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我一早就对诸多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败亡与红军的胜利渡河所做的“对比”的说服力表示怀疑。无可否认红军的胜利渡河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当着种伟大被试图通过“对比”证明起“历史必然性”时，怀疑便出现了。 　　 　　首先是关于石达开在大渡河一战中的指挥的诸多误导的说法，比如说他已经渡过1万人又渡回来，说他不了解天时，说他为了庆祝生儿子耽误了三等等，这一点已经另文专门反驳过了。 　　 　　“民族问题”则是另一个被用以作为论证“必然性’的令我不解的问题。 　　 　　首先，一方面，许多文章指责石达开不应该轻易相信王应元的话，对其抱有幻想，另一方面，罗尔纲先生却又考证说石达开开始并没有和王打交道洽谈让路事宜，后来被困后才和王打交道的。这点我比较相信，以石达开的作风，在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下，应当是不屑和这种残暴成性的土司头子套交情的。不过，这倒过来又成了其不重视民族关系的罪证。就算石达开当时没有和土司王应元搞好关系吧，但是，一个土司头子，封建王朝所封的奴隶主，就可以代表“彝族人民”吗？没和这个奴隶主拜把子结为兄弟，就代表没和“彝族人民”搞好关系，因而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吗？ 　　 　　 　　第二石达开军队长年转战大西南，在粤滇贵川的众多少数民族中都深受爱戴，为什么到了大渡河畔民族关系就成了他失败的“必然因素”了呢？ 　　如果这样，那么长征中，虽然刘伯承与小叶丹顺利结盟了，可是，根据许多回忆录讲，并不是所有的红军队伍都那么幸运，同样有些彝族领袖对其他红军不买帐，乃至置其于死地。这又是出于什么必然性呢？ 　　 　　 　　第三，根据大凉山地区的人口调查和各种口碑，当初石达开“舍命全军”后活下来的一些太平军战士，后来在这一地区定居。是在当地彝族民众的掩护下逃过清军的搜捕活下来的。这我就不明白了，彝族百姓不是和太平军关系不好吗？连石达开本人他们都要置之死地，却不顾姓名地掩护这些“长毛根根”，而且同心同德(如果有一个人出卖就完了)，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第四，终于，终于，带着这些疑惑的我，见到了一份对当年以奴隶武装死守松林河，使石达开无法率军突围前往泸定的土司王应元所节制的人口的民族归属的记载。中国自古极重视户籍制度，因此这份调查清楚地写名了王应元所管辖“七场四十八堡”的数万人口的民族，其中“七场基本都是汉族，而“四十八堡”基本都是西番族！彝族只是极个别的一部分。 　　 　　这本是一份很容易查证的史料，在大渡河畔的剿杀石达开及其部众的王应元的人，其主体不是汉族就是西番族，而且很可能是汉族(如果“安顺场”是所谓“七场”之一的话)。总之和彝族没什么关系。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石达开的敌人被公认为是“彝族群众”了呢？是谁悄悄改变了历史的真面目，而且在记载明确的情况下却长期无法澄清，似乎也不打算澄清呢？ 　　 　　除了为了突出其“惊人的相似”，和“彝海结盟”做对比外，我想不出其他理由，把石达开汉族或者西番族的对手，硬改成彝族的理由。如果石达开的对手是汉族人，则根本与民族关系无关，就算是西番族，“对比”所能证明的“必然性”也大打折扣。大概某些人也很清楚，不能因为石达开没和西番族搞好关系就认定他和彝族也搞不好关系，相反，和彝族搞好了关系也不意味着和西番族就一定能搞好关系。至少，拿和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来做对比，“必然性”的说服力是大打折扣的。于是，石达开的对手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西番族，甚至汉族变成了彝族人。 　　 　　其实，两次渡河是否“惊人的相似”，根本不影响对红军胜利抢渡大渡河一役的评价，何必刻意如此？反倒而让人觉得，似乎单单渡河的胜利还不够伟大，非得有个“惊人的相似”的对比，才够伟大似的。 　　 　　而当我看到王应元所属奴隶的民族归属记录时，不禁慨然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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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4/24 7: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