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可是我心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一拿起电话，“我是二姐”这亲切的声音就在耳边回响。 　　 　　二姐只比我大两岁，可她时时、处处、事事就是我的姐姐。妈去世后，二姐更像长辈一样照顾、关心着我。没有了二姐，我心里没着没落得，生活失去了色彩。 　　 　　二姐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也影响着我，我的学习也有了起色。 　　 　　记得我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课间我急急忙忙找到同校学习的二姐，说下节考试你去替我考吧。二姐劝说，我是男生，她是女生，又不是一个年级。又劝说我不要害怕，会什么就答什么，考试跟平时做作业差不多。我听了二姐的劝解，硬着头皮去上课了。 　　 　　1948年我和二姐在西安寄宿读中学。我们念的是男女分校的中学。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到父亲的好朋友——交通银行西安分行经理严伯伯家玩并改善生活。我念的东南中学离严伯伯家近，我先到后就盼着二姐早点来。每周的这一天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1948年暑假我考上了江苏省立苏州中学高中部，二姐到上海中学念高中理科班。碰巧苏州中学数学三角课本选用的也是三S平面三角。我翻出二姐留在家里的数学习题作业本，十六开的米字格本，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每个习题、一道一道地解答出来。我看到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这成了我解题的家庭教师。二姐学习自觉，对自己要求很高，初中时在天津就获得过奖学金。从西安迁到苏州后，她不满意苏州的高中，自己在家自学，到上海考取了最好的上海中学插班生。 　　 　　1952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有一天我好不容易请了假从西苑进城到沙滩红楼去看望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的二姐。不巧，她们到外面集会去了。我在她宿舍门口等了两个小时方见上面。后来，二姐回忆起这次见面说，我们俩聊着聊着，觉得有点饿了，那时天色已晚，我们走了一路，才一人买了一块烤红薯充饥，也乐在其中。 　　 　　1994年我退休后，二姐知道我们企业退休金很低，出门乘火车，总是替我买票，就连后来去金山公墓看望马，她也总是说鲜花她买，上下山的出租车费她付。有一年我俩看了妈下山后，她说你饿了吧，就在红旗村路边的饭馆要了两个菜，请我吃饭。而二姐自己平时十分节俭，我印象中她几乎没有自己下馆子吃饭。 　　 　　二姐去英国工作那年，正巧在北京的新居刚装修后，等待搬家，我、李同和钟璜就帮着搬家。二姐出国前叮嘱启蓂哥一定要在搬完家后请我们去饭店吃饭。 　　 　　我在北京居住期间，只要有点病或到医院输液，二姐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旁，问讯用什么药，告诉我应该注意点什么。我们全家在健康上遇到问题总是会咨询二姐一家，而她们也总是会热情地帮助找医生、查病情、参谋医治方案和用药。 　　 　　这就是二姐，她对自己十分吝啬，一件衣服补了又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皮鞋到商店看了几次，舍不得买。可她对待别人，总是那么宽容体贴，那么和蔼温柔。 　　 　　二姐是资深医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她十分乐观，坚持用自己的医术帮助老年患者解除痛苦、安度晚年。记得李同多次跟她念叨自己的病痛，她说了一句：“我的病不比你轻！” 　　 　　二姐提前与爱孙康妮一同庆祝了生日，又急着去医院给等候了两周的患者把脉开药，她心里只装着患者没有自己。我想那天她想到马上就见到患者了，心里是高兴的。她带着患者的期盼走了，没有痛苦地走了。 　　 　　但对我们来说，二姐走得有点突然，我们一时无法接受、无法面对。我失去了疼爱我的二姐，失去了和我说心里话的二姐，但二姐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心里，二姐的高贵品格永远是我的榜样。对二姐的美好记忆、对二姐的温馨回忆永留心中。 　　 　　 　　 　　 钟福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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