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识、相恋到结婚 　　我是在1952年从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当年经过卫生部的统一分配，去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全国神经精神科专业高级师资训练班学习和工作。一年以后，又于1953年八月分配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科工作。虽然当时年龄已经超过25岁，在毕业前后也曾有一些接触女性医务人员的机会，而且有不少好心肠的同事们也曾先后为我介绍过各种不同的‘对象’， 但是一直还没有碰到任何让我动心的姑娘。直到1954年秋、冬之交，从北医精神病院派来了两位都姓吴的女实习医生，其中之一是一个身穿紫红色雨衣、高挑身材、眉目清秀、面带微笑的姑娘走进来，突然地使我怦然心跳不止，她就是吴钟璇。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偶尔有一、两次共同值班，我对她讲解一些如何书写病历的简短的接触。而从同事们的交谈中，了解到此人头脑聪明、做事认真踏实、对病人服务态度良好。但是没有任何机会和她进一步交谈，更谈不上有任何‘表白’了。就这样短短的两个月转科实习期满，我就带着很大的遗憾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了。直到了1955年，北医工会组织了一次纪念白求恩的音乐晚会，我被邀请参加小提琴伴奏时，又见到了穿着粉色背心的她在参加女高音集体大合唱，但是也苦于没有交谈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却明白了她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此后又有几次简短的邂逅，才知道她又从精神病院被调到中医研究院针灸所去工作了，好在该所就在距离北大医院不远的马市大街。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想再和她取得联系。直到1957年一月底，盼来了一个好机会，中央乐团教我拉大提琴的司徒老师寄来了两张星期音乐会的门票，当时我忽然心里灵机一动，能否寄一张门票给她试试看，探测一下她对我是否也有点兴趣？我眼巴巴地又等了几天，一点回音也没有，心想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等到二月一日、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早早地就走进了首都剧场二楼等着，一直等到快要开演的时候，她忽然像一阵清风似的飘然地进来了，使我喜出望外。这一次我们交谈了好久，我才知道她也是江苏省人，祖籍高邮，出生在山东青岛。。。从此以后，我们就几乎每周都约会一次，每次都能比较深入地谈及各自的家庭，自己的理想、爱好、对当时社会的看法等等，才发现我们彼此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的看法相当一致或者相近。正好当时苏联专家鲁谢茨基每周五晚上在北京医院礼堂讲课，几乎全市的神经科专业人员都参加听课。于是我每次在课后去找她一起散步，彼此逐渐地接近、再接近。。。差不多到了夏季，我们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在一次散步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我就吞吞吐吐地向她求婚了。想不到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坦率地说她在上海中学高中读书时就曾有一个初恋的男友，后来因为彼此的信仰和理想截然不同，而不得不在近来分手了，从而在感情上留下了一片空白，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的出现使她感觉到有点意外的温暖（按她当时的说法，我是‘乘虚而入’，实际上我完全是丝毫不知其中的内情，也许是所谓‘天作之合’吧）。 　　 等到我们来往越来越密切，正处在‘热恋’的时刻，并且共同打算在来年（1958年）二月结婚时，突然她们单位宣布将她下放去陕西延安一年（据说因为她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对某些‘右派言论’认识不够，因而延长入党‘预备期’一年，并且让她下放‘改造’），而且不批准我们在下放之前结婚，说是万一要是怀孕了，就可以逃避下放。。。，于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她就穿着一件厚厚的棉布大衣，随着几十个卫生部的下放干部团乘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灰溜溜地走了（由于我当天值班，没有去送她，只有她童年好友潘怡航去火车站送了）。在这漫长的一年当中，我几乎是日日夜夜在思念着她，并且每隔两、三天就给她写一封信，来安慰我那苦苦的思念。从她的回信中，得知她被安排到陕北黄龙县白马滩卫生所，主要从事巡回医疗等卫生工作，而没有太多的体力劳动。。。这让我有了少许的宽慰。好不容易盼呀、盼呀、盼到了年底，这时又得知她哥哥将她们的老母亲也从苏州接到北京来了。另外从她来信中得知她们可能在年底左右回来，这个喜讯使我高兴万分。随着日子一天天地熬过去，终于等到她们大部分干部（确实有几个人被说成‘没有改造好‘而在当地留下了）按期回来，我们在1958年年底办了结婚证，于1959年一月卅一日在宣武区干面胡同的一间六平方米的斗室里结婚了。参加婚礼的只有双方的同事和好友十来个人，我们只买了几斤水果糖招待，也没有买什么衣服和家具，她只买了一件新的印花布罩衫，只不过是把我们两人的行李聚合到一起就成立了‘小家庭’。 　　二、 组成小家庭 　　我们的小家庭的生活实际上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在广安门医院院内搬家了三次。到了1959年年底，我又非常意外地被我科的支部书记告知，让我到北京友谊医院去进修，去学习苏联专家的先进经验，以便于将来成立‘苏联学派’。戴着十分沮丧的心情，我在1960年新年假日以后来到友谊医院报到，并且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的临床工作。不久，钟璇又接到通知，让她们组织医疗队去甘肃通渭县救灾（实际上是由于大跃进以后人为地造成的饥荒）。当时全国人民都处于粮食不足的半饥饿状态，她临走前买了一口袋大米放在家里，说是为了防备饥饿时食用，但是在她走后，我每晚在家里读书时饥饿难耐时，就时常抓一把米在煤油炉上熬稀粥，于是不到两个月就把家里的储备粮全吃光了。 　　等到三个月以后她从甘肃回来，又发现她已经怀孕了，这个意外的惊喜弄得我们很狼狈，因为当时社会上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我们又没有多余的钱为她增加营养。幸亏那年市政府颁布了一项新政策，可以补助17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定量的白糖和黄豆（我在北大医院后期曾升了一级，勉强达到了17级），于是就靠着这些补助的糖、豆为她增加了少许营养。等到当年6月4日夜间，5日深夜在我们医院产科病房诞生了我们的儿子维珂。并且从上海请她的庶母来帮忙抚养孩子。由于这个小生命先天营养不足，所以胃口特大，每天规定供应的一瓶牛奶远远不能填饱他的肚子，只好托人虚报了另一个出生证明，请送奶工人将第二瓶牛奶放在对面病房大楼的窗户沿上，姥姥每晚偷偷摸摸地拿回来，才勉强维持了新生小孩生长发育的需要。 　　 到了1961年，我们又搬到永安路北五楼友谊医院的新宿舍，从此小家庭中增加成了老（姥姥）、小三代的四口之家，而当时社会上物资供应方面也有了少许的好转。但是安定的日子没有多久，1965年毛主席的6-26指示公开发表以后，全市的医务人员都响应号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于是友谊医院组织了庞大的一百多人的房山医疗队，进驻到房山县深山区的八个公社。我被分配到霞云岭公社当队长，每天从早到晚在山区巡回医疗。那时，在1961-1965年当中，钟璇也是经常出差、下乡或去河南救灾等，而家里的一切事情就全靠姥姥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在掌管了。另外，她在1963年前后，每天外出去铁路医院进修的时候，由于在天寒地冻的大冬天早出晚归，不幸感染了风湿病，心脏出现了杂音，也因此埋下了对她健康的极大祸根。 　　三、 ‘文化大革命’的遭遇 　　1966年毛主席亲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在农村也亲眼看到了群众性的斗争运动。但是想不到的是突然接到姥姥的电话，说是钟璇被她的单位关押起来了。据说是中央派来工作组，把所有不支持革命群众大字报的中层干部（她新任支部书记刚几个月）都统统被隔离审查。当姥姥带着五岁的小男孩去广安门医院探视也受到拒绝。此时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我，不但不能回城来了解被关押的详情，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和帮助，反而有人给我来信，劝我要‘注意和她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好不容易等到一年巡回医疗的期限已满，我从房山回城后不久，接着钟璇也从关押中被释放回家了。这时，我见她神情恍惚、满脸愁容、仿佛患过一场大病似的。据她说在一个多月的关押期间，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而且还经常被拉出去‘陪斗’。所以出来以后，自觉‘脑子坏极了，许多事情都记不住’。由于她平时人缘较好，没有得罪过人，所以在多次红卫兵殴打被关押的‘走资派’时，往往受到不少善良群众的保护，避免了挨打的人身伤害。 　　由于她只有一个男孩，钟璇老是盼望能生个女孩。就在1967年底前后又发现怀孕了，这次非常希望能是个女孩，但是内科医生警告说：可能在妊娠后期出现心脏问题。她虽然也害怕出现心功能不全，但是仍然希望能侥幸地把孩子生下来。可是，在妊娠6-7个月时的夏季半夜就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现象，当时我又是在病房值班，多亏邻居彭大夫将她推到了医院急诊。经过内科医生的检查，决定住院提前引产。不久，那个不足月的女儿就提前出世了，可惜是个死胎，据说面孔和她很像（尤其是弯弯的柳叶眉）。偏偏那时我正在病房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早请示’，不准因私事请假，因而连这个女孩子的面孔也没有见一下，就被匆匆地拉去火化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的早产对她精神的打击很大。 　　 　　 　　四、 去桂林援越 　　1968年底，我科的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通知我，派我去广西桂林参加援助越南的医疗工作，并且告诉我家属可以不必同去。当时我的儿子正患感冒在发高烧，等我回家后和钟璇和姥姥商量，她们表示希望全家人一齐去，因为当时北京各医院里两大派别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人无心工作，只希望早早离开是非之地。当时她坚决表示：‘要死就全家人死在一起’。。。于是我们一家老小四口人和全市援越人员一道，在几百人欢送的气氛之下乘火车于1969年一月离开北京。等到次日下午到达桂林以后，却想不到遭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们一家三代人只分配到两间8-10平米的小屋，通风异常良好（主要是为桂林的炎热夏季所准备），而且所有的行李却还没有运到，于是我们全家四人只能在零度以下的小房里互相拥抱着睡在一起，还挡不住窗外凛冽的西北风。当时60多岁的老岳母由于是福建人特别怕冷，卷缩在床上好几天，因此拉不出大便来。而我们将要工作的医院由于越南病人尚未来到，全部的医疗设备都还装箱未打开。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厚着脸皮去邻近的工人疗养院借来一副橡皮手套，从老太太的肛门里一块一块地掏出了一大堆粪便，才缓解了她的痛苦。另外，由于我们从银行转账的存款还未到，而广西发工资的日期又是月中（在北京是月初发钱），我只能到处向同事们借钱来购买南方冬天所需要的煤炉、雨鞋、水桶等日常用具。等到两周以后，我院人事部门通知说，由于钟璇的姨父母在台湾日月潭工作（当时说有‘海外关系’），不能留在援越医院，而必须分到桂林市中医院工作。其实，中医院距离我院（后来改称南溪山医院）并不算远，只有公交车6-7站路，但是当时每天晚上下班后必须学习‘毛选’两个小时，而公共汽车到了下午六点就停开了，从中医院到我院必须经过荒僻无人的南溪山（经常有人在此被抢劫），因而她每天有家不能回，只能住在中医院的一间小屋里天天流泪，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够回家团聚。而且，在心力衰竭、失去女儿又长途劳顿以后，她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好多往事都记不住了，就连写一篇学习毛选的体会也需要我来替她代笔。好不容易熬了一年多，公共汽车延长到晚上十点了，但我还得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向工宣队请假到500多米的大门外公路旁去接她。即使在中医院的日常工作中，她也时常受到当地某些领导干部的歧视和迫害，说是‘如果不是家庭有问题，怎么会不留在越南医院呢’。幸亏该院大多数群众能够理解和支持她，才熬过了那些无理的诽谤而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和正常的工作。在此期间，她曾经参加了中医院的外调工作组，走遍了广西全区许多偏僻的村镇，以及湖南、广东等省的县、镇，有一次甚至在运煤的火车顶上穿过山洞，差点都送了命。如此这般的艰难生活一直过了七年多，压抑在她心里的阴云始终没有完全消散。一直到1975年底，由于越南领导人由于许多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和我们国家翻了脸，在近半年的期中几乎完全撤走了所有的伤病员，而在这些援外的医务人员的去留问题又在中央卫生部与广西自治区进行了剧烈的‘讨价还价’。最后还是中央来了公函，命令所有从北京调到南溪山医院的医务人员，本着‘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从1976年四月起分批、分期地回京。但是当地的机构声称没有接到上级文件，而只能让我们家姥姥和儿子先随我上火车，而她只能在桂林等待了一个多月才能回到北京。 　　 　　五、 奉调回京 　　我们首批回京的医务人员是奉命调到北京医院（高干医院）去工作的，但是我的原单位友谊医院领导却不以为然，认为文件上明明写着‘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为什么北京医院可以打着‘为首长保健需要’的幌子，而可以任意扣人？于是双方领导又进行了剧烈的交涉大约一个多月，最后还是经由卫生部副部长调解，让我回到友谊医院，而另调一位内科医生到北京医院去工作。与此同时，钟璇原来也被分配到我院中医科工作，但是她的原单位也有异议，最后她也拿着人事关系自行回到广安门医院上班了，真正地实现了中央文件的精神。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和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此时，她的精神状态也有了一定的恢复，除了逐渐地能够从事日常的门诊医疗工作，甚至还曾被领导任命为科主任，又曾派到基础研究室和科研办公室担任负责人的任务。到了1977年，儿子在文革后首次高考中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到了1981年，他又通过了李振道教授主办的中-美物理学研究生考试，这些令人高兴的事情也使她的健康状态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在此期间，她曾先后因公出差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西安、兰州、包头等城市，参加过在京和外地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并且参加了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牵头的许多科研项目，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减肥中药‘春回胶囊’‘西施美’、益智中药‘健脑益智健胶囊’的研究和推广应用等）。 　　六、 去马来西亚工作 　　1992年7月，钟璇受医院领导的委派，去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同善医院工作半年。在此期间，她作为中医研究院派出医疗小组的负责人，一方面要关心全组医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自己也每天从事日常的门诊、针灸，甚至还有工作时间以外的出诊、家庭访问和健康咨询等任务。据她当时来信说，她们在马国期间，受到了该院领导彭主任和全体华籍医务人员的欢迎和协助，差不多每个周末都有华侨或马籍华人邀请她们，有些还邀请她们到家中为他们的家人看病或做针灸治疗。到了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些医务人员不幸为了点琐事闹起了内部纠纷，甚至还动手打架。此时，她一方面竭力劝解，防止事态扩大，造成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与医院当局合作，将有关的双方人员隔离，勉强维持到六个月顺利地结束。这件事也让她伤透了脑筋，回国以后一再表示，以后再不愿担任什么负责人了。 　　七、 退休后和去英国工作 　　钟璇从马来西亚回来后不久，就奉命于1993年三月正式退休了。此后，为了协助儿子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们两人曾经轮流去美国暂住，从1990年起，先后一共去了各五-六次，差不多随着他们搬家走过了美国十几个州，其中最少仅三个月，最长达半年多，一般她待的期限比我更长，曾经在国外度过圣诞节、新年和中国春节。因此我们的两个小孩和我们的感情就比较深，即使他们现在已经长大成年了，仍然经常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来问候我们，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安慰和愉快。 　　到了1998年秋天，我们医院新盖的职工宿舍即将完工并且分配，我们正准备搬家到新楼的同时，由于她好友戚丽宜大夫的介绍和推荐，她打算去英国一处中医诊所工作的申请也得到同意。此时她的健康情况并不太好，但是为了尽量减轻她在搬迁中的烦恼，她的弟妹们建议她趁早到英国去报到。于是在当年11月1日将她送到机场去了伦敦。此后，在许多亲戚朋友的协助下，我家顺利地搬迁完毕。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我自己不当心，在11月20日一个下雪天外出办事而在马路边上滑倒，以致左腿股骨颈部骨折，为此我被迫住院一个多月，做了打三叉钉的手术。后来听说，钟璇在伦敦听到了我受伤住院的消息还大哭了一场。以后她被指派到曼切斯特中医门诊部工作了半年多。幸亏我手术后恢复良好，她也于‘99年6月经阿姆斯特丹而提前回国，终于又一家团聚了。 　　八、 此后的两人世界 　　自从她母亲1995年因多脏器衰竭逝世以后，我们家里原有的‘三脚架’，就就只剩下了摇摇欲坠的‘两脚规’了。从此我们两个人几乎是相依为命，彼此互相支撑着渡过一种简单、平淡而幽静的生活，只有儿子或孙子、孙女偶尔短暂地回国来，才能带来少许的欢乐气氛。她从英国回来后，就同意在她医院参加每个周六的半天门诊。试验了几个月以后，当广安门医院第二门诊部成立时，她又应邀在每个周三也看半天门诊。起初她还感到有些紧张，但过了几个月也就慢慢地熟悉了。去年，该院门诊改用电脑开具处方，也使她又紧张了一阵子，不过也在她自己不断努力和同事们的帮助下逐渐地克服了。在工作之外，我们的家庭生活基本上是简单、平淡而且有些刻板的。每日三餐基本上自做，偶而到医院食堂买一点荤菜来补充。在闲遐时，她则喜欢躺在床上阅读国外翻译的侦探或推理小说，而不定期地和朋友们或弟妹们打麻将也是她的一大乐趣。在我们家里，我们彼此之间从来也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下班以后一见面，当天所见所闻的大、小任何事情都能直率地交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涉及家里重大的开支或是遇到一些难以决定的问题，我们总是要仔细地商量。在起初刚结婚的前几年，我们有时还有不少争吵，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不同的争吵和争论也就越来越少了。到了晚间，看完了新闻联播以后，我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无话可说了。在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有时一起去附近公园里散步或到菜市或超市里去购物，但大多情况下，我们是分别行动的。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转眼间就过去了五十多年。 　　九、 最后的突然诀别 　　今年五月，她听说孙女罗娃可能要在暑假期间回来，感到特别地兴奋。可是在5月30日去天河菜市场买菜的归途中，不小心被一块未关好的地下水沟的铁板绊了一跤，摔伤了左侧膝盖骨。当天下午，经过骨科医生照片，发现左侧髌骨有一条纵向的裂纹，于是医生为她包扎了石膏托，并让我用轮椅将她推回家来。从此以后，她不能上下楼梯，而只能在家里缓慢地走走。孙女在京的三个星期当中，她虽然行动不便，但仍然每天要张罗做些可口的饭菜，或是让我采购一些瓜果来招待她。到了7月5日孙女将要离开的那天，她在机场哭得十分伤心，仿佛这次就是永别的时刻。 　　好不容易熬过了六个星期，她在骨科门诊顺利地拆除了左腿的石膏托，开始了康复训练。从7月20日起，她恢复了第二门诊，而且我也逐步地陪她去到超市购物和去公园散步。这一阶段在家休养期间，不断有病人打电话来，询问‘吴大夫什么时候能上班？’，更增加了她希望迫切回到医院门诊的愿望。 　　 到了8月6日，星期六，她一早就起床了，匆忙地做了两个为中午准备的菜以后，我们就一同乘车去广安门医院了。在一路上，她还告诉我附近新拆的大桥和新盖的大楼等等。等我拉着她的手穿过北线阁小马路以后不到一分钟，却突然地发现她摔倒在路旁，并且一下子陷入深昏迷，当时呼吸急促，压迫眼眶也没有反应，而且出现了‘去大脑强直’的颤动现象。我此时毫无思想准备，简直是吓懵了，又搬不动她的身体，而周围围观的一大堆群众也没有人愿意插手来帮助，只能在她身旁看着。幸亏有的老大妈赶紧去了医院急诊室，请来两位护工用担架把她抬进了医院抢救。后来，我又用她的手机紧急通知了我们医院神经科的刘占东大夫，他又紧急联系了急救车将她送到了我院医保中心的ICU病房继续抢救。此后，又经过了三天两夜的不间断的抢救，但始终未能奏效。终于在8月8日晚上9：30停止了呼吸，我可怜的老伴就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十、 反思：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从她去世以后，我的整个生活一下子都变得暗淡无光了，每天早上一醒来，就首先发现旁边的房间里床上是空空的，地板上的拖鞋好像刚刚被穿过，再抬头一看，发现墙上挂着钟璇的遗像和鲜花，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梦境，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好几天了。在今后的几天内，我差不多是整天以泪洗面，对什么东西都提不起任何兴趣来。在我的心里还有不少的问题等待她的意见时，却再没有亲人为我出主意了。从她老同学的许多来信和回忆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她一生许多赞誉的评价，说她不愧是‘真善美’的化身。。。根据我和她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我就在这三方面谈谈我对她为人的深刻感受： 　　待人真诚：钟璇的一生是非常真实、坦诚、磊落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她都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在平时，她都是提前上班，开会或赴约时都是提前到场。在负责基础研究室的时候，她每天都是提前上班，向年青的技术员学习各种生化仪器的使用。而且在自己操作时，总是非常地认真、仔细地看试管上的刻度，从不计较时间，因此有的人嫌她操作太慢。在担任支部书记时，经常约同志们聊天、谈心，或相互交心，了解他们工作上或生活上的困难。而且，她对于所接触的任何人都能够真诚相待，特别是对于前来就诊的病人，不仅仅是服务态度良好，而且能富于同情心，并能把病人当作朋友相待。记得在桂林众议院工作的时候，听到一位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说：中医院有个吴医生，只要和她谈谈心，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了。在她每次出门诊的日子了，通常是清早6：30左右就背着手提包出发，而到中午则往往等到一点或一点半以后才能回家。在她因病请假的时候，也经常有些病人打电话来，询问‘吴大夫什么时候才能上班？’。也正是由于这种缘由，她总是千方百计地争取早日上班为病人服务。 　　与人为善：钟璇的为人心地特别善良。据她自己回忆说，当他们家住在青岛时，看到很多穷人家里孩子多，看病很困难，她就想将来要当个医生，对待有钱人要高价收费，而把收来的钱转给穷人家孩子看病。等她真正当了医生以后，确实做到了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并且能处处为他人设想。因此，她的朋友特别多，除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同学以外，许多的单位同事和长期接触的病人或家属也往往成为她的朋友了。对于打电话来咨询疾病的亲戚或朋友，她都是不厌其烦地认真而详细地解答人家的问题，有时还为人家代为挂号，专门走访某个专家等，从来都是如此。就连我家的钟点清洁工，我家门前的保安员在遇到什么困难或是出现家庭纠纷时，她也会热心倾听、并且设法来帮助他们。因而我们家晚上的电话咨询特别多，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找我的，而绝大部分是对她的健康咨询。甚至有一次她曾经建议开办一个心理咨询门诊，为那些老年人解决心理方面的问题，后来由于我的坚决反对才作罢。她自己虽然连买一双新鞋也要再三考虑，但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安徽凤台县小学生，却每年连续寄钱去资助她完成了读完中学的愿望。 　　纯朴的美：钟璇虽然天生外表清秀，而且经常面带微笑，但从来不喜欢化妆，在我们结婚前，她总是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在结婚以后就将辫子盘在头发后边，表示是已婚女性了。就在我们去照结婚照片时，她也只是在嘴唇上抹了很少一点口红。在1963年，她曾陪同接待来访的锡兰总理班德拉奈克夫人，为了工作需要，她曾经烫过一次头发，但是从深圳回京以后。却受到我和当时三岁的儿子的反对，于是她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烫发或用什么化妆品了。据说她带队去马来西亚时，也曾烫过头发，但是回国以后又被剪短了。到了年事渐老以后，头发逐渐地变得灰白，她只使用过几次染发剂就不再应用了。她常常说她在会见外宾或是海外华人时，人家都夸她具有一种天然、纯朴的美，绝不是用人工化妆品所能代替的美。近几年来，她则几乎剪短了白发、理了近乎男性一样的发型，也同样受到病人、家人和朋友们的爱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心灵上的美，对我来说那是别的女性所无法比拟的。 　　至于作为‘未亡人’的我，这五十多年来我为她做了什么事呢？尤其在最近的几年中，除了每天早晨为她检测一下血压和心率，在她去看门诊的周三和周六中午为她准备午餐以外，对于她的健康却远远关心得不够。一般来说，每天晚间，我们并排坐着看完电视新闻以后，我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如果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她就早早上床休息，而我也戴上耳机去欣赏古典音乐或是阅读报纸了。在2003年11月她因心房纤颤、用药无法矫正而住院时，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我因为每天一方面要去上干部病房三楼陪她、另一方面又要上门诊四楼办公室处理杂事而奔波于几座电梯之间，有时就忍不住有些怨气，使她不得不尽早要求出院了。尤其是从今年五月以来，由于要陪同孙女外出参观或是去超市购物，我就很少关心她最近健康的动态变化。在她膝盖骨被摔伤的六个星期里，我只能间断地为她擦背、洗脚，用轮椅车推她来往医院等一些日常的琐事，而没有对她的房颤的潜在危险性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8月5日的常规体检时，我明明知道她由于时间仓促，没有能做成心脏的超声心动图检查，但是却没有规劝她等到下周做完检查以后再去上班看病，以至于发生了突然的、万万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我作为多年的神经科医生，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了我而毫无作为，这是我非常、非常后悔的事情，而且在我有生之年，还将要永不停歇地后悔下去。 　　至于我今后的生活怎么过下去？现在还无法去多想，恐怕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吧。眼看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正在日渐衰退，尤其是这次重大事故之后，许多往事常常想不起来，估计我的来日也无多。好在许多亲戚和好友不停地给我安慰和鼓励，家里儿子现在正值中年，还有较强的生活能力，两个孙子和孙女也都进了大学，我对于这个世界上也再没有可以留恋的东西，因此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2011年8月24日草拟提纲，9月13日中秋节夜间 薛启蓂含泪写完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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