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名红小鬼，现已成为知名国画家。他当时是延安孩子剧团的一名成员，是团长林枫将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他几十年来不忘团长 林枫对他的培养和教育。本文是他的感慨回忆。 　　 林枫同志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跟随丈夫谷云亭从延安转战来到冀东，在冀热辽边区工作，解放后为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 　　 我们的好团长、好大姐 　　 一九三八年，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延安，我们八路军抗战剧团从延安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沿黄河各县进行抗日演出宣传。没过几个月，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就千方百计地刁难我们。有的地方连城门都不让进，即使进去了，当我们演出时，特务就往台上扔土块儿、鞭炮等。剧团写的抗日标语也被涂掉，工作实在难以开展。但是，我们接上级指示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万一日本小鬼子打过黄河，中国就要亡国。于是，中央决定，剧团岁数大的同志回到延安去，留下二十四个小同志，脱下八路军的军服，换上老百姓的穿戴，打起一杆“流亡孩子抗战剧团”旗子，以孩子剧团的形式，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我们的团长林枫，十九岁，是河南汲县人。她早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前就在开封省立女中上学，因参加驱逐反动校长的罢课斗争，被开除学籍。后来到私立北仓女中继续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这一时期，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父亲—— “五四”运动的先进分子，以及北仓的几位先进教师：曾次亮、谢瑞、罗绳伍、楚图南、柯中立、冯素陶等。到一九三八年初，她投奔革命队伍，来到胡乔木同志主持的“安吴堡青训班”。她入党不几天，组织就分配她到孩子剧团工作，肩负起团长的重任。一到剧团，我们只知道她叫樊镜秋，还是读书的学生，为了工作需要，又改名叫林枫，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樊姐。 　　 因为剧团不能以红色面目出现，所以上级给她编排了这样一个说法：“我在火车站遇到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都是在日寇的刺刀和炸弹下失去了亲人的孤儿，他们四处逃难，靠乞讨谋生。我可怜这些孩子，把他们招到一起，求好心人教点戏剧歌舞节目，也好混口饭吃。” 　　 既然是一群流浪儿，我们也就以募捐来解决经费，每当樊姐外出向社会贤达募捐时，她就带上两、三个岁数小一点的孩子和她一起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的演出是很成功的，如唱《松花江上》，常常是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我们最小的一个成员叫李小英，外号叫小黑子，她登台演讲，献身说法：“我叫李小英，今年八岁啦。我家住在安微省安庆市，日本鬼子丢炸弹，炸死了我爹妈，我的老师来领我，我夹了个包袱就走，几次回过头去，看看死去的爹妈，我哭喊着——“爸爸……，妈妈 呀……”。“日本鬼子真可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面对这些孩子生动的演出、演讲，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中国人能不恨日本鬼子吗？胸中怎么能够不燃起抗日的怒火呢？ 　　 作为团长的樊姐，每次演出前总少不了向观众们讲话，第一次在西安演出，观众人山人海，她慌了神，讲到一半儿背不上词儿来了。事后的战斗总结会上，孩子们批评她，她虚心接受了。从此，她每天早早起床，独自在僻静处，把树木当听众练习演讲。后来，她不论在什么场合讲话都流利自如了。 　　 樊姐是全团最忙的人，可是晚上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有两三个年龄小的团员，常常尿床，只有每天半夜叫醒他们撒尿才行。大家劳累了一天，别说是小孩子，就是十九岁的樊姐，也是一头栽下去就睡到天亮。为了能半夜醒来叫醒尿床的孩子，樊姐想了个办法，每晚睡觉前喝两大碗水。这样每天都能在半夜准时醒来。 　　 樊姐不但是个好大姐，还是个好老师。我们不但看书看报碰上生字向她请教，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都向她请教，如，天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打雷？闪电是怎么回事？什么是阶级？为什么会有穷人和富人？樊姐不过是个高中学生，为了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她不得不挤些时间看书“备课”，结果是忙上加忙。 　　 那时候，孩子们之间是非常团结友爱的，大家都明白在国统区孤军奋战更应该这样。可是，毕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难免发生矛盾。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因为和伙伴吵嘴后气没消，晚上熄灯后还在被窝里哭。樊姐听到抽泣声，把她拉到自己的被窝里，细声细语的给她解思想疙瘩，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了。 　　 智勇双全的好团长 　　 我们这个孩子剧团，在县城、乡村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宣传演出后，又来到渭南县城。这里的驻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陆军第一军第一师，胡在 内战时期，就是反共老手，师部的政训处对我们很注意。在渭南工作不久，处长就传令樊姐去师部问话，樊姐领上我去作伴。处长拐弯抹角的盘问我们的来历。开始还是和颜悦色，后来就渐渐露出了凶相，他想用恐吓的办法诈出我们的真实情况。不管他怎样盘问，樊姐一口咬定是在开封火车站把我们这些孩子聚集起来的。我还记得，当被那老奸巨滑的政训处长逼紧时，樊姐大声嚷道：“好吧，那我就把他们解散好啦！我们宣传抗日还有罪啦？！”当时，国民党也在抗日，处长担当不起破坏抗日的罪名，他的嚣张气焰被樊姐压下去了。 　　 没隔几天，处长还是和和气气，他递给樊姐两大本相册看，原来那上面全是他们部队的剿共战绩。他是想试探樊姐看到这些照片的反映。樊姐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对那家伙说：“我哪里懂得剿共这种事，我只想到快点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这些孩子还要回家上学呢。” 　　 最后一次被叫到政训处的时间最长。处长提示要把我们剧团收编到他们部队，而且讲了很多优厚待遇的条件，每人都有马骑，有呢子衣服穿，每月发给每人多少现大洋。樊姐哪里听他这一套。处长不耐烦了，漏出狰狞面目，拍桌子吼道：“姓樊的，你不愿意接受收编，就说明你们是有背景的，告诉你！我叫你方圆百里寸步难行！” 　　 当时，我这个樊姐的小随员、小警卫，一看，那个小家伙杀气腾腾的，我就赶紧“哇——”地一声，半真半假地哭了起来。原来樊姐早有交待：遇到必要时，要我装肚子疼，拉她快出去，这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呢。我嚷肚子疼得厉害，要快去看病，樊姐临出门之前，用缓和的语气对那家伙说：“我这个团长也是家伙儿推举的，收编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得回去跟大伙儿商量商量。”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回话？”那家伙见我那个闹劲儿，就只好长话短说了。 　　“明天又演出，后天也有演出，起码要五天。再说这几个孩子都懂事了，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时间短了恐怕统一不了。”樊姐从容地答道。 　　“那我就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到下星期一给我回话。”那家伙恶狠狠地说。 　　 樊姐这是在用拖延战术，也是在麻痹敌人。反动派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的深更半夜，我们这个队伍溜出了渭南县城，逃出了虎口。 　　 这样奇迹般的脱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到渭南城，住在一所小学里，当时正是暑假，教室都空着。后来有一大批军人，开着汽车、坦克车住了进来。这所学校的操场很大，起初我们很担心，怕他们伤害我们，但很快我们就听出他们说话是东北口音。原来这是东北军的一个修械部队，现在属于一个机械化师。他们很爱看我们的抗日节目，爱听我们唱的救亡歌儿，住在一起没几天就很熟了。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大孩子正在看《新华日报》，不小心被他们一个姓高的技师发现了，孩子立刻把报纸藏了起来。高技师笑着说：“不要藏了，给我看看。”于是两个人并坐着读起报来。 　　樊姐主动和修械所的李所长搞好关系。交谈中又了解到他俩都是“民先”会员。于是，我们两家又是聚会、又是联欢，士兵和孩子们打得火热，带我们骑摩托车、骑木马、爬横架等。每当我们外出演出，他们就用军车接送。驾驶员开车路过胡宗南第一师部门口时，还特意响几声喇叭，表示出对胡军的不满。因此，胡对原东北军总是另眼相看，它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很久了。 　　 后来，樊姐讲了当时的详细情况： 　　 那天我们两人从政训处回到住地，她立刻去找李所长和高技师，把刚才的情况对他们说了一遍。樊姐对他们说：“要是能回到西安就好了，在西安有西北青年救国会，是自己的组织，还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那是咱们的娘家。”他们听完就全明白了。可是，这里的戒备很森严，如果半路上被截回来就更麻烦了，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李所长果断地说：“估计他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如果推迟几天就不好办了。今天夜间我就用汽车把你们送上西去的火车！”“那敢情好，太感谢你们了。可是，今后你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遇到麻烦呢？”他俩说：“别说这些了，为了抗战胜利，我们一定全力帮助你们，我们自己有办法对付他们，放心吧！”樊姐回到自己屋里，立即召开了共有三个党员的支部会，在会上谈了上午发生的令人气愤的事情，又说了李所长他们愿意相助，帮助我们逃出虎口。支部当机立断，做出决定：马上行动，连夜撤走。记得那天黄昏，我和别的小伙伴像往常一样，在操场上玩耍时，传来耳语：“今天晚上有行动，早点回宿舍。”回到屋里，樊姐小声简要地向大家讲了当前的紧急情况，要求每个人做好斗争准备。从现在起，不要离开集体，不要单独行动，上厕所也要结伴同行。 　　 我们打好背包，放在各自的草铺上，不点灯，不脱衣服，休息待命。过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半夜了，樊姐听到窗外咳嗽声，辨别出是李所长发来的暗号，马上压低声音对大家说：“起来，快走！” 　　当时我们住在楼上教室，下楼时都要脱掉鞋子，避免发出声响，因为就在附近的一座楼房里就住着国民党特务。每个孩子都背着自己的背包，大孩子还要抬头演出的服装、道具。这一切，樊姐指挥得有条不紊。 　　 操场上停着一辆带帆布篷的大卡车，旁边站着两个人，走到跟前一看是李所长和高技师。在他们的指挥下，大家悄悄地、有秩序地上了车。樊姐再次嘱咐大家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打喷嚏。为了严格做到，孩子们取出毛巾放在嘴边。好在这群红小鬼就有夜间紧急集合的训练，这次行动一切顺利。 　　李所长亲自开车，我们坐在车篷内自己的背包上互相靠得紧紧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决定命运的行动。 　　 从城关小学到火车站，必须穿城而过。卡车在东城门前“嘎”的一声突然停了下来，只听见守城的哨兵厉声问道：“车上装的是什么？！”李所长走下车，交验了证件，回答说：“军械、炮弹。”因为上面有规定，军械是不能检查的，哨兵只好放行了。 　　 当时，我们的心跳得厉害，紧张得手心都捏出了汗。事后李所长说，他下车时，腋下夹着一支小手枪，准备万一出现意外就动武。原来李所长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我们的啊！ 　　 在夜深人静的渭南城外，卡车风驰电掣，黑夜中，两盏车灯向两把利剑刺向天空。卡车到了火车站，早有人给我们买好了车票，因怕在检票口出事，卡车直接开到月台上，停在货车尾部的敞篷货箱跟前，因卡车后部紧贴着货车箱，我们就一个个地从帆布篷里翻了过去。这时我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天下起雨来，我们望着月台上挥手告别的两位恩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心想：“别了，亲人，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还会相见的。” 　　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他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红小鬼凯旋而归。 　　 以上这段往事，颇带戏剧性，而导演兼主角就是林枫同志，是她机智果敢地去求援，才使我们这二十四个孩子免于落入反动派的魔掌中。 　　离别到宝塔山 　　 一九三八年秋天，林枫大姐调离了孩子剧团。大姐要走了，我们从心眼里舍不得她走。是她，像母亲一样照顾我们的生活，关心我们的成长。我们敬望着她慈祥的脸，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掉了下来。我们对樊姐的情谊，宝塔山作证，延河水作证。 　　 宝塔山一别，不知道她的去向。我们多么盼望能再见到樊姐呀！聆听她的教诲，感受她的慈爱。但是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樊姐的音信。有的同志还担心是不是她在战争年代牺牲了。 　　 一九八四年，团中央在西安召开了一个纪念青年运动的会议。会上讲了孩子剧团的那段经历。在场的一位同志正好认识我们，听了那个故事后，就和林枫同志沟通了信息，使我们这些在京的红小鬼和樊姐在一九八四年秋天才得以相见。 　　 见面时，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任激动的泪水流淌，我们有说有笑，那个亲热劲儿就别提了。实际上，大姐和我们相处只不过半年多，但是，因为那是在共同的战斗岁月中结下的情谊，所以会根深蒂固。 　　 大姐告诉我们：她离开孩子剧团后，回到了“安吴堡青训班”当了儿童连的指导员，后又调政治研究室。一九三九年初，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作青年妇女工作。还担任过邱县县委宣传部长。一九四三年调延安参加整风。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就北上到冀热辽边区任承德县委宣传部长。一九四八年来到了冀东十五地委，后来相继（解放后）任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 　　 林枫大姐，一九八三年离休后，她工作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每年都要下去视察。作为世界语学会副主任，一九八六年，她带队赴京参加世界语学会第七十一届纪念大会。平时，她对台球、门球颇有兴趣。每天清晨在附近公园慢跑、散步，还参加了市老年干部合唱团。总之，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感到生活得很充实，从没觉得没事干。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精神活着。” 　　 在我的眼里，她只不过是添了些白发，胖了些。其实，她还是像几十年前那样，腰板挺挺的，脸色红红的，眼睛亮亮的，说话和笑起来，声音还是那么爽朗。她真不像古稀之年的老人。 　　 注：顺便说一下，林枫同志领导的孩子剧团那段不寻常的经历，写成了电影剧本，剧名《人小鬼大》，发表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外电影》第四期上。剧中主角樊姐就是林枫同志。

原文　 发表于冀东烽火——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作者：姚复兴  浏览：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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