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六——在东北各地工作时期（二） 　　 　　 在嫩南区党委和西满分局组织部工作 　　1946年3月，苏联红军从沈阳开始由南向北逐渐地撤军回国。我军为了解放大片国土，为了拔掉被苏军移交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北部地区的几个重要据点，将北方连成一片，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西满部队发起攻击，于3月17日攻占四平。3月24日，东北局又指示各地，在苏军撤出后，要迅速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市。吉江军区迅速根据东北局的部署配备兵力，但是由于形势发展的很快，行政区划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吉江省委、行署、军区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决定撤消其建制，组建嫩南区党委。 　　齐齐哈尔是西满地区的重要城市，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具备解放的条件。要解放齐齐哈尔必须改建原有的行政区划。1945年9、10月间，共产党派于毅夫等人在齐齐哈尔市建立了嫩江省相关的领导机构，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作发动群众的工作。1946年1月，齐齐哈尔市被苏联红军移交给国民党接管，24日，成立了国民党嫩江省政府，彭济群任主席。他们收编了地方土匪和敌伪人员2万人，组成“光复军”，控制了嫩江地区的大部分城镇，使共产党组建的嫩江省工委、省政府、军区不得不撤退到讷河地区。由于齐齐哈尔和大部分城镇在国民党手里，将我嫩江地区割断，嫩江省工委就不便于领导齐齐哈尔以南的白城子地委和其他各县。因此，西满分局决定，撤消嫩江省白城子地委，将齐齐哈尔以南的景星、泰来、杜尔伯特、洮安、镇东、賚北6县（旗），吉江行政区所属的洮南、开通、瞻榆、安广4县，蒙古所属的突泉县，共11个县从原隶属省区划出，组成嫩南行政区。将吉江省委、行署、军区，分别改为嫩南区党委、行署、军区，以便于领导和调动齐齐哈尔以南11个县的力量，与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省委相配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快的解放齐齐哈尔等大片地区，将嫩江省连成一片，建立巩固的西满根据地。 　　嫩南区党委、行署、军区的领导成员，多数是原吉江省领导班子的成员，只有少数领导人有变动，行署主任栗又文调到吉林省政府工作，行署主任一职由区党委副书记顾卓新兼，其他主要领导成员未变。 　　在嫩南区党委时期，郭述申的重要功绩就是解放齐齐哈尔市。他们做了大量的充分的准备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在嫩南地区组织了攻城指挥部，倪志亮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嫩江以北地区由王明贵为司令员、刘锡五为政委组成攻城指挥部，南北密切配合，于4月24日，同时发起攻击，一举收复齐齐哈尔市，歼灭国民党收编的武装3000余人。 　　齐齐哈尔市解放后，嫩江省南北连成一片，嫩江省委、省政府、军区都已迁回齐齐哈尔市，已经能够顺畅的对南北各县行使领导权。西满分局于5月中旬决定，恢复嫩江省的区划，撤消嫩南区党委、行署、军区。郭述申在吉江省委和嫩南区党委工作前后只有4个月，在动荡的年代里，工作也是经常的变动。此后调离地方，到西满分局机关工作。 　　中共西满分局于1945年12月在郑家屯建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渐北移，1946年1月离开郑家屯北上，后来经过洮南、白城子等地，齐齐哈尔市解放后，就建在齐市。西满分局书记是李富春兼军区政委，军区司令员先是吕正操不久就由黄克诚接任，分局下设组织部，部长郭述申，宣传部部长陈沂，民运部部长张平化。郭述申在西满分局建立时就是分局委员，后是常委，直到1947年9月分局解散为止。 　　西满地区，主要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双辽、扶余、乌兰浩特和齐齐哈尔、北安、黑河等地。到1946年下半年，划分了四个省，有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市）辽吉省（省会白城子市）兴安省（省会乌兰浩特市）。北接前苏联、西连蒙古，对东北大城市长春、沈阳等国民党控制区呈包围态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有人口770万。国民党对这块地区觊觎已久，誓必拼死争夺。这个地区敌伪统治长达14年，现在刚刚解放，敌伪势力、地主恶霸、土匪流氓又不甘心失败，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加上国民党对他们的利用，不断地兴风作浪。劳苦群众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欺凌，有不想受人宰割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迷惑，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保持一定的距离，无疑这都给开辟工作增加了难度。 　　郭述申在分局组织部任部长期间，作了大量的工作。主要任务是为西满地区调配干部。这时的西满根据地正处于初创阶段，党政军等各个机构都迫切需要大批领导骨干，当时最大的矛盾就是任务繁重而干部极为缺乏，开辟工作需要大量的领导干部，各地也纷纷要求配备干部。郭述申当机立断，一面请求上级将从延安、山东、冀热辽、晋察冀、苏北等地陆续到来的干部输送到西满地区，分局组织部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根据轻重缓急，把他们输送和安排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去，在仍不能满足需要时，向用人单位作说服解释工作；一面对现有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对品德和业务兼优的干部，优先采用。在调配干部工作中，郭述申总是教育他的部下，要从大局出发，当西满地区严重缺乏领导骨干，可是东北局，或者前方部队又急需干部时，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常常强调自己的困难，他总是力主把最好的领导骨干输送给上级和兄弟单位，不能有一点本位主义思想。郭述申在调配干部时，不仅能够量才使用，而且预见到今后国家建设的需要，经常是把一批懂些经济的管理人才，或者是从事过财政、金融工作的人才，都尽量把他们放在合适的岗位，发挥他们的所长，以便为今后建设的需要作准备。还有意识的培养一些青年干部从事财经工作，有些人后来都成为国家经济部门的骨干。 　　郭述申在调配干部工作中，总是辅之以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些干部滋生了享受思想，在分配工作时，爱挑三拣四，不愿去农村，不愿去前线，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有少数干部，认为自己八年抗战，功劳苦劳谁也比不了，总觉得给自己安排的职位太低，对别人不服气，牢骚满腹，这些人的工作非常难做。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是由郭述申亲自己出马，在他耐心细致的工作中，多数人愉快的接受了任务，对个别不服从分配的干部则进行严肃的批评。 　　培训党员和培训干部是组织部门的又一重要工作。在西满地区发展的新党员中主要是由这样三部分人组成：农民出身的党员，多数是土改中涌现的积极分子，贫雇农出身的占多数，这部分人有阶级觉悟，但是对党的基本知识是一无所知；工人出身的党员，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占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极少，他们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但对党的知识也了解的很少；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出身的党员，他们有革命的热情，接受新鲜事务快，对党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使这批新党员尽快尽早地发挥作用，必须用党章武装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素质，培养他们迅速成长。西满分局组织部直接办了三期党员训练班，培训了700余名新党员。在培训党员时，除了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方针政策外，还重视形势教育。为了能在最短时期内取得最好的效果，郭述申提出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务必结合党员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问题。在形势教育中，主要解决了对解放战争胜利信心不足的问题；在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中，纠正了对党的性质、纪律和当前任务的种种错误认识；在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中，主要是端正了对土地改革的各种错误认识；在一系列教育中贯彻了端正入党动机和纠正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问题。时间虽短，还是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办训练班时，郭述申把组织部的大部分干部都安排到党训班兼任班主任工作。这样作的好处是，组织部干部通过党训班的工作，便于为组织部门进行深入的调查，对新党员的出身、成分、学历、职务及分布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掌握了这批新党员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对入党动机作了专项调查，对加强组织部门工作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对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便于明确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组织工作，如何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以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总之，为组织部门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郭述申在组织部工作期间，还参加了两次土地改革。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西满分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7月发出《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提出要动员80％的干部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斗争，打倒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郭述申刚到分局组织部接手工作不久，组织了土改工作队，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先后2次组织和率领土改工作队，深入到西满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东北农民由于长期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处于落后和封闭状态。国民党到来后，进行反动宣传，又受地主的威胁，对共产党既不信任，又怀有惧怕的心理，对党的土改政策持怀疑态度。郭述申率领的工作队员，除骨干力量是老区来的干部外，大部分是没有搞过土改的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骨干力量又都是从各个解放区来的，对东北地方的情况所知甚少，加重了工作的难度。可是竟在3、4个月的时间里，发动了群众，斗倒了地主，分配了土地，建立了农会，发展了党的组织，巩固了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泰来县平洋区刘家村的土改成绩更为突出。 　　1947年2月，西满分局土改工作队到达平洋区时，正是当地大地主刘鸣九拉起百余人的土匪武装，气焰十分嚣张，专门同当地的区乡政权和农会作对，三天两头的骚扰。土改工作队正式的队员连同郭述申自己在内只有12个人，其中有9名高中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有土改工作经验的也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每人带领三个学生分散在三个屯里搞土改。此外给郭述申配备了一个警卫排，也就是16、7个人，全部人数不到30个人。而郭述申却面对的是：要完成土地改革任务，要为这个地区的巩固打好基础，还要同土匪的不断骚扰作斗争。有一次凌晨二、三点钟警卫排在村头发现有土匪在活动，窥视情况，准备进村。警卫排报告敌情后，在郭述申的指挥和安排下，土匪发现戒备森严，绕开村子逃跑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要同地主的反抗和破坏作斗争，地主在暗地里造谣生事，破坏农民同工作队的关系，郭述申指导工作队要不断地揭露地主们的恶毒用心和两面派的丑态，还要不断的教育和指引9个幼稚的青年。这些青年最大的只有21岁最小的才17岁，齐市刚刚解放还不到一年，不懂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懂党的方针政策，生长在城市，思想感情同贫雇农格格不入，在工作中不自觉的流露出有些同情地主和富农的思想苗头。面对这样一个工作队，作为直接领导者的郭述申，需要耗费他极大的精力，一面率领和教育工作队员，一面朝着土改的既定目标前进，果然奇迹发生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使这9名无知的青年有了起码的阶级觉悟，经过共同的努力使一个村庄有所改观，各方面的工作都朝着有利而有序的方面发展，这充分反映出一个领导者的水平。郭述申因为工作的需要，两个月以后他就回到分局组织部主持工作去了。工作队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用4个月的时间，竟比较好的完成了土改任务。 　　两次土改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郭述申的领导才干和丰富的经验所致。他的两条领导经验值得借鉴，一条是调查研究，一条是吃透中央精神。郭述申在领导土改工作中，始终强调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阶级的依靠力量，另一方面能教会我们怎么搞好土改。在实践中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使土改工作队员在调查研究中增长了才干，能够透过现象找到问题的实质。他还一再强调要吃透中央精神，掌握好土改政策，尤其是把握好依靠贫雇农和团结中农的政策。他说，依靠贫雇农是土地改革总政策的基本。土改总政策是一个总体，各个环节缺一不可，可是依靠贫雇农是基本，失去这个依靠或者依靠错了，就达不到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的目的，所以在土改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贫雇农。当土改中出现了贫雇农怎么说就怎么办的倾向时，郭述申很快发现了问题，立即予以纠正。他向队员们说，贫雇农是土改中的基本力量，但是他们没有远大目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他们的能量，如果是他们怎么说就怎么作的话，党就成了群众的尾巴。我们要教育他们懂得党的意图，引导他们按党的政策办。我们和他们同吃同住，就是要提高他们的觉悟，把他们发动起来，使他们在土改中发挥主导作用。 　　郭述申在土改中对团结中农的问题也十分重视。在富裕县宁年区土改工作汇报会上，有一个干部讲到，我们在发动群众时，定了这么一条规定：“有理者则来，无理者则不来”，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允许受剥削的群众参加工作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各种会议，把中农以上的人统称为无理者，不能参加会议和活动。郭述申听完汇报后，立即指出这种提法不妥，首先有理无理概念不明确，不是区分阶级的概念，反而容易使人思想混乱。其次，提无理者则不来，就会把很多中间群众给划出去了，这种提法不利于发动群众，不利于团结中农。郭述申语重心长地说，在根据地里这种教训是太大了，中间群众站在贫雇农一边，地主就受孤立；站在地主一边，贫雇农就孤立，所以说中间群众是个重要的砝码，不可忽视。因此在土改中没有出现过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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