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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云亭林枫纪念馆

女儿的思念

谷梅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许多记忆渐渐淡漠。然而,爸爸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生不会忘记。
     爸爸疼爱他的孩子们,尤其疼爱我这唯一的女儿。小时候,不管我在他身边怎样玩耍,他从来不对我发脾气。记得有一次,爸爸在躺椅上看文件,我在他头上扎了一个蝴蝶结,他没有察觉。过了一会儿,他到外屋与秘书叔叔谈问题,叔叔才告诉他。我出了爸爸的洋相,可他并没有责怪我。但在原则问题上,爸爸从来不迁就孩子。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值国家困难时期,食品匮乏。不知是谁送来了几串糖葫芦,我围着糖葫芦转来转去的看,爸爸明知我爱吃,但他还是把东西退了回去。
     爸爸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寓教于乐,从来不板着面孔训人。他常常在吃饭时,给我们讲故事。涉及面很广,有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天文的、地理的。有时他讲得忘了吃饭,我们也听得出了神。现在想起来,他是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因此,我们兄妹几人,从小就懂得谦虚谨慎,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接触过的老师、同学、同事们都说我们像农民的孩子,朴实、忠厚、能吃苦、平等待人。
     我们的平等意识,与爸爸的影响分不开。爸爸最反对大欺小、强凌弱,以权势压人。他在我们面前从不端家长架子。他手把手地教我们下棋、打扑克,教我折纸船、纸鹤。高兴时,爸爸还会伴着收音机里的乐曲扭秧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可是,当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发生了大欺小的事,爸爸绝不会放过欺负人的孩子。使我们从小就懂得以势压人是可耻的。
     “文革”期中,爸爸、妈妈都“靠边站”了,哥哥们下乡了。妈妈被下放到农场,只有周日才能回来,家里只剩下爸爸和我。当时我只有十三四岁,而爸爸已年过半百,身体又不好。为了不使爸爸过分劳累,买粮买菜、洗衣做饭,倒脏土、换煤气等家务事大都我一人干。许多事情我还干不好,换煤气时,煤气罐从自行车上滑下来,顺着马路滚老远,不会做什么菜,一连几天都吃西红柿汤。对于这些,爸爸从来不埋怨我,反而常常鼓励我、帮助我。他自豪地对妈妈说:“李铁梅十七岁当家,咱谷梅十三岁就当了家,比铁梅还早好几年呢!”
     爸爸以前工作忙,不怎么做家务,可这时他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于是常抢着干些家务活儿。有几年,暖气停了,家里生起煤球炉,每天晚上封炉子就成了爸爸的“专利”。炉档放什么位置,炉门开多大,爸爸都研究到家了,他封的火很少灭。每当晚上,他弯着腰,戴着眼镜在炉边操作时,我和妈妈都说,爸爸的白头发、瘦身材、高鼻子,从形象到神态都像白求恩。我们夸爸爸炉子封得好,他风趣地说:“我学了那么多辩证法,封个炉子还不是轻而易举吗。”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爸爸常被“造反派”抓去关押,失去人身自由。我经常在熟睡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造反派”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就把爸爸带走了。爸爸被他们抓走后需要的日常用品需要我们去送,“造反派”手拿凶器,盛气凌人,一见他们,我心里就发怵。每次给爸爸送东西,我都是硬着头皮去。在此期间我学会了理发,而爸爸就是我唯一的顾客。有一个时期,爸爸孤身一人被押在第八中学的一间小破屋里,五月份还穿着棉衣,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他的心情何等压抑,多么盼望亲人的到来啊!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几件衣服,更需要精神的安慰,亲人的理解。可我当时年纪小,还不懂这些,也没有能对爸爸说些安慰的话,现在想起来感觉十分遗憾。尽管爸爸日夜受审讯折磨,有时还挨打。但我们每次去看他,他从不对妈妈和我诉说这些遭遇,从未流露过失望、沮丧的情绪。总是谈读书、谈学习。在关押期间,他通读了《毛选》和不少马列的书,为《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注释编了索引。他说,相信党总有一天会要我工作的。1968年前后,全国搞所谓“清队”,找爸爸调查老干部材料的人很多,对于一些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老同志,他总是依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介绍情况,从不屈服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不给那些妄图整人的人以可乘之机。了解他的叔叔、阿姨曾对我说:“你爸爸一贯实事求是、刚直不阿,党性很强,从表面上看,他冷峻严肃,可胸中却有一颗对党、对同志炽热的心!”
     关于不少革命老前辈在提到父亲时,常用到“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仗义执言”这些词,原来我对此理解不深。近年来在延安精神研究会工作,接触老同志多了,通过他们讲的不少故事,才对这种评价有了感性认识。
     石坚叔叔在纪念谷云亭诞辰九十五周年追思会上谈到:文革初期,《天津日报》的一部分“造反派”将谷云亭同志揪到报社,逼着他撤销石坚日报社社长的职务,当时云亭同志义正词严的反驳道:“这不可能,天津市委不仅不撤石坚同志的职,还准备提拔他呢!”顿时“造反派”被激怒,拿着帽子、袖章就往云亭同志脸上扔,但是云亭丝毫不惧怕他们的嚣张气焰,沉着冷静,表现出他对同志、对下级的信任和保护。
     老八路、全国五届人大代表、89岁的吴源溥叔叔,是个老延安。当他得知我是谷云亭的女儿后,马上想起44前,他和谷云亭、林枫在“学习班”上的故事。他回忆到:那是1968年初春,中央召集河北省、天津市等地局级以上干部二百多人,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办“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将面临“解放”分配工作。但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这些老红军、老八路们,要在军代表的管理下学习文件、出操锻炼,还要在出操时高喊口号:“向左转,保卫毛主席;向右转,打倒某某某”。当时多数人勉强而为之,可是谷云亭同志却针锋相对的提出“这是在搞形式主义!”此话当然激怒了军代表,多次点名批判他。林枫同志为此十分担心,有一次她来到谷云亭的宿舍门前,着急的大声说:“谷云亭,照这样下去,你还想不想回家了!”
     我当年也听母亲讲过此事。母亲的担心不无道理。那个时期,如果不顺应极左思潮,不但得不到“解放”,还极有可能被关押、被打倒。但是父亲在延安是认真学习过马列主义的,他深知极左思潮、形式主义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记得十年动乱,父亲看到有的老战友惨遭迫害,死得不明不白,特别是听到李子光伯伯去世的消息之后,他极为痛心。针对当时那血雨腥风的形势,爸爸抄了几段毛主席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交给妈妈,让哥哥和我看过。他对我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们就拿出我写的这张小纸条,为我证明:谷云亭是绝不会叛党自杀的。”爸爸还曾对我说过,他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是先考虑好不怕掉脑袋才入党的。后来我了解,爸爸入党以后,不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还是在敌人的监狱里,都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1974年我入党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基层党组织对入党申请人的社会关系(旁系亲属)调查得特别多。我的长辈中有些历史问题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只好回家问父母。爸爸没有因为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就无视基层党组织,而是认真给我讲。并且告诉我,对待组织不能有隐瞒,对待任何事情都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可以说,这是我入党之前,爸爸给我一个人讲的党课。
     粉碎“四人帮”以后,爸爸重新为党工作了。1977年他已经64岁了,仍怀着对党的一片赤子之心,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白天外出开会,晚上,家里总坐着满满一屋老干部,等着和他谈话,落实政策。晚饭热了几次都顾不上吃,送走了一个又接着和另一个人谈。家里人都担心他,怕他累坏了,可他说:“这是党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必须只争朝夕地干。”一个老干部刚从监狱放出来,问题没有澄清,无人理睬。他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爸爸立即派车把他接到家里,与他长谈。许多棘手的问题,许多长期得不到平反的冤假错案,经爸爸的努力,得到了解决。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在工厂上班了。爸爸到北京开会,特意给我买回来高考复习的书籍,他希望我考上大学。当然,成为一名大学生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当时周围的同事们议论:“谷梅的父亲是天津市高考委员会的负责人,她肯定能考上……”可是由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十年动乱中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学课程,加之当时我担任车间主任,不愿意多请假复习功课,虽然参加了高考却榜上无名,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对不起给我买书的父亲。但是,此事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爸爸的铁面无私。
     1978年春,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中,爸爸病倒了。我到医院看他,他遗憾地对我说:“唉,爸爸不能工作了。”听了这句话,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夺眶而出。工作是爸爸的第二生命,十年动乱夺去了他为党工作的权利,现在一切刚刚开始,他却倒在病床上。待病情稍有好转,爸爸不顾医生的劝阻,又支撑着和人谈话,看文件,终因病情加剧,永远离开了爱他的孩子们。他去世那年我29岁,在那之后的许多年,我还常常在梦中见到爸爸和蔼的笑容……
     说工作是爸爸的“第二生命”一点儿也不夸张。文革中后期,他被降职使用,没有司机,每天乘公交车上班,没有秘书,有些文字材料就让我帮助抄写。尽管如此,我从没见过他发牢骚,只要能做些工作,他总是很乐观。记得他在农业生产指挥部工作期间,我帮他抄一份“改变农村生产队后进面貌”的材料,我一边抄写,爸爸一边给我讲在郊区工作的过程,他讲的很兴奋,我也听得很入神。
     爸爸生前很爱看书,为了买书也舍得投资。每次去书店,都不会空手回来。《鲁迅全集》、《二十四史》……,家里的书摆满了几个书架,装满了几个箱子。他买书、藏书绝不是摆样子,而是认真研读。到了晚年,读书几乎成了他唯一的业余爱好。爸爸常常鼓励我们学习,他说过,“我们这一代是职业革命者,而你们这一代就不能只学革命理论,还要懂专业,学技术,才能完成新的历史使命。”
     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他的儿孙们也像他一样爱学习。离开大学后,我的学习从未间断过,学习给了我无限的快乐,也寄托着我对爸爸的怀念。我的儿子是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硕士毕业生,我的侄子、侄女大都是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
     爸爸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同志、对人民的赤诚热忱,对事业、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堪称楷模,值得我永生学习。
     
      本文作于1989年,2012年修改并充实
     
     
     
     
     
  
原文2013再版 发表于《谷云亭》  浏览: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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