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7、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这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伟]大农民暴动，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五十年前的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带着狭隘与落后性的，这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时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之陷于失败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一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史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8、关于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临时约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道路，功绩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有它的软弱性，领导革命不能彻底，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果实反被北洋军阀篡窃，既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也并未完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9)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这套资料丛刊的编选，依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说．《鸦片战争》资料中，编者们对选自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林文忠公事略》的材料，就作出了自认为是必要的删节――将林则徐根据自己谪戍新疆时的亲身经历而对后进们所作的提防俄罗斯侵略的几句谆谆告诫给删略了。(9)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多方告一段落的有关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三联书店还为此出版了讨论专辑。(10)据作者自己说，所谓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究其本意，是想解决对相关历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的问题，以克服近代史中“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而据作者的分析，这种缺点的产生，虽然有种种其他原因，但与既有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在逐一叙述若干重大事件时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很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 　　　　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作者的这一初衷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因为作者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学者们的讨论尽管在具体的分期问题上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由此也可看出，这场分期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本不在于具体时段的划分，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性诠释体系，提出了一个统系全局的纲。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旧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故而，人们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概括。 　　　　到了60年代初，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些按照新体系编写的教科书陆续问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4册。《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其中的第4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也即近代史部分（1840―1919年），由刘大年负责组织近代史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编写。《中国史稿》第4册力图克服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类似于纪事本末体，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的缺点，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11)。这部书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在专史研究中，则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最为深入（由于相关研究都已有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 　　　　50年代初出版的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是一种大跨度的研究，晚清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50年代末出版的丁名楠等集体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系根据当时所能找到的材料，对晚清时期各主要资本本义国家“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综合叙述”(12)。但此书所侧重的还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国才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由于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下文表1是笔者据《历史研究》创刊后40年间发表的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所作的分类统计。从中不难看出，在1966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竟占到58％，远超过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占19％）。 　　　　政治史和人物研究有着不解之缘。政治史是历史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内容，而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点，就是离不开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如果说晚清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凸显的前台就是晚清政治史；而活跃于前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由于“文革”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色彩日益加重，对晚清人物的研究有着过于偏重革命营垒的倾向，而对统治阶级也即所谓反动营垒中人物的研究则是很不够的。笔者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13)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统计：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成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兴办实业的活动。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14)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年与1979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966年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左”的路线越演越烈，正常的历史研究几乎已无法开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时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至于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宫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为配合“批林批孔”而陆续发表于1974―1976年间的有关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 　　　　（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当然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的形成（到目前为止的50年已远远超过民国史的38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虽然仍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清代史之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已愈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而与民国史的区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或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绝口不提清帝的逊位，现在却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据。90年代初陆续出齐的10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生主编），已正式将晚清史纳入其体系之中，其中的第7、第9两卷为晚清政治史的专卷。范文澜编写、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卷本），本撰写到清代嘉庆朝为止，现也决定续撰晚清史部分，并可望在1999年底之前完稿。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中，根本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将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清史》（下）和《中华民国史》的门下。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对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事依然有着足够的兴趣，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同是晚清史，从近代史的角度与从断代的角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从断代的角度看，晚清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已是巅峰过后的下坡，是“盛世”之后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没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却是相对干“今”而言，从近代史的角度审视晚清史，研究者着眼于现实，更看重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应该反映时代发展中人们需要知道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说过的，“他们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问题的聋子”。(15)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随着一批研究单位乃至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恢复和创建，随着有关学术刊物的增多，随着各种大中小型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和出版。这些论著中，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写就而由于种种原因积压下来的，新撰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有所研究积累的成果。 　　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册　1978年出版，第2、3册1984年出版），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搞》第4册，该书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4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此书只出了前3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 　　　　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16) 　　　　胡绳还在“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胡著确系大手笔，“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17)然而这部著作也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他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18)，这就多少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加之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近代史既有的体系也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等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先生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19)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厂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其次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具体表现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渐次展开并各有成就。 　　　　与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也受到重视。曾因“左”的思潮冲击被迫中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也于20年后的1978年重新上马，并于1986年出版了第2卷（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等专题研究也相继取得成果。 　　　　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等人，对湘淮军集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八大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太平天国的研究曾是成果最丰的领域，在“文革”中也是“受灾”最烈的“重灾区”。早在“文革”前，就已有着过分拔高农民起义，且以太平天国比附共产党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发难，又伤害了一批持不同见解的学者。“文革”中，“四人帮”更是利用太平天国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太平天国的一些其他重要人物，包括杨秀清、石达开，也和李秀成一样，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施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诗，也在唐山大地震后被“四人帮”作为鼓舞人心之用。对此，近代史学界的学者们早就蹩足了一股气，所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最早“复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一时间，大平天国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现了一派热闹的景象，曾有人为此戏言：“研究太平天国的人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但随着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的陆续开发，众多人一轰而上挤在太平天国领域的现象很快得以克服，研究的热点也渐次后移。因此，当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后来在英国发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珍贵的太平天国文献时，虽也曾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震动，但有关文献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热点已过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研究继太平天国后成为新的热点，这跟学术界与国外及台湾地区学术交流的加强也有一些关系。除报 　　刊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等。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洋务运动的研究也开始“热”起来，对研究对象――洋务运动本身的评价也逐步升高，如一些研究者提出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有着爱国的倾向和抵制外侮的作用，它对中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在本质上，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等等。上面提到的新的主线说，也即“三个阶梯”说，与“洋务运动热”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晚清政治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因头绪较多，不再一一细述，兹据《历史研究》所载论文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 　　　　表1《历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1954―1993年） 　　　　据《〈历史研究〉目录索引》整理。按：1954―1983年的索引原系按专题排列，1984―1993年的索引则系按时期排列。现已尽可能地作了归并，以利对比。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4年复刊直至今天，虽有月刊、双月刊的反复变化，但其研究论文的容量还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用来进行一些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目录索引》中，无论是专题或是按时期划分，上表都有一些论文不属于或不纯属于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本表的统计中只剔除了那些明显不属于政治史的论文。 　　　　首先，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的总量略呈上升趋势：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约12年，发表有关论文113篇；1974年复刊至1983年的10年，计发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10年，计发表135篇。 　　　　其次，各专题篇目数量变化明显。 　　　　两次鸦片战争：在三个时期均非热门，但在1984年后略多，呈上升趋势。 　　　　太平天国革命：由“文革”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2/3）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1/7）。 　　　　洋务运动：由冷转热，由“文革”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后已跃居第二（1/4强）。 　　　　戊戌变法：热―冷―热，除“文革”期间一度受冷遇外，稳定在11左右（1/9）。 　　　　义和团运动：始终未能成为热门。 　　　　辛亥革命：稳定上升，由“文革”前居于第二（但只占1/5），上升为第一位（近2/5）。 　　　　帝国主义侵华：居于末位。由于有些论文已归并到各相关时期，这里主要是属于总论或按边疆地区分类的部分。但其在“文革”期间显然曾“热”了一下，这与当时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政治背景有关。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政治史、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我们可以大略地将其归结为“三多三少”或“三弱三强”，即：在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中，政治史的研究相对减少变弱，其他专史研究相对增多增强；在近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中，热点也在逐渐后移，即移向中华民国上的研究，晚清史的研究相对冷寂；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对革命运动、革命者的研究减少，而对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人物乃至晚清政治制度、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演变等的研究得到增强。应该说．这些部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研究深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音。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政治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就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来说，认为不但太平天国、义和团，甚至辛亥革命都搞错了，弄糟了。对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如对曾国藩，说是要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污蔑不实之同，“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等等；又如对李鸿章，不赞成将其一概骂倒，因为不论是其他什么“鸿章”上台都无法避免他的命运，这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的，但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某种不确定性本身还是一件极为可喜的事情。从论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无比正确和必然性，转而“翻烧饼”，进而再平实地研究和叙述历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历史学本是一门求实的学问，即使不用某种分期或叙述体系，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照样可以把历史解说清楚的。 　　　一位智者说过：“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20)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人类今天的活动将把我们自己引向何处，现代的人们也未必能确切地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将因这种不确定性而常新，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必将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这并不是说，晚清政治史如什么“大饼”或“大钱”之类可任意翻转或随意排列，而是说它可以不时地凸现出它先前不为人知或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完） 　　 　　　〔作者姜涛，194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见其所著《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及崔志海《1998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状况报告》（未刊稿），特此致谢。 　　　　(1)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新建设》创刊号（1949年9月8日）。 　　　　(2)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1358页。 　　　　(5)毛泽东：《人民英雄水垂不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94页。 　　　　(7)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95页。 　　　　(8)按：以下引文均摘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种资料的“序言”、“叙例”或“题记”，不再一一注明。 　　　　(9)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按：被删略的有关记载是：“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成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263―267页。 　　　　(11)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　郭沫若：《致刘大年》（1962年8月26日）。 　　　　(13)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弁言”（1957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4)徐立亭，熊炜编：《中过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　194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参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 　　　　(16)　胡绳：《从鸭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语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第116―117页。 　　　　(18)语见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1―22页；并参见姜涛《“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新释》。198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19)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 　　　　(20)马丁·加德纳：《灵巧的宇宙》，转据伊·普里戈金《从混炖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原文1999年第5期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  浏览：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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