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云亭（1913～1983），原名谷绍川。1913年9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刘家营村。家族世代务农，当时家中有农田数十亩。谷云亭7岁时入私塾，次年(1921年）进本村小学读书。同年，父亲谷强病故，母亲谷潘氏携谷云亭及幼弟谷振铭靠佣工种地为生，幼小的谷云亭常在放学后去山坡上割草，帮助母亲维持家中的生活。谷云亭12岁时，考入丰润县立后卫高等小学读书，1927年秋，时年14岁的谷云亭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滦县河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名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以下简称河北滦师）。 　　　　　河北滦师始建于1910年，原名直隶第三初级师范学堂。早在1925年，该校就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在教师和学生中，都有党的秘密活动。谷云亭考入滦师后，在时任中共滦县县委成员的滦师教员高定侯、姚洗尘等人的教育和培养下，成为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学生，于1928年春参加抗日游行、抵制日货等活动，并于1930年5月经学生党员王景新介绍入党。那时，谷云亭还不满17周岁。 　　　　　同年，由于高定侯等人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中共滦县县委遭到破坏。在困难的情况下，谷云亭仍和其他学生党员一起坚持斗争。1930年秋，在中共京东特委的领导下，中共丰（润）、滦（县）、昌（黎）、乐（亭）中心县委成立，宋维新任县委书记，年仅17岁的谷云亭和其他两位滦师学生党员张维三、张树先（杨述古）都参加了新组建的县委，张维三任组织委员，张树先任宣传委员，谷云亭任青年委员兼共青团县委书记。新的县委成立后，一方面在滦师校内发展党、团员，另一方面组织力量到农民和洋车夫中进行宣传工作。1930年10月，谷云亭代表中心县委，到天津参加了中共北方局扩大会议。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中央苏区及湘赣边、鄂豫皖等苏区，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在农民中宣传“苏维埃土地纲领”。1931年初，谷云亭和县委其他同志以组织学生假期补课为掩护，着手创建冀东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根据县委的决定，谷云亭和两位同学陈向志、刘秉信（均为共青团员）到城南八里桥村向农民宣传反抗变产验契的斗争。因乡长告密，三人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县公安局第一区警察所。面对敌人的审讯，谷云亭等人沉着应对，始终未暴露党团员身份。虽经滦县公安局、保卫团会同教育局搜查滦师学生宿舍，在刘秉信等人宿舍内搜出部分进步书籍和刊物，但始终不能确定三人的身份。后经县委多方营救，县公安局在1931年春节前夕将三人取保释放，开除学籍，递解出境。 　　　　　离开滦师时，前来送行的学生党员滕预桢在滦县火车站向谷云亭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让谷云亭回家后等待通知，以后到天津工作。但是，经过大半年的等待，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也没有人前来联系，谷云亭焦急万分。这时，恰巧在报纸上看到天津“河北省民众实验学校”的招生简章。谷云亭认为，与其在家中等待，不如到天津主动寻找党组织。经过认真准备，谷云亭于1932年2月考入了河北省民众实验学校，来到天津读书。（该校的地址在现今的天津市河北区新大路），当时学生不满百人，由于是新成立的学校，饭费学费全免。 　　　　　那时候，上海刚刚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全国都掀起抗日浪潮，谷云亭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不久，他发现学生中有党的活动，经学生党员舒某介绍，恢复了组织关系，被编入校内学生党支部。不久，原支部书记改做校外工作，支部书记由谷云亭担任。暑假前，党支部组织学生罢考，抗议日军在我国的暴行。假期中，谷云亭接到被开除学籍的通知，刚刚接上的组织关系再告中断，只好留在刘家营。 　　　　　面对挫折，谷云亭没有消沉，他一方面和在天津的党员陈建三保持通信联系，接收陈寄来的进步书刊，一方面以本村小学为基地，办农民夜校，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抗日歌曲。他教唱过的歌曲歌词：“永远勿忘东北，日寇心太狠毒，杀我中华民族，我们再不奋斗，必成亡国之奴，永远难求生路……”经常和谷云亭一起活动的有学校工友张子珍、小学教员温立三等人。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谷云亭患肺病在家休养半年。痊愈后，他奔走于赵庄子小学、黄昏峪小学等地，寻找党组织。期间，听人谈起当地民众自发拦击日军运输车的故事。谷云亭切实地感到广大民众的抗日要求。他不仅宣传抗日，讲革命道理，还积极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先后发展了张柱（又名张建州）、许宝祥（1941年牺牲）、饶万林（1939年牺牲）、白云台（1944年牺牲）、谷福堂（又名徐珍，曾任唐山地区副专员）等中共党员，并在1933年建立了刘家营第一个党支部，张子珍任书记。 　　　　　1934年春，唐山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谷云亭认为，唐山能有这么大规模的罢工，一定有党组织的领导，他决定到唐山去。 　　　　　不久，谷云亭投考了设在唐山的开滦矿总医院护士班，并被录取。在医院，他结识了护士李尚武、史克敏、常云卿和药工张耀。先是组织年轻护士和药工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铁流》、《第四十一号牢房》、《政治经济学》（井上肇著），后来，又把北方局内部刊物《火线》在青年中秘密传阅，在他的帮助和带动下，大家的思想进步很快。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谷云亭的身边团结了一大批医院中的知识分子和药工。 　　　　　1935年夏天，谷云亭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被任命为中共唐山市委驻开滦东矿特派员，任务是开展矿工的工作。1935年秋季，在日军的策动下，以殷汝耕为首的汉奸开始在冀东22县酝酿“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谷云亭利用在马家沟分院工作的便利，奔走于附近各矿，在矿工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1月25日，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成立，这意味着冀东22县成为了新的沦陷区。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谷云亭不怕危险，坚持在唐山、马家沟、林西、赵各庄、唐家庄等地的矿工中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在矿工中的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三年之后（1938年）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奠定了基础。 　　　　　1936年初，谷云亭被调回唐山总医院，继续在医院的员工中宣传抗日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张耀、李尚武、常云卿等人的进步很快。1936年秋冬之际，绥东抗战爆发，谷云亭提议组成医疗队，到前线去做医疗救护工作。在征得大家同意后，由谷云亭、张耀、常云卿等6人组成了医疗队，前往北平支前委员会报到。他们到达北平不久，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日军停止进攻，到绥远的医疗队也不再需要了。谷云亭认为，此次虽未能上前线，但自己的建议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锻炼队伍的目的已经达到，决定带队返回唐山。当时，张耀等人都担心回去后会被院方开除，谷云亭和大家讲了自己的分析：日本占领冀东，也威胁到了英国人的在华利益，此时回去有利。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回到唐山矿总医院，由英国人掌权的院方并未处罚不辞而别的谷云亭等人，也未将此事报告给汉奸政权，还从1937年元旦开始，给几个人增发了工资。这个结果在医院的员工当中影响很大，从此，团结在谷云亭周围的人更多了。 　　　　　1937年元旦放假期间，谷云亭按照党的指示，在医院员工中间创建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自卫同盟”。在“抗日自卫同盟”建立之初，谷云亭亲自起草了如下纲领： 　　　　　第一条，本团体定名为“抗日自卫同盟”。 　　　　　第二条，本团体宗旨是坚决抗日救国，反对妥协，反对汉奸政府，建立抗日政府。 　　　　　第三条，本团体的活动任务是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人士。 　　　　　第四条，入盟条件是坚决支持和宣传抗日活动，严守秘密。 　　　　　第五条，活动方式，采取绝对的单线活动，不经盟支部批准，相互之间绝对不准发生盟员之间横的联系。 　　　　　1937年春节假期召开第二次“抗日自卫同盟”会议的时候，已有盟员5人，由张耀任书记，史学敏任宣传委员，谷云亭任组织委员。在谷云亭的建议下，决定出版盟刊《冬青》，大部分稿件由谷云亭从《前线》、《时代》等党内刊物上摘编。前两期是复写的，封皮用《护理学教材》做掩护。从第三期开始，改为油印发行。刊物除在医院内秘密传阅，并由谷云亭安排，向院外发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随着群众抗日热情的高涨，“抗日自卫同盟”盟员发展到20多人，除宣传党的抗日思想外，还多次组织盟员和其他医院员工为游击队捐款、捐药，支持抗战。 　　　　　随着斗争的开展，谷云亭认为在医院建立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1937年10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张耀、史克敏入党。同月，由谷云亭、张耀、史克敏组成开滦矿总医院党支部，张耀任书记，谷云亭任组织委员，史克敏任宣传委员。支部组建后，积极发展党员，到1938年5月谷云亭离开唐山时，开滦矿总医院已有党员9名，此外，还在附近的小学教师和矿工中发展了党员数名。 　　　　　这时候，全国的形势是：党中央于八月下旬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9月间，河北省委派李大章，为代表到山西省临汾的北方局汇报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遵照洛川会议精神，提出河北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并亲笔写信给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指令李运昌回冀东，任冀热边区特委书记，着手组织冀热边特委，发动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终，谷云亭按照冀热边特委的计划，在开滦矿总医院完成建党建盟的任务后，在苏林彦的指示下，辞掉护士工作，回到家乡进行党的地下活动，为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培养骨干，做秘密的准备工作。其时，刘家营村的党员已发展到几十人。 　　　　　1938年春节过后，根据党的决定，谷云亭来到距刘家营村以北15里的王官营镇，由李尚武配合，在镇上开设了一间西药房，名为“复生药房”，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为了筹措药房的经费，谷云亭前后变卖了自家土地13亩和4口肥猪。那时，他经常出没于丰润城东上水陆、下水陆、杨家营、黑心沟等村，以行医看病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和抗日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同时，以“复生药店”掩护往来同志的安全，并解决食宿问题。当时的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经常到这里指导工作。1938年9月初，奉冀东抗联司令员李运昌司的命令，这个药店改为随军医院。 　　　　　1938年夏，日军为加紧对华侵略，把大部分兵力调往前线，冀东敌人兵力空虚。趁此机会，党组织在冀东大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有领导的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大暴动的序幕拉开后，在谷云亭、刘锡彤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周密的准备工作，抗日骨干集合在刘家营东部的小山峪，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在这里住了3天，组建班排，分发枪枝弹药，研究行动路线等。然后，队伍由小山峪出发。为了壮大力量，队伍先向东部山区的黑山沟一带农村进发，然后转向北部山区，一路上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不久，这支队伍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13总队，刘锡彤任总队长，谷云亭任政治主任（政委）。这支队伍发展到1500余人，受抗联第二路指挥部统一指挥。 　　　　　第13总队成立后的第一仗，便是支援开滦矿工暴动。队伍连夜跨过赵各庄北边的长山，来到古冶北寺附近，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古冶车站。敌人在他们勇猛地攻击下，龟缩在炮楼里不敢出来，这样就牵制住了车站里的日军，有利地支援了开滦矿工的起义。从此，13总队更加积极主动地向敌人发起进攻，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攻克兴城（今迁西县城）、王官营、大佛坨、任各庄、国持营等据点，消灭伪警察所，打垮伪警备队，摧毁伪乡村保甲政权，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丰润县东半部、唐山市以北的广大地区。 　　　　1938年9月，暴动胜利之后，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宋时轮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决定进军热河都山建立根据地，遂命令抗联第二路全部随4总队东渡滦河，13总队也随队伍东进。队伍走到抚宁和青龙边境连连遭到敌人的阻击。为了减少损失，保存实力，上级党组织决定改变进军都山的计划，13总队也随之退回滦河以西。十月初，在邓华主持下，召开了丰润县九间房会议。在这次会上，由于一些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做出了把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全部带到平西进行整训的决定。第13总队编补入第三梯队，仍由刘锡彤任队长，谷云亭任政治主任，随抗联队伍西撤。 　　　　　10月中旬，由于队伍在西撤途中，衣食困难，又缺乏战斗经验，武器也不精良，再加上不断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尤其是当三梯队行至潮白河地区时，受到敌人拦截追击，损失严重，大量减员，其他兄弟部队也受挫停止前进。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抗联司令员李运昌在平谷县北樊各庄召开紧急干部会议。会上经过认真讨论，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决定停止西撤，返回冀东，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西撤受挫后，三梯队的一部分跟随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经三河、宝坻、玉田、丰润回到滦县的杨柳庄一带，即当年所说的“丰滦迁地区”。谷云亭返回到家乡时，家里人问他：“在外边混点啥回来了？”他笑着回答：“混了一身虱子。”部队在西撤途中生活的艰苦，可见一斑。 　　　　　由于部队西撤，大暴动时被抗日部队解放的地区，又被敌人占领。平原地带，伪保甲政权又死灰复燃，敌人频频出击，进行军事“扫荡”。所以，部队东返后，革命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抗联和八路军第四纵队留下的三个小游击支队，只能在丰润、滦县、迁安、遵化、兴隆、蓟县、密云等一带山区活动。谷云亭、刘锡彤率领的游击队也在丰润北边山区一带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那时，冬天尤其难过，游击队缺粮少药，队员穿不上棉衣，斗争环境十分残酷。谷云亭、刘锡彤利用地理人情熟悉，社会关系多这些有利条件，在丰、滦、迁、遵地区坚持斗争。恢复地方党组织，稳定群众情绪，为解决游击队当时急需的粮食、被服、医药及收集敌情，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1月到1939年春，是冀东游击区最艰难的时期，敌人重兵压境，战斗频繁，环境残酷。谷云亭、刘锡彤所带领的游击队，不但生活极度困难，伤亡也较严重。有一次，他们在丰润县上水路村与敌人遭遇，刘锡彤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在马蹄岭牺牲，时年45岁。谷云亭和战友们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化悲痛为力量，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环境最艰苦、敌情最严重的1938年11月至1939年春天，冀东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所吓倒。谷云亭考虑到，要使抗日游击队在敌后站稳脚跟，战胜困难，必须建立民主政权。他向冀、热边特委提出了“建立由我党掌握的村级抗日政权”，施行“村办事员”的制度，及控制伪保甲的斗争策略。其具体作法是：在旧乡政权中，设立办事员，专为抗日游击队办事，以保甲长应付敌人。这实际上，是建立抗日的两面政权，运用暗渡陈仓的手段来迷惑敌人，应付敌人。 　　　　　1939年10月，谷云亭又提出在丰、滦、迁三县边境地区，选择党组织基础较强、群众条件较好、游击队经常活动的二百多个村子，建立丰、滦、迁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被采纳后，建立了丰滦迁联合县，县长是卢启明。 　　　　　后来，李运昌称赞谷云亭“在政权建设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成立了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建立了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会，李楚离任书记。谷云亭任冀东特委、冀东地委组织部长。经过一番整顿，冀东抗日的火焰又熊熊地燃烧起来。 　　　　　经过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建立了巩固的冀东游击区，扩大了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形势发展迅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底，党中央开始着手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0年初，谷云亭以晋察冀代表团正式代表的身份赴延安参加七大。 　　　　　谷云亭到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召开，组织上决定让他参加学习。经考试，他被马列学院录取。他在那里系统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革命理论，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他又进入延安中国共产党社会部训练班学习，到1942年转入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第四支部学习。1943年8月，被分配到西北局党校工作。西北局党校下设三个区，谷云亭任二区主任。不久，西北党校并入中央党校，二区成为中央党校第六部，谷云亭任副主任,主任是马国瑞。 　　　　　1942年，谷云亭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他是整风小组的组长，在组内起到了带头作用。在整风运动中，他通过学习，弄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接受了党的审查。 　　　　　谷云亭在中央党校六部任副主任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六部有学员六、七百人，大都是从前方各地区来的，也有从大后方来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谷云亭注意团结大家，经常深入支部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掌握思想动态。他和同志们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做知心朋友。他教育来自各方面的学员要相互了解，吸取对方的长处，如有意见，要多做自我批评，消除隔阂。他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上来，使学员心情舒畅，专心学习，努力提高觉悟和理论水平。 　　　　　1945年4月23日，谷云亭以冀东地区党员代表身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使他懂得了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总路线，以及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重要意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要冀东沦陷区的伪军以所谓“先遣军”的名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抗拒和破坏人民军队受降。美国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也下令日军不得向人民军队缴械，并派遣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登陆，用武力占领了北宁路，冀东大地燃起内战战火。1945年10月，谷云亭奉命回到热河解放区。他向冀热辽分局的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大”精神以后，便留在分局组织部担任干部科长，负责干部管理工作，后来任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在工作中，他积极贯彻党的“七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冀热辽解放区的自卫战争做出了应有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冀东地区和其他解放区一样，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时，谷云亭任冀东区党委第十五地委书记。在土改运动中，他发现一些地区出现“左”的偏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转发的“绥德黄家川土地改革后期纠偏，整党工作经验”的精神，使冀东十五专区广大农村在侵犯中农利益、错误对待干部、农村整党工作中存在的偏差，逐步得到了解决，稳定了局势。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接着，东北野战军入关，和华北野战军会合，发起了平津战役。在支援东北大军进关，解放平津战役的形势下，谷云亭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地掀起冀东十五专区广大群众参军、生产支前的热潮。他在十五地委那种实事求是、和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深为冀东十五专区广大干部、党员、群众所拥护和尊重。 　　　　　1949年夏天，谷云亭在冀东十五地委驻地遵化县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这年8月，冀东区党委撤销，与北岳、冀南、冀中三区党委合并，组建成中共河北省委。谷云亭调河北省委工作，一直到1958年。先后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在河北省建省初期，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是由几个区党委合并而来的。谷云亭在处理干部和人事问题上，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他大公无私，从不厚此薄彼，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他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注意关心和爱护干部。在管理干部方面，他铁面无私，对违法乱纪的人在处理上从不手软，严格按照党规党法办事。不管资历深浅，地位高低，什么人讲情，他都公正地提出处理意见，提交省委讨论决定。谷云亭党性强、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在河北省的各级干部中享有较高的威信。 　　　　　1958年，河北省委迁到天津，根据中央精神，实行省市合并，天津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当时为了省、市领导干部进行交流，省委决定派谷云亭到天津市工作，担任市委书记，保留省委常委，但不再兼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毫无怨言，毅然接受了组织决定，到天津市委工作。 　　　　　谷云亭到天津市委后，同天津市的干部相处得很好。无论对组织、对同志有意见都能提到当面、提到会上。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被否决后，他除了保留意见外，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组织的决议。 　　　　　他到天津市委，正赶上“大跃进”，有些同志头脑发涨，在城市里也搞起“一大二公”的公社。有的区委领导同志请示他，要把全区搞成一个大公社。谷云亭说：“还是稳当一点好。”不同意这么做。这一时期能保持头脑清醒是难能可贵的。 　　　　谷云亭分管郊区农业，经常到农村去，不论住在哪里，都保持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粗茶淡饭，不搞特殊。1959年春天，他到一个单位检查工作，那个单位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他对那里的同志说：“你们不应当这样，希望以后别的领导来这里，你们也不要这样招待。”说完没吃饭就走了。 　　　　　1964年冬天，谷云亭任四清工作队天津市总团政委，进驻南郊区咸水沽的部分社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上边有人把农村说得漆黑一团，说基层都烂掉了。他很不以为然，而且也没有向下传达这些精神。 　　　　　1965年，陈伯达到天津小站地区蹲点搞“四清”，大搞形而上学，乱批乱斗，把著名的劳动模范姜德玉、陈德志，张玉仑、张凤琴等打成反革命黑帮，搞什么“夺权斗争”。谷云亭激动地说：“这不等于把我们解放以来培养的劳动模范通通打倒了吗？对农村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把基层干部说得一无是处，不是否定我们自己吗？”在当时那种气氛中，他对陈伯达的言行从不随声附和。为了保护干部，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在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方面，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10月至年底，由于天津市委领导班子中的主要成员或去世或病倒，谷云亭受命于危难之中，主持市委全面工作，苦撑危局，义无反顾。 　　　　　1967年1月，市委被夺权之后，谷云亭多次被造反派组织非法关押。在被关押日子里，他始终保持着镇定，并把失去自由的时间用来读书。他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还亲笔编写了一份《毛泽东选集》索引。1968年期间，谷云亭到“五七干校”劳动。 　　　　　1967年冬天，陈伯达诬蔑冀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是“叛徒党”，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株连了数万人。1967年至1968年，找谷云亭调查材料的群众造反组织很多，有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用尽各种办法对他进行威逼，他总是镇定自若，坚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介绍情况，从不屈服于压力而冤枉任何一个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党的部分领导干部被“解放”并降职使用，谷云亭也在其中。1970年至1973年他在天津市农业生产指挥部工作。1973年至1976年他担任天津市委统战部部长。不管在哪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1975年他对曾任天津市妇联主任的徐光说：“咱们这些老同志已经失去了不少宝贵的时间，现在要抓紧为党为人民工作，不论分配什么职务都要认真的做，拼命的做，都是为人民服务嘛！”他被降职使用期间，正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之时。谷云亭自觉抵制极左思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悼念周恩来总理等事件中，他不惧怕“四人帮”的嚣张气焰，抵制他们的倒行逆施。 　　　　　1976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谷云亭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由于天津是受林彪、“四人帮”危害的重灾区，受诬陷、迫害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特别多。谷云亭虽然体质较弱，但他勇挑重担，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冤假错案，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着。他一方面组织力量查阅档案材料，逐个分析研究，另一方面亲自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谷云亭刚刚恢复工作，就派人把一位被关进监狱8年之久的老同志，用车接到自己家来，热情接待，促膝交谈，以尽快解决他的冤案。就这样他每天起早贪黑，不仅在市委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晚上下班后还在家里接待。对这些来访的同志，他深表同情和爱护。他对家人说：“把大门敞开，来者不拒。”他热情地接待一个又一个的来访者，一直到深夜，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尽管谷云亭工作量大，十分劳累，但他从无怨言。有同志再三劝他注意身体，要适当休息，他总是这样说：“同志找我谈话，是对我的信任。他们在‘文革’中受了委屈，要求解决问题，争取早日为党工作，我们尽快为他们落实党的政策，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谷云亭在天津市落实政策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的肯定与支持。 　　1978年2月，谷云亭作为天津市人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于长期任务繁重、工作紧张、劳累过度，谷云亭于1978年5月突患脑溢血，卧床不起，被病魔折磨多年，于1983年7月11日不幸逝世，享年70岁。 　　　　　1983年7月20日，中共天津市委举行了谷云亭追悼会，市委书记张再旺致悼词，他说： 　　　　　谷云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谷云亭同志参加革命五十多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从少年时代就接受党的教育，投身革命。三十年代在冀东一带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发展党的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出生入死，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无论在敌人的法庭上，还是在革命的战场上，都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谷云亭同志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毫不屈服，毫不气馁，坚持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不懈地斗争，对革命的前途和党的事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高兴万分，加倍努力，尽管体质较弱，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废寝忘食，为天津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当时任务繁重，斗争尖锐，他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疾病。他卧病在床期间，仍然关心党的工作。 　　　　　谷云亭同志一贯勤奋好学，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工作。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严肃认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并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不为名不为利，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谷云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久经考验和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老战士，心情异常沉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再接再厉，艰苦奋斗，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和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切实搞好我市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天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和市政协负责同志对谷云亭的夫人林枫及其子女表示了亲切慰问。

原文2013年 发表于《谷云亭》  浏览：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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