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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中忠王受到的待遇是差劲的,曾氏兄弟完全是拿对待阶下囚的待遇招呼他的,尤其是曾国荃,将其“野性”与“蛮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日记记载:曾国荃“闻生擒伪忠王至,中丞(曾国荃)亲讯,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或告予,予以此人内中(指清廷)所重,急趋至中丞处。耳语之。中丞盛怒,于座跃起,厉声言:‘此土贼耳,安足留,岂欲献俘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
而后,曾国藩让李秀成写自供,但是在囚笼里写的,按照网友的说法,窃取了别人的著作而且没付版税还随意篡改。但这也使得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将领中唯一有机会留下亲笔自述的一位。不过,曾国藩何以如此,恐怕还是怕万一公审,李秀成口中会说出对他不利的东西,所以拿了这么份删节篡改过的自述出来做交代。 李秀成受到这样的待遇与他被俘时天京已失陷,太平天国大势已很难再挽回有很大关系,但这显示被某些人誉为“大儒”“国士”的曾国藩也一样未能免俗。对别人的尊重其实是对自己的尊重,曾国荃因为久攻南京不下而恼羞成怒,但李秀成根本不屑理他。李秀成好象没有被公审过(还是我没看见),而曾国藩对他的亲审似乎也是在半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荃用他自己可笑的暴跳如雷作为衬托,为忠王制造了一个显示出其英勇与凛然的机会。 柯文南先生说,曾国藩“不能跟屡次被英王打败的无能的满族贪官胜保比较”,此言有理,胜保虽然是无能的满族贪官,但对被擒的陈玉成似乎还是以士礼待之的,而且好吃好喝地款待着(哪怕是为了招降),并且在公审 时陈玉成的破口大骂面前表现得颇有风度,陈玉成一再“词气不屈”“述胜保其败壮以为诮”甚至称之为“胜小孩”,“好不自重物件”,胜保也没像曾国荃一般恼羞成怒。以致于后来多隆阿听说后笑说胜保是“自取起 辱”,说“若是我们处此,绝不见面,以宾礼待之,待圣旨分解”。 胜保对英王口供的修改自然也是和曾国藩不同的,李秀成当年亲笔写了供词,曾国藩的删改还得通过笔记来鉴定,而且到现在都未有定论,而胜版的陈玉成自述中什么“久仰胜帅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任哪个有脑 筋的人看了都知道是货真价实的假冒伪劣。 三人之中,石达开被俘后的待遇大约最好,名义上他不算俘虏,他进清营只是履行谈判的交换条件,所以他从1863年6月18日被“押解”起行,至25日到达成都,他都是坐着高抬大轿,由三名部将骑着马护卫而行的。几人都是一色天朝衣冠,一路之上十分招摇,搞得延路上都有人络绎不绝地争睹翼王君臣的风采。其实石达开无论在天京时几乎没坐过轿子,也没有任何摆排场的记录,远征后多数时候又是急行军,像这么招摇着一路走过去的情景还真十分难得。 一路之上,各地地方官员都设了上等酒席款待他们,接到之周犹如贵宾一般。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官一方面慑于石达开的威名,唯恐在自己境内出了麻烦担待不起,又大多十分敬佩石达开的才干人品,因此态度上都十分恭敬,不敢有丝毫侮慢。一路之上,莫不如此。 石达开到成都后在审讯中留下了不少口供,不过已经被骆秉章篡改得面目全非,据说当时有四厚本口供,但留下来的却只有一小册,而且其他记载涉及的一些内容也没有出现。骆秉章的野心比胜保他,他不只想给自己脸上贴金,更在他给皇帝的口供中加上一句“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但是在存档的口供中并没有这句话,反而暴露了其诬蔑石达开的不良企图。 陈玉成在上公堂时,被左右差官喝令他下跪,引得他大骂,说胜保“好不自重物件”,骂罢在用来跪拜的拜垫上坐了下来。而石达开则和他的三位部将则是上了堂就老实不客气地在四个拜垫上坐下,在场差役无人敢喝其下跪。 四川的官员对石达开和他的部将都是以礼相待的,所以石达开在公堂上便是和他们讲“理”,刘蓉在私人信件中评价石达开在公堂上的表现是“词气不亢不卑,不做摇尾乞怜之语”,不过,虽然“不亢不卑”,他还是让主审官们有点下不来台,成都将军崇实没审几句就理屈词穷说不出话来(看来和胜保是一流人物),只好换骆秉章亲自出马,最后被一句“今生汝杀我,安知来生吾不杀汝耶”问到答不出话,忙命左右上绑----石达开等人是直到此时才被绑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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