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一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名为《小姐集》，缘起于她的高中国文老师将她的作文推荐给长春益智书店的经理。后者看过文稿后说，“难得的真诚，难得的清丽，这是又一篇《寄小读者》。”那是1937年，梅娘不满17岁。 　　　　1920年梅娘出生于海参崴，原名孙嘉瑞。父亲孙志远参与筹建奉海、海梅两条铁路——为了冲出当时南满路对吉林腹地运送粮食的钳制，张作霖提出修建——时常在海参崴逗留，结识了她的生母并生下了她，随后带着她们母女回到长春。但由于孙志远四处奔波忙于两路的营建，不久生母被逼出走继而自杀。幼小的梅娘从此被生命之谜困扰，整日战战兢兢，直到眼望着花纹斑驳的蛇皮软鞭凌空劈将下来，才确认了这绝不是亲娘的眼神，也终于明白，金装玉裹、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只不过是层层丝绸捆缚着用以炫耀的物件。“没娘”成了日后她使用“梅娘”这个笔名的由来， 　　　　也许父亲早已料到女儿命运多舛，不仅连母爱也一并给予了她，还有意识地训练这个娇女像男人一样独立。父亲为她延请了三位老师，一位前清秀才教读经写字，一位老教员教数学，还有一位沙俄老太太教英文。孩童时代她还跟从法国嬷嬷学习《圣经》，从道胜银行留守的沙俄贵夫人学踏管风琴。她用三年时间便读完了小学六年的全部课程，还在父亲的逼迫下，读了两本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从中掠得了民主思潮的鳞爪，又从《秋瑾传》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中学插班考试更是以洋洋五百字的作文《话振兴女权之好处》，令考官们惊叹。 　　　　父亲孙志远的发家史是个神话。这位来自泥土、依靠自身奋斗挤入上层社会的新兴资本家，弃农经商，事业发展到顶峰时，建铁工厂，开木材公司，甚至修筑了专用的铁路支线到长春四平街的宅邸。到了1925年，张作霖与郭松龄内战时，他已经有能力给郭松龄提供几火车原木；1936年，他从日本买了军火，接济进山抗日的马占山。可见当年孙家的家业多么殷实。然而，孙志远在42岁的有为之年撒手人寰，年仅15岁的梅娘从此开始了一生的挣扎。在父亲的金兰之友张鸿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和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的精心安排下，1937年初春，梅娘和三个弟妹踏上了日本。 　　　　此后的11年，是梅娘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东京内山书店，她遇上一生中惟一的爱情。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柳龙光，当时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在内山书店打工。此后他们共同在日本生活了四年半，其间梅娘继续学业，柳龙光则就职于《每日新闻》报社当记者。1942年春天夫妻二人双双回国，在北京从事写作、翻译，还创办杂志，风生水起，成为当年文化圈的活跃人物。 　　　　奠定梅娘一生创作成就的三部曲小说《鱼》《蟹》《蚌》，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初。小说沿袭了“五四”的文学传统，对于读过易卜生、鲁迅和萧军的梅娘来说，个人的解放、情感的自主与控诉封建家族，自然必是题中应有之意。她的创作给她一生带来了两方面深远的影响：一是由于畅销和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推荐，1944年《蟹》获得了“大东亚文学奖”，这毕竟是日帝文学报操纵下的产物，可以想见，这将成为她后半生走不完的怪圈。对此张中行有言：“有守土之责的肉食者不争气，逃之夭夭的，依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把‘气节’留给不能逃之夭夭的，这担子也太重了吧？”二是据说她曾与张爱玲共享“南玲北梅”之誉，美籍评论家王德威解读：“两人文学声名的消长，固然有幸与不幸之别，但也多少说明了她们才华高下的不同。”但我更愿意将这个句子翻转过来：两人文学声名的消长，固然有才华高下之别，但也多少说明了她们幸与不幸机缘。何止名声的消长，与张爱玲相比，梅娘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她只是一个善良并有良好教养的女性，无论要求她从政治上，于国难的层面做出怎样的解释，还是要求她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都是太高的要求。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梅娘的才华，与红了一个世纪的冰心等女作家相比，或许只高不低。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历史不能重来，梅娘的命运定格在了1949年。 　　　　柳龙光带着中共北方局刘仁的特殊使命奔赴台北，为说服他的好友、国民党蒙古军头乌古廷起义，和平打通河西走廊，解放新疆。不幸的是，他乘坐的太平轮在舟山口外沉没，于1949年1月27日遇难。彼时28岁的梅娘已先期到达台北，得知丈夫的噩耗，她没有选择留在台湾做吉林省代表，或者接受日本大学的聘请去教书。带着两个女儿及只差三个月降生的遗腹子，抱着丈夫有可能被搭救生还的一线希望，她选择了回到上海。梅娘的大女儿柳青曾回忆：“顶着炸雷般的炮声，我领着五岁的妹妹，踏着上海里弄的石头路到医院去看妈妈。妈妈独自一人生下了小弟弟。” 　　　　从此，在可以历数的各种运动里，梅娘都难逃灾厄：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遭批判；1955年“肃反”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按“右派”的一级条款处理——开除公职，进了劳教所。“特嫌”“间谍”的身份一直没能与她切割，“文革”中当造反派说她的丈夫是叛逃的特务时，她倒情愿那是真的。曾经在电影《祖国的花朵》中饰演的中队委的大女儿柳青，15岁便挑起了抚养13岁的妹妹和8岁弟弟的担子。她周末先骑20里路自行车带着一瓶炸酱去北苑劳教所看望母亲，再到社会福利院看望重病的妹妹。两个月后，妹妹死了，给她留下了一生的悔与痛。难怪柳青在1989年母亲打越洋电话催她回国时，沉吟了一分钟（29元话费！）之久后说：“妈妈，（我）会不会重复您的遭遇呢？” 　　　　1962年，因患肺结核，梅娘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在街道做刺绣，到离家远的地方帮佣，去火车站当脚力扛冬储大白菜。她要挣出一家三口的饭钱，要负担考上电影学院的大女儿的各种费用，要为因疏于照顾得了肝炎的小儿子治病（后于“文革”插队时病逝）。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梅娘是小说家，但她本人的故事远比她的小说要曲折得多。 　　　　上世纪90年代，梅娘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她的书一版再版，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中国新文学大系（1939-1949）”选入。接到赴故乡长春参加东北沦陷区文学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她思虑再三，穿上银色的长衣，饰上黯淡了的绒质玫瑰，那是父亲40年前送她的生日礼物。因为这顶“汉奸文人”的帽子，因为“特嫌”身份，她以“庞大的忍耐”（西方研究者语）吃尽了所有苦头，现在到了她想起自己是女人的时候了。那一年梅娘73岁。 　　　　晚年，她惟一的女儿要接她到国外生活，她说：“我对柳青没有尽到义务，在她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我成了‘右派’，不仅没有养育她，而且把照顾弟妹的重担强压在她那少女稚嫩的肩上。这是我的终身遗憾，我亏待了她，对于她的成长不是呵护而是碾压。我的为母之心始终丢不开这个死结。”而柳青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文革”中因为顾及“红五类”的丈夫而与母亲划清界线，虽然“文革”后她离了婚，但她一直在质问自己：“妈妈顶住重压二十年，我为什么连几年都顶不住？” 　　　　2013年5月7日，梅娘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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