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源，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作者之父杨明新（1913—1998），曾任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监委常委等职。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对谷云亭伯伯有所了解的。“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二。我父亲也在市委工作，关于市委的人和事，那时父亲对我只字不提，所以我只知道一些市委领导人的名字，但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文革”开始后，市委门前泰安道两侧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以往我在台湾路的家与十六中学之间，往返都是走南京路，“文革”期间特意改成每天绕行泰安道，我几乎看过市委附近的所有大字报。针对谷伯伯的大字报不很多。有些大字报说他是“革命意志衰退”，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1969年秋天，在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一年后，我回津探亲。当时父亲在干校劳动受批判，每月回家一次。母亲是市委机关的长期病号没去干校，而是和市委的病号们一起每天集中在干校的市内留守处学习。留守处地址在烟台道靠近建设路口的一个院子里。留守处有食堂，我懒得自己在家做饭，就常到这里吃午饭。每次到留守处都能看到也在这里集中学习的谷云亭伯伯。有一次，吃完午饭大家坐在一间大屋子里休息。听说我是从内蒙牧区来，谷伯伯就主动和我聊起了天。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给我一支，让我点上，然后就问我牧区情况。先是聊牧区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生产方式、风土人情，一会儿就说到挖肃“内人党”。当时内蒙的挖肃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说是内蒙暗藏着与“苏修”“蒙修”勾结的反革命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说蒙族干部是“内人党”成员。造反派和工作队捕风捉影、刑讯逼供，让交待同党，蒙族干部被逼无奈就“咬”蒙族群众，蒙族群众被逼无奈就“咬”汉族干部，最后连许多汉族群众都被整成了“内人党”。不少社队都整死了人。我绘声绘色地讲这些情况，谷伯伯认真听着，并不断插话提问。等我讲完了，他还坐在那儿眉头紧皱，一动不动地沉思着。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找到我，问：“党中央知道不知道这些情况？”我说：“内蒙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央委员，党中央大概不会不知道吧。”他没再说话，眉头皱得更紧，脸上流露出一丝忧愁与无奈。 　　 那段时间我母亲天天与谷云亭伯伯见面。我几次听母亲对父亲说：“谷云亭同志又打听你了，让我转告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要坚持住。”当时造反派围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宛平县的一些事，查来查去纠缠不清。谷伯伯曾几次对我父亲说：宛平县的那些情况我了解，要相信组织，一定能搞清楚。当时父亲挨批斗，精神压力很大。在那疯狂极“左”、人格扭曲的年代，在那很多人唯恐自己不“左”，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抬高自己的情况下，像谷伯伯这样实事求是、主持公道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但正是因为有这为数不多、但极其无私的真诚关心和坚强有力的精神支持，父亲才得以渡过“文革”那场劫难。 　　经历十年“文革”，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走过的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树立了巨大的威望，而随着对个人迷信的滋长和对实事求是的忽视，党的干部中越“左”越革命的思想、只唯上不唯实的作风越发严重。因此在反右派、大跃进、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头脑发热、一哄而起、推波助澜的干部越来越多，而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在当时“左”的氛围里，摆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积极盲目、甚至违心地迎合上级，制造“政绩”，个人仕途前途无量；二是冷静思考、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即使无法直抒己见扭转局面，也勇于相对地保持消极沉默，而不惜影响个人前途。毫无疑问谷云亭伯伯选择了后者。在“左”的思潮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下，谷伯伯采取消极态度，实际上是对极“左”倾向的一种勇敢抵制，充分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和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所以“文革”结束后，他立即全然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干劲十足地投入到拨乱反正中。他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日理万机，他再也不“消极”，再也不“革命意志衰退”了。特别是解决处理大批冤假错案时，他曾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地说：有党的政策在，“谁也不能一手捂天！”这句话，当年不知为多少冤情在身的老同志点燃了内心的希望。为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了天津的建设和发展，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直到拼尽全部心血和精力，倒在工作岗位上。我父亲晚年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经历时曾对我说，他一生最深的体会就是：实事求是最重要，实事求是最不容易做到。 　　谷云亭伯伯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人，他是我最敬重的一位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浮躁、急功近利，继承和发扬谷云亭伯伯的高尚思想品质和优良工作作风，就更加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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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2/2/11 12: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