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梅娘，缘于她的女儿柳青。若没有柳青，我和梅娘的生命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交集。在使用“交集”二字的时候，我心里不免有些大不恭的惶然：我的生命穿过梅娘的生命，只是一阵来无影去无踪的轻风；而梅娘的生命穿过我的生命，却留下了一道因光热而生的永恒烙印。 　　认识柳青，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刚搬到多伦多不久，在成为听力康复师的同时，也开始尝试写作。 　　见到柳青之前已经听说了她的身世–在相遇相知的因缘际遇中，有时耳朵会抢在眼睛之前行事。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她位于密西沙加的大庄园里。当我踏上她家那个蹲着两只石狮的台阶时，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拍–那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期待。尽管我知道我将结识一个充满了故事的女人，当柳青在午后的阳光里走出来，将我引进那个挂着齐白石真迹的厅堂时，我依旧吃了一惊 - 这是一个让辞典里的所有形容词都显得捉襟见肘的女子。我那一半装着英美文学一半装着康复医学的脑袋瓜子里，瞬间泛上了一个已经渐渐开始时髦起来的词：基因。这样极品的女人，应该有个怎样的母亲？ 　　于是我们的话题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我们各自的母亲。在那个下午和后来的日子里，梅娘的名字渐渐擦暖了我的耳膜。后来真正见到梅娘的时候，我已经深知了她的故事–那些与柳青的故事重叠的和不那么重叠的故事。 　　几个月后我在柳青的庄园里见到了从北京来多伦多探亲的梅娘。柳青为母亲的到来做了许多准备，硕大的庄园里有一个梅娘的专用区，她的卧室面向花园的凉亭，旁边是自己的厕所和厨房。梅娘房间的壁纸，爬满了温润雅致的长条花纹，使我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英伦。坐在窗前的梅娘对我来说是另一种惊讶–一种不同于柳青的惊讶。梅娘的肤色黝黑，脸上的皱纹像版画线条一样深刻，它们你推我搡地随着她爽朗的话语在她脸上行走成一种又一种灵动的表情。我知道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有出处。幼年失母，少年丧父，青春失伴，中年失去儿女，这些分散在别人生命中的悲哀，却无一幸免地集中在梅娘的生命轨迹中。厄运像一块块边角凌厉的岩石，匍匐在梅娘所经的每一个拐角之处，梅娘横竖是躲不过。柳青说母亲一生极少流泪，其实眼泪总得找一个去处。它们没有在梅娘的眼睛里找到出口，便渐渐化成了她脸上的皱纹。一条条，一簇簇。 　　“柳青对你真好呀。”我由衷地感叹。 　　“我要不要对她感恩戴德？”梅娘的回答带着一点孩子气的狭促。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渐渐明白，这就是梅娘表达对女儿关爱的方式。被生活打磨得极为粗糙的生命，正在安宁中慢慢放松。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天好得像一匹刚从织布机上卸下来的新蓝，庄园里的果林正逢收获的时节，阳光在急待采摘的苹果树上涂了厚厚一层的油画黄。那天我们的话题有些琐碎平凡，用今天的时髦话来形容，那天我们的对话格外接地气。我们谈起了被雨烂在地里的草莓，饺子馅的多种拌法，丝瓜汤该用什么肉配料。临走时梅娘给了我一个硕大的西葫芦，我们用它包了许多顿饺子，以至于我们的饱嗝里，许多天之后依旧还带着西葫芦丝的气味。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又见了梅娘几面，依旧在柳青的农庄。梅娘在她有风景的窗口写作，字迹工整端正。我们的话题渐渐延伸到我们读过的书，我们写过的文字，还有我们经历过的历史–我指的是那个人人有份的历史，梅娘极少在那段大历史中刻意翻找属于她个人的小历史。我不小心碰擦到了，她嘿嘿一笑，说谁叫我赶上了呢？没办法。开始时我以为梅娘是怕疼，后来才知道她的性格里有一样东西叫气度。在秋声渐起的窗口，梅娘的脸上映着浓腻而和暖的午后阳光，我知道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而我不知道的是，我一生中的黑暗日子正潜伏在前头的某一个角落里，等待着狙击的时机。 　　后来梅娘还是不习惯北美锦衣玉食的日子，思念她在北京简朴的旧居。于是她走了，悄悄的，就象她来的时候。再后来柳青也离开了多伦多。光阴冉冉，我们一晃就是许多年不曾联络。听见梅娘仙逝的消息，已是一个月之后了。我不禁想起了文化界所谓“南玲北梅”的说法，其实我对此一直不以为然。那个用“红玫瑰”和“蚊子血”传神地描述了男人的薄情的张爱玲，一生被负的，不过是几个男人。而那个脸上沾染着泥土的颜色和木刻般皱纹的梅娘，一生被负的，却是一个国家。张爱玲可以绕过男人，而梅娘却绕不过一个国家，因为她忍不住还是掏心掏肺地爱她的故土。所以南玲北梅的生活轨迹，终究只能是南辕北辙。留下的文字亦然。 　　梅娘终于可以，和她深爱的那个男人团聚了。在那个世界里，希望再也不会有战乱灾难和别离。但愿一切都像柳青出演的《祖国的花朵》里的插曲一样，有舟有水有花有云，快乐美丽恬静。 　　是为祭。 　　 　　20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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