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五——在中共湖北省委和新四军及中央党校工作时期（二） 　　 　　 在新四军工作的两年多 　　9月下旬，郭述申奉命赶到延安，29日列席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组建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郭述申等为委员。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是党中央为加强华中地区的领导和纠正王明错误路线的一项重大举措。11月6日中央全会结束，中央决定郭述申不回湖北工作，随同刘少奇到中原局工作。11月下旬离开延安，12月中旬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镇。郭述申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和新四军的部分部队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1939 年4月，郭述申参加皖东工委的扩大会议，讨论皖东的工作方针。中原局决定皖东工委改制为苏皖省委，增补郭述申为省委委员。东南局书记致电党中央，提议将郭述申留在皖东，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6月，郭述申接到党中央电令，奉命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五支队是由四支队的第八团为基础，还有挺进团，第三游击纵队共同组成，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和中共五支队委员会书记，周骏鸣为副司令员，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方毅。支队成立不久方毅另有任用，由张葝夫接替。7月1日，第五支队在皖东定远县的安子集宣告成立。全支队由八团、十团、十五团组建，共3000余人。 　　第五支队建立后，面临着在哪里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当时在皖东地区除了来安、盱眙两个县被国民党政权控制外，周围城镇均被日军占领，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是很多的。但是这个地区敌对势力统治相对薄弱，有条件在这里建立起抗日根据地。为了能够尽快在皖东建立根据地，郭述申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认真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说明五支队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是党中央的要求，使全支队都明确党中央强调的“我党在皖东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和目的是建立皖东根据地”。其次，抓支队的自身建设，尤其是抓支队内部的团结。战士来自各个部队，干部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只有相互尊重，紧密团结，才能完成党的任务。作为政治委员的郭述申带头作团结的模范，凡是大政方针确定以后，他一般不再干涉军事活动，并带头尊重司令员的决定和全力支持司令员的工作。在郭述申的带动下，全支队注重团结，心情舒畅，取长补短，各展所长。第三，抓向津浦路东进发部署。支队成立后，对路东地区进行了实地侦察，也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支队党委对东进的军事部署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同时加紧训练部队，提高全队的战斗力，为向路东发展准备条件。 　　郭述申、罗炳辉为了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多次召开支队领导会议进行研究，认为在这个地区发展有利条件不少。路东区系指津浦路至大运河之间的地区，包括苏、皖两省的10个县，人口有400余万。除西部少数山区贫困外，多为水网地，比较富庶；这个地区国民党占领的来安和盱眙两县尚无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地方零散武装，其余各县虽然是由日伪统治，但是广大的乡村遍布民间的零星武装，对五支队开创根据地极为有利。不利条件是这些地区的统治者都是坚决破坏抗日的分子，冥顽不化，很难争取。 　　8月，五支队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主力越过津浦路进入来安县境，十团在10月上旬到达嘉山北部，为在路东区发展开辟了立足点。路东区的地方当权派十分复杂，各自为政，一时也难以形成一股力量来对付五支队。针对这种情况，支队领导决定，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划分5个区域，分兵5路开展游击战争，一面伺机打击日伪军的势力，一面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扩大武装力量，创建苏皖抗日根据地。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支队领导一面组织武装打击日伪军的势力，一面把机关工作人员和战士分派到各游击区发动群众。在动员大会上，罗炳辉作了布置，郭述申作了动员。在动员中，郭述申强调路东地区的情况复杂和任务的艰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深入基层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务必使群众了解党的主张，了解新四军挺进路东的目的，争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要求下去的干部和战士必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除此任务之外，还要伺机发展党员，尽快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有条件的要帮助他们建立起基层政权；还要积极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兵，随时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伪军的进攻。这次的动员会，给当时的干部和战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干部在50多年后还记得十分清楚。 　　经过各路部队积极勇敢的同日伪军作战，不但歼灭了众多的日伪军，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而且也博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为开辟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干部和战士积极工作的有力配合，路东地区开始呈现出一派蓬勃景象。到1940年2月，已先后组织了7个游击大队，13个游击中队，经过训练和战斗锻炼大部分都补充到主力部队，五支队由3000人发展到6000人。 　　广泛开展社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郭述申等领导一致认为开展上层人物的工作也不可忽视，因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上层人物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团结好他们，对于稳定局势，扩大新四军的影响，都有重要作用。来安县的社会名流郑百川由于同郭述申有师生关系，郭述申主动作他的工作，后来请他当了来安县长。 　　要创建大块根据地，必须有充足的干部准备。郭述申预见到根据地的大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早在1939年11月，指示教导大队在活动区域内张贴广告，号召有志青年到教导大队学习，投身抗日洪流。招生广告贴出不到半个月，有百余名知识青年报名参加，单编了一个学生队。到年底，新学员已达400多人，又分编了三个队。这些学员绝大部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成为地方的得力干部。 　　五支队进入路东区，在半年时间里，就完全打开了局面。这主要归功于支队领导坚决贯彻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上全队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也有郭述申个人的贡献。 　　五支队在路东刚刚站稳脚跟，驻守在苏皖的国民党部队就不断派兵进行骚扰，尤其是苏鲁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和桂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长李品仙部。面对强大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五支队虽然处于劣势，但都被支队领导巧妙的利用韩、李派系之间的矛盾而化解了。他们采取稳韩击李的方针，同韩方的独立第六旅建立了统战关系。把主要精力对付李品仙的部下，一面用武力打击李部的挑衅，一面批驳他们的反共言行，终于把这股反共的逆流镇压下去，使五支队获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间。 　　好景不常，1940年的春节前后，五支队又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仍不死心，待机将我吃掉，地方实力派也蠢蠢欲动；另一方面五支队自身也有薄弱之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挑拨下，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中，有些基层干部的思想陷于混乱。面对这种严峻局势，郭述申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力挽狂澜。及时消灭了半塔镇内地主的暴乱，公审和枪决了反动地主项国屏，使半塔的周边地区得以巩固。同时加紧整顿游击队，当时五支队组建的有40只游击队，郭述申根据不同情况，提出区别对待的方针，有的编入主力，有的编成地方武装，有的遣散。加强民运工作，充实民运力量，加强对群众团体和自卫队的领导，以保证根据地的巩固。 　　五支队虽有发展，但是仍然很难摆脱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主要表现在初期贻误了时机，丧失了大发展的有利机会。这个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受项英提出的“兵不在多而在于精”的“精兵主义”的影响，反对五支队的迅速发展，提出反对所谓“招兵买马”，将大批爱国青年拒之于新四军的门外。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使部队的活动、发展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枪支弹药的补充没有来源，伤病员的治疗没有基地，后勤的补给没有保证，影响了抗日局面的迅速打开，使有利的形势变得极为不利。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来到皖东，才迅速扭转了不利局面。 　　1939年12月到1940 年2月初，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围绕抗日战争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项英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着重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批判了“华中特殊论”的论调，着重强调处理好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最后分析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皖东地区以及整个华中地区带来的危害。经过刘少奇的以通俗易懂而又深刻的讲话，五支队领导的头脑清醒多了，明确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有自己的枪支和士兵，反对“招兵买马”是错误的，因此必须贯彻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方针。要扩大新四军、游击队，必须有个立脚点，也就是要有一个“家”，必须把根据地建设好，把人民的政权建设好，这才能筹款、筹粮、收税，人民的武装才能生存、才能打敌人，也才有能力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郭述申说，这对我教育是深刻的，并在这个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白水河传达六中全会决议时，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传达时对独立自主的精神没有强调。少奇同志的批评，击中了要害，引导我们接受教训，提高了我们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这次会议以后，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地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干劲十足的投入到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中去。 　　为了彻底扭转局面，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郭述申决定召开五支队政工会议。会议于2月7日－16日在半塔集召开。会议首先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江北指挥部主任邓子恢传达党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传达刘少奇的重要讲话和中原局的会议决定。郭述申主持会议，对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和巩固根据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开展阶级教育，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进攻等问题也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经过指战员的认真学习和讨论，思想有了明显的提高，纷纷表示决心将路东根据地建设好。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郭述申在全体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除了对会议讨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外，他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他在战争中的体会，总结了军队大发展的三个要素。他说：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因此军队要同党结合，使军队党军化；军队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水平，要发展就要同科学结合起来，使军队走向正规化；军队不能离开群众，群众是军队的源泉，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的发展，因此军队要同群众结合，使军队群众化。这个被简称为“三化”或“三结合”讲话，尽管在当时还不能完全实现，尤其是军队和科学结合，走正规化的路子还不现实，但是给很多的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一个极有远见的设想。“二?七”政工会议的召开，对五支队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2月下旬，国民党安徽省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带领2000余人的队伍从淮北南下，突然闯入半塔附近的大田郢。盛子瑾原来活动地区是在泗县一带，同我淮北部队有过统战关系。这次他来到大田郢的时机，正巧是在天长县南区出现了汪精卫的忠义救国军，韩德勤的第五旅也调到马坝以南，路西的桂军也有情报说准备向我发起进攻。这时五支队在半塔的武装只有教导大队和一个特务营，如果盛子瑾率部队趁虚而入，五支队则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郭述申当机立断，以特务营为主，教导大队协同，迅速将盛部包围，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对盛本人则以礼相待，给他留下一支数十人的卫队，派人护送出境。对这件事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当时复杂而又急迫的情况下，这种果断的处置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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