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至于强调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这其实是胡绳当初提出问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胡绳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任务，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27)“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所谓阶级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所谓阶级斗争，则是基于经济利益根本冲突的集团之间的斗争。提出研究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这样的问题，当即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怎样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要研究新的阶级、各阶级间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自然就是要求研究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要求把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刘大年在1980年提出“中国近代史从何处突破”这样的问题，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提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这样的用意。应当指出，5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关于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和运用愈来愈简单化、公式化，对阶级斗争的表现的理解，也愈来愈教条化、线条化，许多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千篇一律，一个面孔，使读者愈来愈不满意，引起大量反思和讨论，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反思和讨论，对于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理解唯物史观，加深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的历程，多角度、多面向、全过程探讨中国近代史，是有很大好处的。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　》1988年第　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29)这位作者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　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　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　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 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完） 　　 　　　　〔作者张海鹏，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见《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　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　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　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28)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9)　夏东元：《中国近代史应于改写》，1988年9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0)　夏东元：《l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1)　参看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2)　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33)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4)《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7页。 　　　　(3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原文1999年第5期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  浏览：50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1 21:0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