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传记系列之五——在中共湖北省委和新四军及中央党校工作时期（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战初期，国民党采取了合作抗日的态度，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可以进行一些有限的公开活动。共产党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将自己领导的军队按国民革命军系列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平原抗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抵抗日寇。当抗日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的抗日力量急遽增长，敌后根据地有所发展时，国民党反共的一面就逐渐暴露，有时竟占主导地位，曾先后发起过三次反共高潮，企图把共产党打垮。在八年抗战中，共产党一面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作战，一面还要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实际上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样的背景下郭述申在国共合作的初期，来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工作一年有余，后到皖东新四军工作两年多，在抗战的中后期主要是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在湖北省委工作的一年 　　湖北省是有着群众运动传统的省份，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闻名全国，仅汉阳兵工厂就有工会会员3500余人，有党员800人，有团员700人，革命实力极为雄厚。可是在“4?12”、尤其是在“7?15”反革命政变后，工农运动处于低潮，经过国民党十年的统治，几乎荡然无存。抗战开始后，群众抗日热情极高，湖北又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重要基地。由于湖北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成为国共两党力量云集的地区，尤其是武汉市一度成为抗日群雄的据点，大批流亡学生及进步知识分子聚集于此。中共长江局设在汉口，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以及后来的王明等都相继来到这里。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失守后其主要机关也暂时迁来武汉。 　　郭述申于1937年9月22 日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长江局民运部长董必武接见并交代任务。董说：“你到湖北工作，中央已经通知我们了，欢迎你来。现在的形势很好，各阶层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拥护我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目前最需要的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抗日积极性，领导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这里情况还是十分复杂的，工作肯定是会有很多困难的，我想发挥组织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是能够把工作做好的。”郭述申按照董必武的指示，先在汉口市富源里的一处楼房设立了省工委的秘密机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商人模样，头戴呢帽，身穿灰布长衫，来往于群众之间。郭述申和省工委的其他领导人，一面熟悉湖北各方面的情况，一面深入了解湖北地区党组织的状况。湖北是郭述申的家乡，考虑到当时的统战环境，也为工作方便起见化名李震寰。 　　10月初，博古通知郭述申长江局关于组建湖北领导机构的决定。长江局决定先筹建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由郭述申任书记，陶铸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钱瑛任组织部长。指出省工委当前的工作重点：一是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二是培训干部，三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到12月24日，根据长江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简称省临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的人选没有变化，宣传部长由何伟担任、职工委员会由王亦清负责（后为王翰）、农村委员会由方毅负责、青年委员会由杨学诚负责、妇女委员会由钱瑛兼管，以后又建立了军事委员会由郭述申自己兼管。 　　工作千头万绪，省工委首先抓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省工委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湖北在国民党长达十年的严密统治，原有的共产党组织已被摧毁殆尽，此时党的力量十分薄弱。抗战开始后，由长江局指派杨学诚组建武汉市工委，当时只有两个学生党小组和妇女工作党团，还有一些不同渠道联系的抗日积极分子，这些力量就成为省工委工作的基础。郭述申决定首先审查原有的党组织和党员。省工委的委员都亲自下到基层，分别审查了市工委所属的党员和党组织，在审查鄂西和武汉的自发的党组织时，将其中合乎党员条件的，都个别履行了入党手续。对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一一予以甄别。此外又培养和发展了新党员，省工委的领导成员都亲自发展了新党员。10月，郭述申经过地下党的介绍，了解到汉阳兵工厂有个读书会，他先来到汉阳泉隆巷2号汉阳兵工厂工人黄致祥的家中，同读书会的成员黄致祥、吴永裕、陈昌茂等人接触，了解和启发他们的觉悟，于次年的1月底，发展他们为党员。同时成立了汉阳兵工厂党支部，甚至把发展党的组织工作深入到军队中去。到年底，武汉地区的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都有了良好的开端，先后在武汉市区建立了三个城区区委，在青年救国团等6个群众团体中建立了党团，省委对铁路、邮电等大企业的党员和党组织也予以直接领导。 　　由于省委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下，仅以武汉为例，到1938年5月，党员增加至720人，是1937年9月的20倍。到10月，湖北全省党员有3730人，为了支援外省，转出400名党员支援其他省市。同时还抓紧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派方毅在黄安的七里坪、派陶铸到应城的汤池都开办了训练班，由长江局和省委派出领导干部如边章五、余立金、彭康等亲自授课，培养出大批党、政干部和农村工作干部。在汉口前后就办了7期党员训练班。 　　省委在建党过程中，由于把关严格、甄别审慎、培养精心，重视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以极快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领导骨干奇缺的问题。这些党员经过了战争和建设的考验，绝大部分成长为抗日战争和后来建设的骨干。 　　1938年6月，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北省委员会，郭述申任省委书记，新增加了一些委员。原省工委的副书记陶铸，因长江局明确表示他不再进省委班子，所以没有参加省委，而是到鄂中工作去了。省委建立后，相继建立了鄂东、鄂中、鄂南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为了发展扩大党的组织，省委曾派出一些干部到湖北各地开展工作，有些人遭到反动派的杀害。 　　扩大统一战线是省委工作的又一重点，但是省委认识到统一战线的牢固基础必须建立在工农群众的充分发动之上。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工人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并没有向敌人屈服，而是采取了各种隐蔽形式开展活动，同国民党反动派、同资本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抗战后，在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工人抗日热情高涨。省委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工人的觉悟上，利用国民党在各个工厂组织的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形式，派去很多干部到工人中进行工作，一面提高他们的觉悟，一面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的问题。既正确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抗日运动中去，又妥善处理同资本家的关系，还输送了一批工人到延安、到农村、到需要技术力量的部门工作。特别是在国民党借口查封汉阳兵工厂的抗战工作团时，正副团长和积极分子被捕，工人的抗日活动被迫禁止时，由于省委早有防备，通过舆论的谴责和找到有力的合法关系，进行了多方的营救，使被捕者平安出狱。省委决定将这些工人和另外的工人、干部70余人，编成新四军教导队，穿上军装，都稳妥地输送到延安，后来成为党的各条战线的骨干。领导基层工会同国民党限制、扼杀工人运动的措施进行了有效而机智的斗争。如纱厂的党组织，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注意工作方法，在工人群众中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省委抓住抗日的有利时机，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同各阶层人士接触，共同合作抗日。1937年冬，湖北知名人士石瑛，这时正在担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他和民主人士李范一向董必武提出，由中共派干部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在汤池办一个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班，推荐陶铸具体承办。省委认为这是一个发动农民，提高农村干部，开展农村工作的极好机会，一致同意陶铸去主办这项工作，取得了预想的结果。省委同民主人士孔庚等共同发起成立湖北省乡村工作促进会，利用这种合法的群众组织到湖北各地开展农村工作，党借此机会派出一批干部到促进会帮助工作，为该组织起草宣言和章程，还帮助办刊物，到各县建立分支机构，作了大量的工作，既发动了群众，也扩大了党的影响。此外省委极为重视群众团体的工作，支持各界救国会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基督教汉口女青年会的抗日救国工作，这些团体也作了大量的救亡工作。当武汉知名人士筹办抗战教育研究会时，省委派得力干部进行帮助，办了讲座和讲演室，在武汉大学还办了游击战术研究班。不仅如此，对国民党主办的一些机构，只要能接触群众，也派干部进去工作，如派一批干部到改组后的新生活运动总会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办的20多个女工识字班工作，派干部到航运训练班工作。总之，不管是国民党主办的，还是民主人士主办的，只要是有群众的地方，都派出了干部参加进去，这是发动群众的极好机会。可是当郭述申听到老工人议论说：“你们现在跟国民党讲统一战线，要当心喽！炉子靠水缸，你热他不热”时，他一再强调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工农群众上，多做关心群众的实事。对于当时的文化团体，省委也输送了不少的人才，所以很快就打开了文化层面上的工作。 　　郭述申在根据地工作多年，深知武装斗争的重要，他在省工委成立后，思想上就明确要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因此在行动上积极开展农村工作，武装群众，就是准备在武汉沦陷后向湖北的农村发展，开展游击战争。所以省委一开始就明确要把湖北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一是大别山区的鄂东，这里是大革命以来群众基础最好的地区，一是湘鄂西边界的鄂中，有条件发动武装斗争。这个计划得到董必武的赞同。由于重视这两个地区的工作，做好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6月，鄂东特委在工作大纲中提出，沿日军进攻的路线开展游击战争。10月，鄂中特委作出“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在武汉失守后，鄂东和鄂中地区立即发动了游击战争。方毅、郑位三在鄂东建立了第五和第六大队。鄂中也迅速建立了小股武装和游击根据地。这些队伍后来都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个组成部分。 　　湖北地区的形势非常有利，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以及各界人士，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对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斗争极为有利。但是长江局的错误领导，对当时的省委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省委自身也存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有客观原因，省委对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导方针并不知情，而长江局书记王明又拒不传达党中央的某些重要指示，给省委工作留下了遗憾和教训。尤其是王明隐瞒了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所作的报告精神。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他是听了这个报告后到达武汉的，但是他一直没有向下传达。这就使省委既不了解党中央的精神，也不了解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反对中央的态度。使省委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指导思想，也就是毛泽东的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重要精神缺乏了解。还有1938年5月间，党中央根据徐州失守后战局的变化，曾连续发给长江局三次重要指示，尤其是5月22日的指示，要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把湖北省委的主要负责干部派到那里去工作；要立即组织一些游击队的基干队伍，把失业的工人、学生动员去那里工作，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并强调指出，就是武汉的城市工作受到损失也在所不惜。结果是省委完全不知情，贻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郭述申为此事曾痛心疾首过，也多次检讨过。从主观来讲，也存在有思想转变不足的问题。省委主要负责干部，长期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工作，现在一旦同国民党合作，思想准备不足，头脑还不够清醒，产生了务求合作少搞斗争的心态。总之，对于如何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问题缺乏正确理论的武装。 　　9月中旬，接党中央的通知，要郭述申列席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工作安排妥帖后，随即离开武汉奔赴延安。郭述申在湖北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正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的初始阶段。日本侵略者直逼武汉，战事紧张，国民党处处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加上战局的迅疾变化，自身干部的调动频繁，省委成员工作地址的分散，取得了这样的成果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称赞的。毕竟时间短暂，仅仅一年时间，虽然也受到了王明路线的影响，但是主导方面还都是按照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进行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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