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南书·老少情·中国心 　　 　　有一天，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靠近友谊宾馆一带东侧的林荫道上，我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她似乎罔顾人流，只仰面环顾着头顶的树木和楼群之上的天空，目光中有眷恋，还有新奇，那神态，恰似一个婴儿车内的婴孩，刚刚被推出户外，正惊讶于这个世界的神秘构造……有一阵，我被这个景象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在相随了好几步之后，才有勇气上前向她致意和问候，我甚至对那个推着她慢慢行走的家政工作者充满了敬意。这位看上去重归无邪状态的老人，正是我所尊敬的梅娘。 　　无论从年龄、生命经验看，抑或对历史风霜的见证而言，梅娘先生都可称得上是一位“世纪老人”了。作为成长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化”氛围中的一代女性，梅娘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开放和自由的，有着强烈的自我进取意识，又不乏对社会光明、历史进步的向往追求，包括对中国女性命运改观的深刻自觉。在经历了抵抗外辱的战争、内战、政权更替，特别是后来的社会禁锢、人生磨难之后，她的思想世界并无丝毫消沉暗淡，心灵也仍然坦荡磊落、趋善尽美，保持了一种奇迹般的协调和整一。这是正是她最让我惊讶并钦佩的一点。 　　梅娘成熟时期的文学作品，既弘扬个性精神，也理解和包容民族苦难，饱含着苍生之爱与人道情怀。她的文名早已称世，却因某些潮流甚至是逆流的遮蔽而渐被遗忘冷落。举例来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即与梅娘被并称为“南玲北梅”之一的张爱玲，其透析人性之阴冷乖戾的报告文学，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因温饱无虞的小市民、小资产阶层迅速发育而产生的阅读需求中重新热循环，一度洛阳纸贵。而萧红、丁玲、梅娘这样一些现代女性意识的先驱者，特别是由女性立场出发，在自己的文学表达中寄予社会理想的作家，却只在学术论文、专业人士的视野中才能够看得到身影。这当然无关紧要，因为文明的递进、嬗变，总是由精英而向大众传导，先知先觉者、志存高远者，本不是为了即刻的掌声和拥趸而存在，他们很可能孤独孤寂，他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正好构成一种慎察的、批判的对峙。 　　晚年的梅娘，几乎已经停笔。在与她有限的几次晤谈中，我都能感觉到她的沉潜、达观和睿智。世间各种纷争，包括名利之事，在她全都不足挂齿，她好像只是在静观自己生命的流动。然而，自1997年起，因与香港的《儿童文学艺术》、《大作家小画家》等书刊合作“文配画”的缘故，她却忽然动笔，与两个“新世纪人”通起信来。迄今十四年不辍。以我看到的七十余封而言，这是一种奇妙的对谈和交流，是超越了年龄、阅历和社会时空的精神交汇，也是纯净心灵的敞开与接纳。 　　十四年时间会发生些什么呢？十四年过去，黄芷渊和黄茵渊，两个分别是小学生、中学生的女孩已经长大成人，一个步入社会开始了工作，另一个也大学毕业在即，而她们“亲爱的梅娘奶奶”，当然是更老了—— 　　 “我屈从于‘老’，不仅是丧失了‘簪黄佩紫’的调侃情思，手也懒了，文思朦胧，字体蹒跚，时时为春寒之阴之冷忐忑。” 　　“北京的溽暑总算迎来了一缕凉风，写字时，手臂不至把稿纸濡湿……风告诉我‘你挺过来了，没有在这跌宕的鬼天气中趴下，也没有犯喘。’” 　　“‘老’在吞噬我，真正的无可奈何！” 　　…… 　　我不知道黄芷渊、黄茵渊两姐妹读到这些文字时的感受，但我的心的确是相当受震动的。两个一直都“风调雨顺”的花季少女，在不时地向她们北方的奶奶诉说自己成长的欣喜、愉悦和远大抱负时，一个携带着近百年岁月沧桑的坚定的灵魂，正兀对苍茫，聆听命运使唤，自省于某种临界的清虚状态。这老少相融的怡然，这不同生命色调的互补，本身就是一种摄人心魄之美！ 　　对于在“全球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香港出生、成长的孩子们来说，历史教育、国家民族的认同这类议题，大概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重要。不过，作为象征性标识的“97”回归，除了在治权、主权移交等“事务”层面的现实运作外，多少还是会有波及到人们内心或精神世界的独异情愫吧？“化外”之港人的国际视野，抑或内地人对前殖民地“屈辱”的想象，包括经济纽带、利益纠葛下生存经验的比照，恐怕都只有在一番真实的理念与价值纠葛之后，才能艰难融合，趋于新的浑沌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梅娘先生开始了对两个香港“新世纪人”语重心长的说话。“在你将实打实地踏入大学校门之后，会有某些碰撞、某些思考。这是你的成长过程，也将是内地青年成长的参照系数，这将会很有意义，你愿意把你的成长心曲倾诉给你愿意倾诉的人吗？这将帮助我重叠青春，帮助你体认社会……”（2006年元月致芷渊）。梅娘与两个女孩的交流，其实是有所预设的，只不过她并没有丝毫灌输的意思，这表明一点：梅娘的现代意识永远醒着，她知道如何倾听，且不因自己丰富的阅世经验而优越和独断。 　　从北到南，自北京而香港，幅员广阔的中国，可分别的当然不仅仅是地理、气候和食物一类。制度环境，精神资源，历史认知的渠道，这些都存在着明显差异。由此造成的内地与香港之间价值取向、审美追求诸方面依凭的不同，正可以帮助我们展开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整合”想象。基于对近现代中华民族坎坷命途的了解，梅娘先生心目中自是有很强的家国意识的，而香港在百年中的劫难兴衰，何尝不是可供解读的经典案例？然而在她同黄家两姐妹的往来书信中，谈得最多的却是人之初的新奇和勇毅，是艺术、衣装和北京的四季，最终是如何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调试自身的生命底色、寻求自己的生存理据的问题，绝没有引导、矫正之类的意思。 　　两姐妹中的姐姐黄芷渊如愿以偿进入中文大学艺术系，梅娘在为她高兴的同时，与其共同探讨“为手段而艺术”、“为目的而艺术”、“为创作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一类话题。梅娘所着眼的，既非“纯粹”亦非“实用”，而是“人生”：“尽管形式多样，议论繁复，目的唯一，那就是要真、要善、要美。”（2007年5月10日致芷渊）。这个“为人生”的指向，很自然地会让我们联想到梅娘先生青年时代中国文坛曾经回荡过的那些重要论争。也许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但艺术追求中的“人生”之绳墨却是永远不可偏离的，否则艺术本身很可能沦为多余的帮闲之物、无聊的消遣之物。 　　在一切事务中，最有趣、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少年人心智的启迪塑造了，然而这又是需要怎样倍加小心的工作！从老少两代对《倾城之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视作品所交换的看法中，梅娘先生的循循善诱最清楚可见：当黄芷渊震惊于影视导演们所搬弄的“人性的劫杀、内心的挣扎，悲哀的社会，如戏的人生”等俗丽剧目时，梅娘的看法是，这些影视作品虽则“运用多层面的电影语言，彰显的人世间的诸多阴暗，十分到位。遗憾的是，电影手段的娴熟使用，淡化了述说的力度，导致的是华丽有余，底气不足。这底气其实很清明，就是屈原在汨罗江上的长吟‘哀民生之多艰！’”（2009年6月15日致芷渊）是的，如果没有对众生或者说群体命运的深切体察，没有济世情怀，那么任何对所谓人性、文化人格之类的精妙研究，都难免堕入畸形的欲望游戏，甚至是将普世价值默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残酷法则的亘古循环。而对某些作品沉醉于“人类的勾心斗角，社会的虚伪奸邪”、“人在尔虞我诈中的互相伤害”和“坏心眼”这种困惑，梅娘则是跳出作品直接回答：“一个民族的成长，关键在女人，女人就是爱的播种人，努力做个爱的使者，为世界增加和谐，也为自己收获快乐，这才不辜负上天为女人的安排。” 　　令人惊讶的是，在黄芷渊、黄茵渊两姐妹回应梅娘先生的书札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所谓的“代差”、“代沟”之类，也看不到内地与香港两地为社会经济结构和现实文化逻辑所左右的歧见、冲突。对此，梅娘先生似乎将其归功于两姐妹父母的精心培育呵护，还有“经过公民意识淘洗的”香港社会土壤。在我看来，这后一点尤其重要。相形于社会开放程度较低的内地近年来个人主义的极端膨胀，香港的“公民社会”性质，香港的公民意识，无疑是某种更为进步的形态。或者说，成熟的市场经济赖以正常运转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这些东西，其实会构制出不同的人文生态。像黄芷渊对毛笔字功课的由衷喜爱，特别是她作为习惯了用电子邮件与人沟通的一代而又能体会到传统书信的乐趣，就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意图“速成”的人才会有的品质。喜欢用图画表露心迹的黄茵渊所作“我的男朋友”及“反叛”主题的广告设计草图，纯真自然中也让我们看到一种探究意识、追问精神的萌蘖，与当今内地同龄人惯有且高度同质化的愤世嫉俗、油腔滑调大相异趣。 　　为汶川地震、日本地震中的死难者哀伤，为香港贫民区底层“婆婆”恶劣的居住环境忧心忡忡，对自己离世多年的老师思念不断……在与梅娘先生的鸿雁传书中长大的黄芷渊、黄茵渊两姐妹，性格健康明快，心地单纯善良，身上似乎散发着一种丝毫未被污染的原初性灵之光，让我们看到的是希望，是隐现于历史曲折和文化峰谷间的高尚的中国心。看罢这老少间的娓娓絮谈，我不由得猜想：也许当她们进入历史、创造历史之时，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一切尴尬无奈——精神的荒芜、道德的坍塌、世风的淤浊——会被跨越？我们的种种可推诿、可归咎于“时代”的原罪之身会得到洗涤？我们的精神苦闷也终能被超越？ 　　殷 实 　　2012年3月7日，于北京魏公村 　　（《邂逅相遇——梅娘·芷渊·茵渊书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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