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泉(1949-男，江苏宝应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殖民地文化研究。】 　　 　　摘要: 女作家梅娘，出生于被沙皇俄国割据的海参崴，成长在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满洲国”，曾留学宗主国日本、侨居战时日本新闻中心大阪、活跃于北京沦陷期文坛，内战后期，又客居台北北投。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孕在身的梅娘，面对丈夫在太平轮海难中丧生的意外，毅然携带着两个幼女，从台湾经上海奔赴北平，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经历了政治运动带来的七灾八难之后，至今依旧坚守写作。再加上其具有传奇色彩的父辈、儿孙辈，梅娘的人生历程、写作生涯和社会关联，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丰富多彩地融函了和折射出百年来的中国演化史，是探讨和佐证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乃至东亚的跨世纪变迁的难得的作家个案，值得加以梳理和研究。 　　 　　关键词: 梅娘 沦陷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殖民地文化 　　一1945年：沦陷区文学终结前的梅娘 　　 　　1945年5月7日，德国按照盟国的要求宣布投降。1945年8月15日，中美英苏政府公告日本政府正式无条件投降。 　　在剑与火的大动荡年代里，甚至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反殖民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决战期，日常生活，包括文学艺术，依旧在沦陷区延续。 　　1944年11月，由华北作家协会 主编的《作家生活》连刊之一《黎明的喜剧》在北京出版。时值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期，“大东亚共荣圈”经济濒临崩溃，印行这薄薄的一册33页小书，已属不易，与三五年前异常繁荣的北京出版业不可同日而语。 　　《作家生活》连刊编辑山丁 的文章《北方的作家（1）》列于刊首，重点评介了小说家中的一时之选袁犀、 梅娘和马骊 三人，文后附有他们的“作家从文小传”。“梅娘”部分如下： 　　 　　（一九一七年生）原籍吉林，父为实业家，早逝，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卒业，一九三三年刊行处女散文、诗集《小姐集》 ，一九三五年为大同报记者，由文丛刊行会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二代》，旋即去日本侨居大阪，书长篇小说《蟹》，一九四二年来北京，为妇女杂志嘱托，一九四四年刊行短篇小说集《鱼》，现正执笔长篇小说《小妇人》、《夜合花开》，分载于各杂志。氏为文丛 同人，华北作家协会会员。 　　 　　“满洲国”日本作家、翻译家大内隆雄 曾在他编译的中国《现代女流作家短篇选集》中说：“献身于文学生活将近十年”的梅娘，笔端锐利，“她的丰富的创作力为近代女作家中所稀见”，“不仅在满洲，在华北也是一流的作家”。山丁在文中赞同大内隆雄的观点，并延续他本人六年前对于《第二代》的肯定，扼要勾勒出十年间梅娘创作题材与风格的演化脉络。 　　半年之后，迅速委顿的北京文坛曾刊发这样一则“文化消息”： 　　 　　南方女作家张爱玲的《流言》、苏青的《涛》，均在京翻印中。同时华中亦去人翻北方女作家梅娘之《蟹》。此可谓之南北文化“交”“流”。 　　 　　当年的“华中”系现今的华东。同一栏目中还有消息称，“津门来人谈，刘云若 近状殊潦倒，章回小说，出版商已无人问津，报章连载小说又行减少，刘有‘无书可做’之惑。” 　　这是目前在北京沦陷期杂志中所看到的有关梅娘的最后报道。这表明，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沦陷区一批女作家的新体文艺作品，在图书市场上超越了男性作家的章回体武侠言情类小说。 　　在这之后两个多月，中国南北地域广阔的日本占领区文学，戛然而止。一代沦陷区作家退场。 　　二80年写作生涯中的五段从文期和两段空白期 　　根据现有材料，从1936年《小姐集》问世，到不久前的随笔《企盼、渴望》（刊《芳草地》2013年1期），梅娘的发表生涯延绵78载。 　　在梅娘研究领域，从1937年《大同报》发表的《读了小姐集》， 到近期的《梅娘作品女性意识先锋性初探》 、《论梅娘小说的三大主题——情爱、人性与儿童》， 对于这位仍健在的作家的探讨与评说，也进入77个年头。 　　出生于已经割让给沙皇俄国的海参崴 ，成长和起步于“满洲国”都城“新京”， 留学宗主国首都东京，侨居日本新闻报业中心大阪，活跃于汪精卫伪政权治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市北京及沦陷区文坛，返回国共内战正酣的东北家乡，寓居光复后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国版图的台北市北投，千里迢迢从台湾经上海奔赴北平，满怀热情地投身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在经历了政治运动带来的七灾八难、游历世界各地之后，依旧坚守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老宿舍楼里……再加上父亲从一个山东少年一跃成为东北富贾的闯关东神话——中国版的美国西部梦，日据时期执掌华北作协的丈夫柳龙光又在战后国共博弈中扮演秘密角色——随着1949年1月27日驶往基隆的上海太平轮中途失事而留下的不解迷局，仅存的女儿导演柳青历经跌宕起伏之后远嫁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房地产的北美人——从祖国的“花儿朵朵”转身为洋商贵妇，一双孙女落户美国高科技聚集地硅谷和世界宜居城市之冠加拿大温哥华——“新时期”的新移民，三个重孙子在北美出生——教育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让他们更加健美……梅娘的人生历程和社会关联，融函了和折射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演化史，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加以梳理和阐释，可以做成诸如《“新京”（长春）作家梅娘的中国意义——从“满洲国”到日本到沦陷区及其后》之类的大文章，略施铺陈和想象，也可以演绎出波澜壮阔的编年史大戏。 　　限定在文学的范畴之内，梅娘的创作大体上分为隔断清晰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3年至1945年，16岁至28岁，大约12年。 　　中等学校就学，短期担任过报纸编辑、杂志顾问。作品署名主要使用孙敏子、敏子、玲玲、芳子、莲江 、梅娘等。除了《小姐集》《第二代》外，梅娘印行的单行本还有小说集《鱼》（1943）、《蟹》（1944），以及大量的儿童读物，如中国故事篇《白鸟》（1943）、《风神与花精》（1943）、《驴子和石头》（1943）、《聪明的南陔》上下册（1944）、《女兵木兰》（1944）《英雄末路》（1944）、《少女和猿猴》（1944）、《飞狐的故事》（1944）、《兰陵女儿》（1944）等，创作童话《青姑娘的梦》（1944）等。长篇小说连载有《小妇人》（1944）、《夜合花开》（1944-1945），日本长篇小说翻译连载有《白兰之歌》（1939-1941）、《母系家族》（1942-1943）。 　　第二阶段，1953年至1957年8月，36岁至40岁，大约4年。 　　时任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编剧。署名孙加瑞、刘遐、瑞芝、孙翔、云凤、落霞等。主要在上海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及小说连载，应邀为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写中外文学名著的连环画文字脚本，如《格兰特船长的女儿》（1958）、《爱美的丽雅》（1959）等等许多。单行本有通俗故事《尉迟恭单鞭夺槊》（1957）、《吴用智取华州》（1957）等。 　　第三阶段，1958年秋至1960年冬，不到3年。 　　梅娘被关押在北京北苑农场。为了增加农场的收入，劳改农场当局就地取材，组织劳教人员中的外文专家搞翻译。对犯人来说，这既是专业工作，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同时又避开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求之不得。梅娘参加了翻译小组，承担日文翻译。由于文字功夫扎实，也参与其他语种译文的润色工作。出版物不使用个人署名，如梅娘参与文字加工的西班牙文小说《三角帽》 ，译者署名“博园”，为劳改农场所在地“北苑”的谐音。 　　第四阶段，1979年6月至1986年，62岁至69岁，大约8年。 　　1978年冬季，梅娘的“右派”罪名被去除，恢复了在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公职。从1979年开始，用笔名柳青娘在香港以及上海、北京发表随笔和短小的译文。 　　第五阶段，1987年（70岁）至今，已有25年。 　　1987年，刊发在《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五辑上的长文《写在<鱼>原版重印之时》，首次恢复使用梅娘。此前一年，梅娘的名字已重返新时期文学场域。1986年6月19日，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沈阳召开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长夜萤火》(女作家小说选集)研讨会。作为入选作家，梅娘与蓝苓 、田琳 、朱媞 等人一起出席会议。 在这个阶段，梅娘已发表的作品以散文随笔、翻译为主。出版的单行本有： 　　1992年：《南玲北梅：四十年代最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作品选》（刘小沁编，深圳：海天出版社），收梅娘两篇作品。 　　1997年：《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 　　1998年：《寻找梅娘》（张泉主编，香港：明镜出版社）；《梅娘代表作》（范智红编选，北京：华夏出版社，丛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后更名为《鱼?蚌?蟹》《梅娘文集》《梅娘代表作?鱼》等，不断重印。 　　1999年：《梅娘小说?黄昏之献》（司敬雪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大作家与小画家》（梅娘与芷渊、茵渊的通信集，香港：日月出版公司）；《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梅娘译，[日本]釜屋修原作，山西：北岳出版社）。 　　2002年：《梅娘——学生阅读经典》（江啸声选编，上海：文汇出版社）；《又见梅娘》（陈晓帆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梅娘近作及书简》（侯健飞编，北京：同心出版社）。 　　2011年：《邂逅相遇:梅娘、芷渊、茵渊书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天地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 　　合计12本书。代表作均为1945年以前在日本统治区发表的作品。因此，梅娘的历史定位是殖民地作家。 　　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写作阶段，未署用“梅娘”，处于匿名状态，但同样是勾勒历史中的梅娘和梅娘笔下的历史的不可或缺的时段。 　　在梅娘80年从文史中，有两个较长的写作空白期。 　　第一个创作空白期从抗战胜利到1952年。在此期间，或为躲避战后国民政府的清查，或为远离激烈的国共内战，或为跟随从事秘密工作的丈夫，梅娘携带着女儿在南北各地迁徙，最后定居北京，努力融入与民国完全不同的新社会体制。 　　第二个写作空白期为1961年至1978年。因患肺结核获准离开劳改农场后，成为在社会上受管制的地、富、反、坏、右人员，彻底没有了单位——如果劳改农场也算个人可以依赖的单位的话。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给患有特殊慢性病的儿女筹措医药费，梅娘只能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零工，包括一般由男性承担的重体力活计。 　　对于一位早慧的作家来说，28岁至35岁的7年、43岁至61岁的18年，是创作的黄金期。在这25年间，梅娘失却了写作的条件，后一阶段甚至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进入新中国以后的写作阶段，梅娘要在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以及置人于死地的批斗改造中，连续不断地交代历史问题，起初被动、而后主动地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恨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以求洗心革面、破旧立新、重新做人，努力把新的社会准则和写作规范植根于自己的思维和记忆里，落实在行动上。只有这样，才能存活下来。历史在当代的变异不可避免，长寿作家的作品尤其如此。这一面向对梅娘的影响，目前还没有被充分评估。但研究这一面向的目的，不在对当事人做价值评判，而在考察具体个体与时代变迁的互动及意义的生成史。正是由于无视或混淆了时代和语境， 使得某些新世代研究者有关梅娘的结论，看似先锋和尖锐，却轻易地遁入剥离了全部复杂性和生动性的全盘否定窠臼，藉此，日据区中国新文学重被归零——尽管这是文学批评无法承担之重。 　　事实是，在与梅娘同时代的民国时期的作家中，因无法适应和跟上新旧中国的时代转换，有一大批人在新中国或主动、或被动终止了文学创作。 与他们相比，在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和绝望屈辱中，梅娘还是跟上了形势，四次跻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场域，或华文文化场域，勉力为文，算得上是其中的灵活善变者、勤奋者和佼佼者。2009年，为褒奖梅娘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中国作家协会颁与她“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和奖章。这一褒奖受之无愧，尽管梅娘后来的文学成绩无法与民国期相比。 　　不过，仅凭梅娘一己之力，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促成因素还有强势话语霸权未能荡涤净尽的宽容和同情——文学场域中少数权利人物的青睐、好意甚至是利用，使得梅娘能够在边缘和夹缝中顽强觅得她的表达和想象空间。比如，劳改农场里的“翻译组”。又如，“右派”是被剥夺著作权的。在梅娘被打成“右派”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及时将由她改编的连环画的署名改为“落霞”——既是自保，也别有一番意味。再如，一些著名的主流作家与梅娘友好，即使是在她落难或者情况还不明朗的时候，也时出援手。而在个人信念和性格的层面上，梅娘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除了始终不渝的女性文学追求外，还有绝地求生的母性生存意志——她有三个嗷嗷待脯的孩子。不容否认，稿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的生活、医药费用的燃眉之急。 　　梅娘的写作史，是一部以笔为工具的女性、母亲、单身女人的个人奋斗的历史。 　　人类史是人的历史。聚合了深广社会时代内容的个人史，无疑会大大丰富平面化的历史——教科书类型的标准化历史。从作品扩展到作家的身世与环境，梅娘及其家族史的特点是，历时/共时的跨度均异常宽阔。这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现代史上实属独一无二，是探讨和佐证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乃至东亚的跨世纪变迁的难得的作家传记个案，值得加以梳理和研究。 　　三梅娘研究状况及有待拓展的方面 　　编年的历史，能够准确展现特定研究对象发生和发展的脉络。 　　与梅娘的写作史相比，梅娘的研究史要简单一些：以1984年为界， 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有关梅娘的评论多为短文和报道。早在1937年，《大同报》就刊出了书评《读了小姐集》。1939年，短评、报道有《写在刊载〈白兰之歌〉的前面》《六甲山下访梅娘——赴日视察别纪之一》等。1940年，有《从小姐集到第二代》《关于梅娘的创作》《第二代（书评）》等。1941年，有《回顾1940年满系文坛（三）》《〈第二代〉论》《煞有介事的〈第二代〉》《评〈第二代〉》等。1942年，有《古城的收获——对几个新进作家作品之综合的评介》《〈四月文艺〉读后杂感》等。1944年，有《〈第二代〉评介》《北方的作家（1）》等。“满洲国”著名作家山丁对于《第二代》的评语是：“狂野地运用了文士所不敢用的语汇，大胆地采取了文士所不能取的题材，以她那支获有定评的笔，泼辣地描写着一群游尸似的男女和一群浮浪的孩子”。 批评家韩护认为，《第二代》“以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基点。它即异于个人主义的文学，更异于社会主义的文学。然而它并不弃舍个人的自由的要求， 也不抛弃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以热情与哀怜的情绪作为文学的骨骼，多方面的捕捉人生的动静。它的最高无上的目的，仍然是在发挥文学的技能，以求人类自由权柄之恢复”。并且， 把她作为“直接间接对于满洲文运有着不可否认的推动的功绩的女性作家”，与萧红相提并论。 北京沦陷区的评论者概括了短篇小说《春到人间》的两个特点：“一，浓厚的感情自然的融流于读者的心坎；二，锐敏的观察和宇宙观念而使笔尖形成一只扑打丑陋的鞭子。” 　　获奖也是一种评价。 　　1936年，梅娘的《世间》获得“满洲帝国国民文库第十四次征文”新诗一等奖。 《往事》获得“满洲帝国国民文库第十五次征文”短篇小説一等奖。 　　1937年，梅娘的《慈爱的满洲大地》获得“满洲帝国国民文库第廿二次征文” 新诗奖。 　　1943年年底，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梅娘的小说集《鱼》被追加为“选外佳作”，获得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赏“副赏”。 　　1944年11月，在汪伪政府首都南京举办的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梅娘的小说集《蟹》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赏。 　　1945年以后，作为作家的梅娘在文化场域中失踪。 　　世事沧桑。时至20世纪80年代，当被异化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霸权逐步消解的时候，重新回望那个在两极对立中久违了的民国时代，人们的阅读对象已不满足于叱咤风云的军政商界要员、耳熟能详的主流作家，部分兴趣开始转向在社会大变局中潮进潮退、岁月留痕的传奇文人，他们扑朔迷离的往事，他们影影绰绰的身形，试图通过史料梳理、人物寻访，发现被尘封的或被改写的历史，重现当年的真情实境。包括梅娘在内的一大批一直被宏大革命叙事排除在外的民国文人，恰逢其时。 　　1984年，在中断了35年之后，大陆读书界再度对名为“梅娘”的这位作家予以关注。相关评论和描述，大致分为大众传媒和学术研究两个部分。 　　流行报刊上描写梅娘的“报告文学”，比专业期刊上的文章略晚一些，但数量和社会影响要大得多。从1987年《一个女作家的一生》 ，到2012年《不老的纤笔——并非传奇的梅娘》 ，梅娘的故事被不断地讲述：“人在边缘”“桑榆非晚”“梅花香自苦寒来”“不是咏梅胜咏梅”“暗香浮动月黄昏”，以及被历史误认和遗忘的梅娘、寻访梅娘、偶见梅娘、走近梅娘、印象中的梅娘、又见梅娘、长夜萤辉话梅娘、壮心猛志话梅娘、现代文坛的传奇人物梅娘……题目各有不同，情节大体接近，集体渲染和构建出“不向厄运低头的一代才女”。 　　除了平面媒体外，网络、电视等立体媒体也制作了梅娘访谈视频，如新浪播客/生活频道的《梅娘回忆一生写作历程》（2006年12月20日）、CCTV-10 [子午书简]栏目的《民国的身影──揭秘梅娘》(2010年第21、22期，1月20、22日)等。几家有志于“口述历史”的机构，已经和正在把梅娘列为对象。 　　最早把梅娘纳入学术研究范畴的，是海外1980年出版的两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台湾刘心皇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史》 首次罗列了梅娘的主要作品目录。美国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抗战时期的上海北京文学》 ，试图把北京上海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在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不过，该书北京部分的材料过于单薄，未能勾勒出北京文学的概况。比如，梅娘仅在该书《文学及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一章中述及，耿德华本人也在书中直言不讳地表示，留有存疑和不解之处。 　　在大陆，在1987年印行的一种非正式出版物上，刊出了首篇叙述梅娘的长文。 　　1990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1937-1949》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选收了梅娘的《黄昏之献》。这对正在回归文坛的“梅娘”来说，其象征性非同一般。因为，仅就作品的出处而言，这篇小说原刊日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新轮》 ，一家为保障华北铁路运输线畅通服务的行业刊物，后又收入获得过“大东亚文学赏”的小说集。按照传统的评定方式，比如刘心皇《中国沦陷区文学史》制定的标准，作品属“汉奸文学”。虽然此前《长夜萤火》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三卷》 等，均大胆选收了梅娘的多篇作品，但由于90年代初沦陷区文学还未整体浮出水面，由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体制中的特殊地位，该书系把梅娘等沦陷区作家纳入的意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具有指标性。 　　199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把包括梅娘在内的华北沦陷区小说设为专节。著者杨义指出，与袁犀相似，梅娘的作品多以中下层知识者为描写对象，“洋溢着人间写实或心理写真的探索文学意味”。《侏儒》《蚌》突破了狭隘的爱情题材，“兼备质朴辛辣和疏简清隽的笔致，时露嘲讽，既没有多少女儿气，又不乏女性意识，对玩弄女性的男子极尽椰榆之能事，对社会上的卑弱者致以深挚的同情，笔端饱含着热情与哀悯的人道主义情绪”。又提出：也许还不必拿梅娘与张爱玲相比，但她的《蚌》象征着一种别样的生命形式，“为有追求，又受播弄的女性唱了一曲悲凉的生命之歌。” 　　1993年，学科专业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长文《梅娘论》。作者徐迺翔说，梅娘在女性作家群中也许并不十分突出,但在沦陷区女作家中是引人注目的。“南玲北梅”之说已无从考证。不过，梅娘“那质朴而清隽的创作风格,恰也与同时代的张爱玲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海外知名学者东京大学藤井省三、哈佛大学王德威、驹泽大学釜屋修等也注意到了梅娘，均撰文予以评介。 　　1994年，《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把梅娘辟为专节《梅娘——刚柔相济的独特女性视角》 ，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 　　首次把梅娘的《蚌》《鱼》和《蟹》三篇小说放在一起，将其界定为以女权主义思想维系的“水族系列小说”。此说被广泛认可，而后有一批文章直接以“水族系列小说”为题做梅娘研究 ，一些教材也对梅娘的小说做了这样的叙述。 　　又如，《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将梅娘与同时期上海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苏青作对照，提出了一些深化梅娘研究的要点：“梅娘的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并没有泯灭对于真善美理想的企盼。”梅娘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城镇，就是那些依然活动在农村的人物，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传统色彩较为浓重的城市文明的熏染。梅娘作品中绵延不绝的顽强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事风格，正是积重难返和多灾多难的现代北地都市文明的产物。”后来，又做了补充：“……梅娘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博施济众的泛爱胸襟，积极入世的主观视角，非常规化的女性语言。她关注和爱护的是女人，却流泄出对人的关注和爱护。她呼唤和向往的是女人的地位和权力，却流泄出对人的地位和权力的呼唤和向往。这样的品格，无疑与新文学同步并丰富了新文学的总体画面，是沦陷区文学没有空白的又一个例证。” 　　深化沦陷区作家研究，打破全盘否定沦陷区文学的成见是关键。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辖四个省、三个特别市，人口号称近亿，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日本占领区域。正是基于对一大批作家的文学文本的考察和分析，《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判断：华北沦陷期文学的主体接续新文学传统，没有因异族入侵而中断，是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跻于中国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应当融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基本判断，源于个案研究，反过来可能也会有助于进一步的个案研究。 　　对于我的梅娘研究，也有评论：《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介绍了梅娘建国前的文学活动，简要分析了她的每篇小说。该书虽然多是简要评论与介绍，却运用了大量史料，为人们进一步了解梅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又说：“在他研究梅娘的论文中，作家与学者的立场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从他的多篇论文中可以看出，研究者成了作家的代言人，文中的论述、引证和结论都是为了更好地阐释梅娘文学活动中的革命与反抗因子，研究者加入了作家自我‘正名’的行列。”（第30-31页）前说是实情，后说则不免臆断。 　　到目前为止，我的梅娘评介，始于1994年出版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实际上也止于1994年。在写作该书的近10年间，我未曾与沦陷区健在作家有过直接接触，包括梅娘。也就是说，在我对沦陷区文学的总体估价形成之前，没有会见过任何沦陷区作家。 我后来的几篇有关梅娘的文章，源于书籍约稿，由于当时工作任务已转向了其他方面，基本上是《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内容的平面延伸，所谓“代言”，也就无从谈起。 　　《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没有“阐释梅娘文学活动”，只是根据其第一创作阶段的主要虚构作品，综述了梅娘的女性主义写作特点，及其文学的和社会的意义。如果从中读出了“革命”，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意义上的文学革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如果读出了“反抗”，那也是反抗封建和男权，不是直接反抗殖民，最多只是流露了对于异族劣迹的不满。 该书在给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乃至中国沦陷区文学“正名”的同时，也首次构建出北京沦陷期的文学史框架。 梅娘只是书中所论及的近百名作家中的一位。 　　我一向以为，在处理虚构作品以外的现实世界时，更需坚持言之有据的原则，而且，孤证和自述只能仅供参考。这样，就很难“加入了作家自我‘正名’的行列”，不可能“作家与学者的立场完全融合在一起”。比如，十五年前，我偶尔涉及梅娘的纪实文字时，就发现了一些有待商榷之处，并一一做了辨析。 若干年后发生的有关梅娘的争论，其实那时我就已经讨论过了。 　　1997年，梅娘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个人作品选本《梅娘小说散文集》出版，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开始把兴趣投向梅娘，第二年就有论文从性别的角度讨论梅娘的小说。 　　拨乱反正初期的梅娘研究，以概说和评判为主。而后，纳入学术体制的梅娘研究进一步细化和专业化。学位论文、期刊论文是检视作家研究现状的一个抽样指标。这里，仅以主题“梅娘”对知网这一个数据库做简单检索，由此来略见一斑。 　　以一定篇幅论及梅娘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六篇。 　　硕士论文在数量上比较大，2004至2007年4年间，9篇，2008至2012年5年间，18篇，合计27篇。 　　学术期刊文章1979至1997年19年间，6篇，1998至2007年10年间，54篇，2008至2012年4年间，37篇，合计90多篇。 　　所涉论题相当广泛，包括传记生平研究、作家论、作品研究、女性小说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比较研究、影响研究、风格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叙事话语研究、性别研究、旧作修改研究，等等。 　　这表明，梅娘已经成为关注度较高的学术研究对象。 　　2012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期常设展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在做了大幅度的补充修订后，正式对公众开放。其中，“沦陷区文学”板块中的“华北地区”部分，仅选张秀亚、梅娘、白羽三人。梅娘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定位，再度予以表现。 　　目前，尽管梅娘研究在数量上已相当可观，但主题接近的趋同化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深化梅娘研究的题目和领域，仍为数不少。例举如下： 　　在文类方面，讨论小说比较多，其次是散文。其实，梅娘还涉足多种样式。如儿童文学，包括通俗故事、童话、连环画解说词以及书信、日记等，而且数量非常大。梅娘的本职工作是农业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职务写作也是梅娘创作的组成部分。 　　就梅娘的五个创作时段而言，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第一阶段即日据时期的殖民地写作，其次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段。实际上，梅娘的其他三个创作时段，也各有特点。如覆盖1953年至1957年8月的第二阶段，作品形式多样，发文量非常大。比如，一篇冠名《什么是爱情》的中篇小说，就连载了54次。 　　梅娘同时代人研究。梅娘阅历丰富，不同阶段直接的、间接的社会交往均非常广泛——从伪政权教育督办周作人到香港的小女生。这个题目无疑会支撑起一个有意思的专项研究。 　　在基础性资料整理方面，至今没有较为完备的梅娘年谱、梅娘作品系年、梅娘研究目录等。这些本应是作家研究学位论文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由此也见出，大陆的学位论文的撰写有待规范。资料来源除出版物外，还应该有个人及相关机构的档案。后者对于作家生平研究尤其重要，还未见有人涉及。 　　不能不提的还有传记：至今还没有一部梅娘传。“迷一样的梅娘”——撰写经历如此丰富的梅娘传，肯定会面临诸多挑战，史实辨析就是其中之一。是挑战，同时也是梅娘研究突破的机遇。梅娘传也可类型多样：文学故事类传记、学术考据类传记、评判质疑类传记。不妨先易后难。 　　当然，除了史料的挖掘和领域的扩展外，研究的深化更期待方法的引进。梅娘评介中的一些争论，关涉殖民地文化研究的一般问题，加以辨析，或许会有助于对于研究方法的注意。这当另文专题讨论。

浏览：255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3/5/8 17:4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