥夺的、阶级对抗的方式；而梁漱溟则主张用和平的、建设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讲也只是一种文化改造、改良运动，因此它在阶级对抗的旧中国的失败命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人物，学者们普遍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虽然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但他们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革腐朽的卖国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命。他们倡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所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的目标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维新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的性质，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变，而且为此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20世纪中国的真正起点正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14) 　　　　至于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人物，除了孙中山的研究继续取得进步外，其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教仁为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然而长时期以来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这是极不公允的。事实上，当1912年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从事实业救国，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大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企图恢复封建专制之时，宋教仁积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希望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进而将权力夺回到资产阶级手中来。他的这一活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至于他在国民党政纲中放弃民生主义以及拉拢一批官僚政客入党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放弃原则的妥协表现，较之同盟会来说是一种倒退。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方志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研究得也比较充分，许多年谱、专著、传记的出版，使一些原先比较模糊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尤其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利用了大量不为一般著者所得寓目的档案资料，不仅丰富了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为历史人物研究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 　　　　80年代，史学界对许多先前蒙受冤屈的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甚至是领袖人物，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像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项英、叶挺、彭德怀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历史的真相。 　　　　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多年来禁区特多。80年代，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陈独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诸如大革命失败的问题，改变了过去把一切责任归于陈独秀主义的观 点，指出陈独秀的错误有相当多的内容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陈独秀只是这种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陈独秀托派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该把陈独秀转向托派之后与中共党内的分歧视为革命阵营内部在如何推翻国民党统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不应该定为“反革命”的性质。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立场。他还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反共拉拢，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许多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为他之所以在晚年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因为他已经理智地认识到这种模式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15)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高度推崇。 　　　　对于瞿秋白，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从各个方面系统研究了瞿秋白的贡献，指出瞿秋白最早论述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最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并强调它的实践性；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最早重视农民问题；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最早提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早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如果说丁著的重点在于剖析瞿秋白的思想贡献，而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及他的一些研究瞿秋白的单篇论文则更多地从辨诬的层面揭示瞿秋白文人从政的内在苦闷与心曲。尤其是他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分析，不仅在学术上为瞿秋白的这篇有争议的文献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为中央专案组重评瞿秋白提供了学术基础。 　　　　近代中国是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能找到国际背景，因此如何评估近代以来那些来华的外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个别历史人物外，几乎均予以否定。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近代以来的来华外国人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对于他们的历史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像李提摩太、古德诺、端纳、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司徒雷登等，都有不少论文或专著论述他们的生平与活动。 　　　　共产国际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共产国际有关，即便是国民党的发展也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80年代以来，鲍罗廷、维经斯基、马林等也都有人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得到国际社会一切具有正义感的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对于这些友好人士，如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路易·艾黎等，8O年代以来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他们的学术机构和团体。 　　　　此外，对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历史人物，如王明、张国焘、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研究也在80年代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比如王明，由于过去过分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王明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可以说是在对王明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或者说突破。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抗战时期确有右倾错误，但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及长江局的工作，学者们认为也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研究，肯定他对南方党和新四军的工作也都提出过有益的建议。至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许多学者认为只是认识问题，上升不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因为他是主张积极抗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也是深厚的。(16) 　　　　对于林彪，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用倒算账的办法将其历史一笔抹煞，要坚持两点论，一是肯定他在“文革”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是不能因为第一点而随意贬斥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应该充分承认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员战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做过许多贡献。 　　　　至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领袖人物，在80年代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首先是蒋介石家族的人物传记的出版呈现活跃之势。这些著作对蒋介石一生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叙述，并把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置于近代中国诸多国内外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地客观地考察其言行，评价也相对说来比较公允。 　　　　关于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本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题目，但是多年来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事实上，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人是这一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为中国人民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学说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材料。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如胡汉民、戴季陶、李烈钧、龙云、陈英士、林云陔、朱执信、商震、宋哲元、张治中等，是当时中国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十分活跃的人物。他们主编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等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一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论著则对此或几笔带过，或极力贬低，或干脆避而不谈。80年代，有多篇论文或专著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从而使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的关系得到澄清。 　　　　对于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比较友好或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民党左派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80年代的研究也比较充分。像于右任、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李宗仁、邓演达、蔡元培、陈友仁、彭泽民等，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等，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实业界人士如黄炎培、晏阳初、阎宝航等，都有不少传记出版。 　　　　即便是那些对中共不太友好的国民党人，如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胡宗南、陈布雷，甚至一些帮会中的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也都有不少论文或传记论述他们在近代历史上的活动情形及应有的地位。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1979―1989年的研究，已经远远突破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正面历史人物，而将许多次要或反面的历史人物弃而不理的倾向，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关注的历史人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过去没有或很少研究的历史人物，如曾国藩、郭嵩焘、王国维、刘师培、黄侃等，都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对于历史上因反对过鲁迅或其他进步人士而被一度误解或委屈的文化历史人物，80年代中国史学界也做过不少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像林语堂因曾与鲁迅论战过，多年来得不到公正的评价，80年代开始有文章表彰他不仅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而且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至于曾经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杜亚泉，在过去几十年更是被一概否定，几乎非专业的近代史工作者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杜的情况。80年代开始有学者郑重介绍杜亚泉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公平地分析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为杜之所以在文化问题上沦为一个落伍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时候，光讲科学知识，未讲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未讲科学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未讲科学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造成他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的分野。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向为学者所重视。在1977―1989年的十多年间，在综合性的传记方面有所突破，学者们利用集体的力量，编辑了一些有价值的综合传记。如《清代人物传稿》、《民国人物传》、《民国高级将领列传》、《黄埔军校名人传略》、《中共党史人物传》、《革命烈士传》以及各种名人录、历史人物大辞典等等，应该说各有不同的参考价值。 　　　　在个案的历史人物传方面，这十年的成果也很值得重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人们开始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尝试写作传记。这些传记作品大都能够注意将传主的思想与实践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摆脱了以往评论历史人物的简单模式，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历史人物，刻意追求公正，力求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即使是对那些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学者们也更愿意坚持具体分析，尽量肯定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对于那些有着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和问题，学术界也适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如对蔡锷的功过、宋教仁对民国初年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功过、虞洽卿的阶级属性等问题，都曾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 　　　　三、繁荣中的问题 　　　　90年代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面较80年代更加广泛，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许多过去不曾被学者关注的历史人物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也远比过去丰富多彩。在80年代中国近代史领域，现代化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了90年代便开始出现一些从“现代化”的立场上重估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专著。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重观近代中国的历史，许多问题似乎都值得提出来重新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分歧越来越大。 　　　　关于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鸦片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诸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究竟是不是林则徐促使道光皇帝下令严禁鸦片贸易？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与虎门战败是不是琦善的过错？尤其是在关于林则徐的评价问题上，研究者们更是莫衷一是。 　　　　作为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林则徐身上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他一方面主张对外抵抗，反对侵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蒋廷黻早在30年代就指责过的那样，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贯沿用的坏人当道、好人遭厄的“忠奸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否则“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18) 　　　　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中国总是被侵略，因此从道义上看，中国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而西方列强总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晚清以来的官绅阶层和20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便往往以此为理由把肯定西方和检讨本国弱点或错误的言论视为大逆不道。出现这种思想的背景主要在于，评价者忘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除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外，还有一个如何使中国尽快走向现代化的任务。而中国如欲走向现代化，就要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就要反对本国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从这个立场上，总是先走一步地看到这一点，总是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也充分肯定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对本国的文化传统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攻击与渴望总是正确的，但又总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在其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要受到人们这样那样的非议。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诬为“汉奸”、“买办”、“卖国贼”等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国人太容易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与指责这些传统的正面历史人物相呼应，过去被视为反面的一些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开始重新走红。80年代中期，冯友兰在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哲学的历史时，最先提出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进行重新研究，至长篇小说《曾国藩》的出版，人们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原来被歌颂的农民领袖，则成了腐败、无耻的化身。 　　　　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研究相比，90年代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比较倾向于稳健的改良，而批评维新派某些过于激进的主张，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证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人全面追求现代化的最初尝试，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甚至可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体制的革命，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19) 　　　　鉴于对戊戌维新运动总体评价的变动，学术界在对戊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也有不少新意，研究面也较往日有很大的拓宽。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入外，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其他维新派人士、帝党、后党、洋务派、顽固派如翁同？、张荫桓、张之洞、黄遵宪、张元济、刘光第、张謇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些新进展，基本上肯定他们在维新变法期间的贡献和作用。 　　　　在对康有为的评价上，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不再泛泛地谈论康有为的贡献与局限，而是着力于探讨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分离行政和议政机构，设立总揽变法的议政机构制度局或懋勤殿，试图对封建制度和政体进行初步的实质性的改革，从而使戊戌维新成为有别于洋务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于原来研究所认定的康有为落后保守的一面，如利用孔子鼓吹变法、尊君权抑民权、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等等，都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大多也能自圆其说。 　　　　至于梁启超的研究，90年代以来出版了几本梁启超的传记，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对梁启超的批评，更多地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其晚年则比较多地留恋中国传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帝制复辟。如何评价严复的这些变化与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困惑着中国学术界。90年代以来连续举办过几届严复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严复研究有个小的帮助。大多数学者都充分注意和肯定严复在传播西学，认识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方面的贡献。但在解读严复思想的内涵方面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倾向，一是宣扬新权威的一些非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将严复崇拜为中的近代权威主义的先驱，而另外一些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视严复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者，甚至有学者认为严复对自由主义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新自由主义而远离古典自由本义。在对严复晚年思想与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的评估上，学者之间的分歧一直比较大，有的认为严复晚年实际上已经边缘化，对思想、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不大，有的认为严复的思想并不存在前后期的明显分野，只是前后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至于谭嗣同，一直没有人否认他是近代中国冲破封建罗网的闯将和积极推行变法维新的勇士，他的仁学思想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构成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青年文化精英，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挑战，不仅对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而且对此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二、三代青年文化精英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到了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指责谭嗣同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先驱，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潮的先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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