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五——在中共湖北省委和新四军及中央党校工作时期（三） 　　 　　半塔集保卫战，是郭述申在新四军期间亲自参予指挥的一次闻名远近的军事行动。新四军的江北指挥部当侦察到韩德勤部和桂军有联合进攻我军的迹象后，决定先打广西桂军，后破韩军，以保卫我皖东根据地。决定五支队和苏皖支队由罗炳辉率领，于3月初，隐蔽的开赴路西，实现指挥部的作战意图。3月20日国民党的顽固派韩德勤前后纠集10个团的兵力1万余人，趁五支队主力过津浦路西抗击顽固军李品仙部、路东兵力空虚之际，向五支队的后方半塔集地区发起进攻。五支队留守人员在郭述申和支队副司令员周骏鸣领导下，在半塔集一带，把所有留守部队和机关人员都集中起来，只有6、7百人，同敌人的兵力相差十分悬殊。一贯冷静沉着的郭述申认真分析了敌情，同副司令员周骏鸣对留守部队重新进行了调整，做好同敌人应战的准备。21日清晨，敌军压境，留守部队在郭述申、周骏鸣的指挥下沉着应战，著名的半塔保卫战拉开了帷幕。郭述申等一面组织部队对敌顽强阻击，一面电告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请求支援。支队领导在援兵未到之际，经过研究决定坚守半塔集，调集半塔周边部队向半塔集靠拢。猖狂的敌人占领我四十里桥后，又向我西高庙发起攻击。在指战员的英勇战斗，顽强抵抗，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后，终于守住了阵地，使敌人的进攻受挫。22日，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电报，命令坚守半塔集，等待路西的主力回师救援。郭述申等支队领导研究，主力回师需要七天时间，因此要做好坚守一周的准备，以待援军的到来。郭述申等再次调整部署，深入动员，要求部队发扬吃苦耐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动员自卫队参战，每个连队都要节省弹药，由优秀射手组成射击小组，有效地杀伤敌人，并准备大刀、长矛同敌人拼杀；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保卫半塔集，如工人、农民和青年的抗日组织都各尽所能的发挥了自己的能量，为保卫半塔贡献了力量。由于指战员团结一心，在半塔集周边少量部队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奋力苦战七个昼夜，以少胜多，击退了韩军的多次进攻，我军阵地巍然屹立，从而保证了路西主力部队反对顽固军作战的顺利进行。待我路西战斗取得胜利，司令员罗炳辉率五支队主力和四支队七团会同苏皖支队回师半塔集，叶飞率挺进支队也兼程驰援，在新四军东西夹击的态势下，进攻半塔之敌伤亡惨重，仓惶败退。新四军乘胜追击，把敌人赶过三河以北，取得了新四军江北部队反顽斗争的首次胜利。这次战斗历时10天，共歼顽军3000余人，不仅彻底摧毁了韩德勤、李品仙顽军妄图把我军赶出华中的阴谋，而且使津浦路东苏皖边的八个县连成一片，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陈毅曾高度评价说：“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了黄桥。”郭述申作为当时的主要领导者，为夺取保卫战的全面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到4月，由于极大的打击了日伪军的实力，使津浦路东的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把原是日伪军所占领的广大农村、集镇，连成一片，南抵长江，北至淮河，西接津浦路，东临运河，包括来安、盱眙、天长、仪征、六合、扬州、嘉山、宝应等县，建成了一块较为巩固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各县的县、区、乡政权，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路东行政办事处，还建立了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地方游击队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刘少奇曾说过，发展华东迫切需要一个大的“家”作进展依托，同时华中敌后又有许多地方特色，也需要通过建政积累经验，皖东根据地建设的最正规，具有战略意义。不久中原局机关也移驻到半塔集，五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则迁驻到半塔附近的大田郢。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常同郭述申、罗炳辉等领导一起活动，郭述申等受益匪浅，直到10月，中原局机关迁移至苏北，五支队的领导才离开了刘少奇的亲自指导。5月，中原局为了加强皖东地区的建设，积极发展武装力量，抽调大别山区的千余名干部加强华中地区的营造，五支队的干部队伍也得到了增补。 　　7月，津浦路东有几个县的地主武装，在顽固派的策划和指使下，于来安县的屯仓、盱眙县的马坝、天长县的大通镇等地发起武装暴乱，杀害我地方干部，捣毁我政权机关。支队领导在上级的指导下，决定坚决镇压。经过军民携手，共同努力，按照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分化敌人，很快平息了暴乱。 　　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五支队于7月在新铺召开了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党领导军队问题、军队自身建设问题作出了决定。不久中原局召开会议，讨论酝酿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名单，郭述申当选为新四军出席“七大”的代表。 　　经过半塔集保卫战和平息暴乱胜利以后，根据地的政权更加巩固，群众团体有如雨后春笋，游击队发展的尤为迅速，几个月的时间，部队扩大了一倍，皖东成为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为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打下了基础。 　　9月，郭述申从半塔集出发，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按正常行走，只有8、9百里的路程，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可是从皖东来到皖北涡阳的李园待命，就是两个月。据谭友林的回忆，这时郭述申同谭友林交谈的最多，有一次谈到抗日游击战的问题，郭述申说，我们要取胜必须紧紧抓住内线作战的外线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在敌后，在敌人的包围中，但在具体的打法上，我们要在辽阔的土地上，紧紧包围敌人的一部，我们又是外线，我是强势，敌是弱势，从而歼灭敌人。郭述申虽然不是专职的军事干部，但他在长期战争中学习总结出来宝贵的指挥作战经验，也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 　　郭述申在涡阳因交通阻滞，心情焦躁，曾写诗一首：“待命涡阳畔，枝头红柿稠。延安引领望，何处是通途？”陕北一别又三年有余，这次又回延安，他心情是多么的急切，可是此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也是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之际，沿路不是国民党统治区，就是日伪军的占领区，处处是关口，所以才发出了何处是通途的感慨。这时新四军的其他一些代表也等待于此。11月底才出发，同行的有谭友林、戴季英、赵忠国、李耀等10余人。一路充满艰难险阻，到我洛阳办事处时，险遭准备投敌的办事处处长的暗算。在过日伪军的封锁区时，偏逢国民党的军队路过，几乎酿成大祸。特别是进入清源敌占区时，由于敌人已将汾河上的桥梁全部拆除，船只已被转移和烧毁，地下党将赴延安的人员分散隐蔽，将郭述申安排在一户大地主后院的阁楼上。日军进院搜查时，郭述申既作了意外的准备，又沉着冷静观察事态的发展。敌人走后，一些同志才松了一口气。这一惊险旅程，至1941年的3月到达延安才算结束，历时7个月。 　　皖南事变发生时，郭述申等正在路上，他们还不知情，只是在路过国民党区域时感到气氛格外紧张。2月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时，彭德怀才告知他们，这也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这才得知，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1月23日新四军的新军部奉中央军委之命于苏北盐城成立，全军改编为7个师，原五支队改为第二师第五旅。2月18日，郭述申被军委任命为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由于情况的变化，他没有到职。 　　到达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召开，郭述申留在延安学习。中央为了准备“七大”的召开，先做些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上统一的工作，组织起中央学习组，学习党的历史文件。他参加中央学习组的第二学习小组，组长为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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