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四、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人物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现在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却是，以往基本受到否定的封建统治者都被大加赞扬，而原本被肯定的历史人物则受到批评和责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人认为，西太后不是顽固的守旧派。她渴望着中国的繁荣与昌盛。她同情、支持有利于中国富强与发展的改革。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根本原因也不是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扼杀，而是因为维新派的过激。谭嗣同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始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还有人称赞西太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是足可称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曾被认为是近代军阀的鼻祖，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妥协媚外的卖国贼。但现在有的文章又把他赞为“一代伟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的对外妥协，被视为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他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是阻止了中国向黑暗中世纪的倒退；在他及湘军将领身上，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美。相反，洪秀全及其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则被指责为背离了民族的利益，造成了文化的断裂。 　　 　　　　对于袁世凯的新评价，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人认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其积极作用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其就任总统和所实行的内外政策，也都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甚至对于袁世凯的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也有学者表示了理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受到研究者的种种批评，认为孙中山的主张根本不合国情，其活动导致了民初的社会动荡、阁潮迭起。 　　 　　　　对于历史人物评价中出现的这一趋势，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进行全面翻案，是不科学的。纠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是必要的，但要防止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建国后，史学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近代封建统治者的罪行进行了批判，其间固然有某些把握不准和过火的地方，但大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 　　 　　　　其次，应掌握正确的评价标准和方法。第一，以是否反帝反封建作为评价近代人物的主要标准。现在的一些新观点实际是以近代化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而这个近代化又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的近代化。这样必然就会把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和条件从事开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然而，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决不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排除在近代化内容之外，更不能人为地把二者对立起来。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有文章指出，在现在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立场的不同。一些人就是站在清政府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立场上，对洪秀全、孙中山提出了否定性的评价。第三，注意把握历史人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不是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全面的考察，而只是把历史人物抽象孤立地加以描述，或抓住某些言行加以片面渲染，以偏概全，随意拔高、美化，将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 　　 　　　　五、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 　　 　　　　如何运用、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理论，学者们也存在着些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历史研究方法必须根本变革。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理论都早已过时，对其坚决捍卫的结果，就是被世界学术潮流所抛弃。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有人提出应进行全面的反思和突破。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是一种“战时史学”，其特点是学术听从于政治，缺少学术价值。在进入和平年代后，它自然也就随之过时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二，毛泽东是革命家而非史学家，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有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对此应该重新检讨。其三，以往近代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则、体系框架等，都是值得从新的角度去检讨和推敲的。还有人彻底否定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并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种观点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只有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阶级斗争学说等，才能最清楚、最全面地解释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但决不能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学者们还特别强调并澄清了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并不是要搞教条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并不矛盾，应该力求建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交叉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史学方法体系。其次，历史研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和出发点。现在许多新的观点，是建立在系列对历史进行假设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也应当在既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评价各种历史事变的功过得失，但不能也不应当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臆测和情绪，去重新假定历史的发展道路。第三，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以史为鉴，是史学的项重要功能：现实的发展，又常能给立足当代而回首从前的史家以新的灵感。现实和历史不能割断。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随意混淆，把现实中的某些观念硬往历史上套。第四，注意创新与求真的统一。科学进步有赖于不断的创新，但创新的本质是为了进一步的求真。在史学研究中把创新与求真相割裂甚至对立，将严重损害创新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导致对历史的编造和歪曲。所谓创新，一种是通过对前人某种不科学认识的纠正来达到新的科学认识；另一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进。这里就有一个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继承问题。现在有人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判断就一概否定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这是不公平的。 　　　　上述所反映的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排除干扰，通过开展健康有益的学术争鸣，以求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形成一个合理的共识，从而推进近代史研究的正常发展，这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它也是当前许多史学工作者的愿望。（完） 　　 　　　　〔参考文献〕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张磊：《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3］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　　　　期。 　　　　［4］郭世佑：《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5］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6］郑焱：《打破束缚，更新观念》，《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7］周清泉：《中国近代史应当提到近代世界历史范围内研究》，《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8］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 　　　　［9］高燕宁：《浅析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0］胡波：《走向世界，中国近代历史不可忽视的主题》，《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11］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2］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3］郭莹：《精英人物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14］姚传德：《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评析》，《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2期。 　　　　［15］祁龙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太平天国史学》，《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 　　　　［16］辛岩：《无本者竭　　有本者昌一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原道》第1期。 　　　　［17］朱华：《简论上海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解放日报》1986年7月2日。 　　　　［18］赵津：《租界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19］姜新；《重评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20］许殿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1］郭世佑：《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 　　　　［22］郭世佑：《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3］姜铎：《关于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24］蒋大椿：《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25］孔令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评一种观念论的文化史观》，《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26］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27］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 　　　　［28］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29］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30］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1］尚克强、刘海岩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2］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3］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原文1999年第2期 发表于《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浏览：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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