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亭是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为人民忠贞不渝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在家庭里又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我和云亭四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深深享受着他真诚热情的夫爱和同志之情，在工作上从他那里得到了教益和鼓舞。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我们有一个崇尚朴实、力求进取的和谐、幸福的家庭。然而正当“四人帮”被粉碎，国家从灾难中刚刚解脱出来之时，云亭却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而倒了下去，并于1983年7月11日离我们而去了。他是在怀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中倒下去的。他突然离去，没有留下遗言。我们把他的高尚的革命情操，他的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做为他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永远从他光华照人的形象中，汲取营养，不断前进。 　　 云亭支持我到农村第一线工作 　　我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认识云亭同志的。1943年夏，在抗日战争进入艰营苦的时期，当时我在邱县县委任宣传部长，党组织决定我赴延安参加整风。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直到严冬才到达延安，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六部参加整风学习。在那里我结识了谷云亭同志。 　　在1944年春季来临之际，我又转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我与云亭间的真挚的情谊也与日俱增，我们终于在这一年7月1日结为终身伴侣。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时国民党政府一面提出国共和谈，一面出兵大举进犯我解放区，抢夺胜利果实。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迅速从老解放区抽调一部分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在日伪统治下的人民群众。云亭奉命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挺进东北。1945年10月到了热河承德，他被分配到冀热辽中央分局任干部科科长，后任组织部副部长。在黄火青部长领导下，云亭紧张而勤恳地工作。所有老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的干部和战士，除一部分是从烟台轮渡到大连的外，大多数都是从密云、平谷、遵化、迁安等各长城要塞经过辽宁和热河进入东北的。这一大批从根据地来的干部，经过艰苦战争的考验，对党忠心耿耿，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奔赴前线。云亭同志热情接待经过承德的成百上千的干部，当时组织部只有三五个人，工作任务繁重，但他总是耐心细致的作思想动员工作，对过往干部认真的介绍情况，讲明任务，在生活上妥善安排。他爱护干部，知人善任和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给许多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比他晚一个月到达承德。当时组织上要把我留在承德市工作，但云亭却支持我到农村第一线去锻炼。因此我被派到座落在上板城村的承德县委任宣传部长，与其他同志一道发动农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清算复仇运动，斗争恶霸地主。当时残余的日伪军和土匪活动猖獗，加之国民党军队已侵占我锦州等部分地区，因此斗争尖锐复杂而又紧张。但我们发动的清算复仇运动仍取得很大胜利。几个月后，我回分局去看云亭，他详细地询问我在下边开展工作的情况，并给予指点。 　　云亭由于长期过于紧张的工作，生活动荡艰苦，而使肺病复发。他带着一个警卫员在五家子村休养。我带着一个正需喂奶的娃娃到数十里外的乃林村、天义村参加土改。困难是比较多的。土改工作十分紧张，顾不上去看望云亭，那时，云亭为了支持我到基层做革命工作，他宁愿咫尺天涯，不相团聚。 　　 战争时期，由于特殊的严酷环境，紧张斗争的需要，夫妻分离是常有的事。我和云亭在解放战争时期，大多是各自战斗在一方，相聚甚少。虽然他在组织部门，掌管干部的分配工作；虽然他工作经常在繁忙之中，身体又不太好，但他总是分配我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到环境艰苦的农村去工作。他自己也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完成各项任务。 　　不循私情严格要求家属 　　解放以后，云亭同志长期担任省、市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处副书记及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务。地位变了，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本色没变，他埋头苦干，廉洁奉公，作风平易近人。 　　在组织工作上，他搞的是五湖四海，对待干部，一律按原则办事。在作风上，他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经常与广大干部群众交谈，掌握真实情况，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包括一些复杂的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们说他是铁面无私，不讲私情的领导干部。 　　有的干部为了感谢他，有时要给他送点东西，他都婉言谢绝。他不徇私情，不受礼是大家公认的。 　　有一个高干的爱人，是个党员干部，曾犯了较严重的错误，给党造成了坏的影响，引起群众的不满。但人们对待她有所顾虑，不敢碰她，云亭则不论是什么人，不论职位高低，只要是在他职责范围内的事，都秉公办理，坚持党的纪律，按错误的性质给予处分。人们都说：“老谷有个特点，他党性强，恶人怕他，好人爱他，干部有事都愿找他”。 　　云亭是河北省人，家乡的乡亲知他在省里做领导工作，常有人找他帮忙办事，托他找工作，买汽车等。他对乡亲热情接待，有的走时还给路费，但从不利用他个人的关系给办什么事，总是向乡亲们耐心解释要按正常手续去解决问题。因此家乡刘家营的群众反映说：“谷云亭当年卖地粜粮食干革命，如今办起事来不如刘家营的一个娃娃”。他就是这样一个一贯按原则办事的人。 　　他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十分严格。1957年初，河北省委为转变领导作风，号召厅局长分批下放，我当时在河北省妇联任副主任，他动员我首批下放到基层去，虽然我当时有刚满周岁的女儿，下去不免有些困难，但我毅然把孩子托一付给保姆喂养，下放到石家庄市国棉三厂，任党委副书记。在这次深入工厂实际，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得到过去我未受到过的锻炼，增长了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和领导水平。 　　云亭对孩子们言传身教，严加要求，不使他们产生干部子弟特殊化的思想。他从不让孩子们搭乘他的汽车，告诉他们车是公家的，国家为爸爸配备汽车，是为办公事的需要。教育孩子不花零钱，不吃零食等。到天津后，公家为云亭配备了厨师，做的饭食比较好些。但是，孩子们从来是在另一个小桌子上用饭，给他们准备的是一般的饭菜。孩子们总是给什么，吃什么。 　　记得在一个螃蟹上市的季节，厨师准备了螃蟹，他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来吃吧！很好吃，味道好极啦！”孩子们却说：“我们不想吃，太麻烦”。确实，孩子们从小都不讲究吃穿，在学校他们多和工农子弟交朋友，身上少有娇骄二气。老师和同学都说，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 　　　饭间，云亭常常兴致勃勃地给孩子们讲古论今，谈天说地，给他们以形势、品德和社会历史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教育。孩子们或插话、或提问，或谈在学校的情况，餐桌成了我们家人相聚时，活跃的自由论坛。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在“文革”前读完高中，又于航校毕业在空军当了十三年领航员的儿子，复员回到了天津。另外两个儿子从边疆插队回到天津。那时云亭在天津市已恢复工作，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但他没有为任何一个孩子安排工作，他们都当了工人。直到现在，有大专学历和十三年军龄的儿子仍然在工厂当普通工人。云亭在世时，嘱咐孩子们谁也不要找关系解决个入问题。他的教育使孩子们一直认真地执行着。每个孩子都读到大专毕业，根据组织的安排在普通工作岗位上踏实勤恳地工作着。 　　 坚持真理，跟陈伯达作斗争 　　云亭同志在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工作时都分管过农业，他经常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重视取得第一手资料，根据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既不搞盲目大发展，也没有大砍合作化，而是以身作则教育干部重调查研究，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去做。 　　云亭在河北省工作期间，也经常去各地作调查研究，他的足迹遍及河北省许多地方，每逢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休假期间，他充分利用那三、四天的时间，闭门谢客，总结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将平时占有的资料都拿出来，专心致志地钻研，写出不同地区应如何搞法，以推动生产的发展。 　　1958年“大跃进”时，他已调到天津市委工作。当时天津小站搞了一个所谓“亩产12万斤稻谷”的庆贺典礼，不少领导及中外记者参加剪彩拍照，会前请云亭去剪彩，他坚决不参加。他对通知他的干部说“他们弄虚作假欺骗人我才不去哩！这亩产十二万斤是用吹风机吹，电灯照，把四十亩地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搞起来的。” 　　在“四清”时，陈伯达来天津小站蹲点，当时云亭任郊区四清工作总团政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书记。云亭对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到处拔红旗斗劳模的作法深表不满，不赞成陈伯达的错误作法。云亭教育四清总团政治部和各分团的干部，要保护基层干部和劳模。他说：“我是市委派来的，要对市委负责，要对人民负责。”当时南郊区一个负责同志×××在“四清”中的作法是正确的，而陈伯达把劳模张凤琴打成反革命黑帮，并把×××同志打成了张凤琴的同伙。云亭同志为了保护×××同志，对他讲：“你去杨柳青找桑仁政同志，到基层去干吧”并让他改名“××”，这样, ×××同志。才得幸免一场大灾难。“文革”起来后，有人指责云亭同志为什么包庇×××时，他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市委决定的，我们办的！”据我所知，由于陈伯达在小站推行极左的作法，云亭一次也没有去看他，没有向他汇报过工作。这是当时领导“四清”的同志所共知的。后来，全国推广“桃园经验”同时在天津推广“小站经验”时，总团和分团的同志问云亭“咱们该怎么办？”“他回答：“毛主席一向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凡是别人的经验符合你们那儿情况的，你们就学，不符合的就不要用。”这样，“四清”工作团的干部都明白了。 　　十年动乱，愈见坚贞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云亭惨遭迫害。各造反派象老鹰抓小鸡一样，随便抓走干部，这拨抓完了那拨又来抓。各级领导干部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云亭经常准备好了一个提包，里面装了钱和粮票、洗漱用具等，随时准备“操练”，他曾说：“我告诉你，也请转告咱们的孩子，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任何困苦我都能顶得住，相信我决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就是他们把我害死了。”当时，他给我抄了毛主席的诗词：“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以及他自己写的小诗，表明他的心志。 　　后来不出所料，造反派经常把他抢走。有的十天半月，有的一月数月，我虽然也被撤职批判，但星期日还有自由。我每到周六下午，就顺藤摸瓜，打听云亭的下落。翌日上午带上钱、粮票、衣物和茶鸡蛋等一些吃的去看他，有时带上推剪给他理发。他象托儿所的娃娃一样，盼望亲人去看他。 　　在十年动乱中，云亭表现出不信“神”、不怕鬼，威武不屈的坚定的革命精神。他头脑冷静，无私无畏，时刻准备着应付突然事件的到来。他对胜利充满信心，从来不向我们讲一句泄气的话。他下放到北郊贫宣队时，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要转乘三次公共汽车。到家后高兴地说：“真快，七十分钟就到家了”。“在车上我给上年纪的和抱小孩的人让座，我可以在车上不拉扶手，金鸡独立，经常两腿保持一定距离，车怎么晃也不会倒。”在这以前，有一次夜里，“红卫兵”曾把他与赵武成同志从市委会议上抢走。 红卫兵用自行车驮着他，从水上公园附近的市委党校蹬到河东区的某个中学，两个月后回家来，他说：“嘿！我这一辈子没坐过‘二等’，没想到这么稳当，‘二等’不简单，倒真舒服哩！”他从不因受苦受累受了委屈而发牢骚，任何情况下他总是保持乐观情绪。 　　“文革”期间，他对子女管教更加严格，云亭给儿女们指出两条：一是不能当“造反派”头头，二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若这两条不执行，就断绝父子关系。 　　他抓紧一切机会学习，时刻准备着为党更好的工作。 　　大约在l972年的一个春天，原市委文教部长王金鼎同志到家找云亭，想谈谈他对自己“问题”的看法，见他正伏案专心致志的读《资本论》，就说：“云亭同志，这会还读这么多书干嘛！你身体不大好，还是多休息休息吧！”云亭满有信心地答道；“也许有一天，党还需要我出来工作，我得作好准备啊！”当回答金鼎同志提问时，他简要地对金鼎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混战。党的政策没有变。你的‘问题’我全知道”。 　　他是个沉着冷静的人，面对重大政治诬陷时，总是毅然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辩，以维护真理。例如，有“造反派”用不实之词攻击某个干部，声称要撤某局长的职，要他表态。云亭则说：“我们认为他很好，市委还准备提拔他呢”！ 　　1968年3月，云亭被送到北京参加北京军区开办的有战士参加的学习班，我是一月份被选送去北京学习班挨整。当云亭在全学习班作了所谓检查时，领导者照例说：“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不断地让云亭同志作补充检查，他最后狠狠地讲了这么两句：“我已是朽木不可雕也，你们看着办吧！”在当时大批武装人员包围下办班，可说是在戒备森严、杀气腾腾的气氛中，他毫不畏惧，泰然处之。过后他对我讲，“这真是个大型政治舞台，他们都在演戏，我呢，被他们派为丑角登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他被评为学习成绩不佳，没有毕业的学生，送回天津继续看管起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实当时检查的好坏，根本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决定的因素是他们看你顺眼不顺眼，能不能听他们的指挥，云亭早看透了这一套，将一切置之度外。 　　他没有工作的权利，就抓紧时间读书，读累了自己跑到市场买扫帚、拖布和大铁桶背回家，每天没事干时，他就扫地，收拉圾。扫地时，他愉快地唱着自编的小调：“我要把全世界的害人虫都扫光！都扫光！” 　　自编自吟小词，是他在“文革”期间舒发情杯的一种方式。记得一天凌晨陈毅同志逝世的消息从广播中传出后，云亭一直闷闷不语，过了一阵子，他操起女儿的手风琴，拉起低沉的悲曲，寄托对陈帅的哀思。并对我说：“陈毅同志身体多好！心胸又宽阔，我怎么想他不会离开我们而去的。” 　　云亭同志在十年动乱中，受尽了折磨，但他对党充满了信心，对群众从不责怪。他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精神和襟怀坦荡、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初春，云亭恢复了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还兼任组织部长。他是原市委书记中较早恢复职务的，许多老同志仍然不能出来工作。 　　云亭在接受了兼任市委组织部长和全市落实政策总负责人的工作时表示，工作需要他兼职，他就兼职干，按党的原则去办，但别人不能乱干扰。十年动乱后的烂摊子，积案如山，许多领导干部长年没有适当的工作；同时许多工作又没有懂行的人去做。云亭挑起了超负荷的重担，为了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他白天工作一整天，晚上还要接待许许多多的来访者。一开始他就告诉家人：“大门敞开，来者不拒”。当时，对张淮三、胡昭衡、白桦、马瑞华等领导同志，他不止一次请上门来谈。许多干部来家找他，家中会客室经常有十几个人坐等。有时他正吃着饭也停下来，耐心热情地接待。他的饭常常是热两三次才马马虎虎吃一点。每天接待到夜晚十一点多钟，被接待者往往要赶末班公共汽车回家。而他呢，又伏案继续批阅当天文件了。夜深了，太兴奋了，就看看古典小说，放松放松才能入睡。就这样，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要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让更多的同志早日恢复工作，这就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过度的劳累，终于压垮了这个体质不强，但革命精神旺盛的硬汉子。他第一次发病，是因为脑血栓形成病倒了。但他还不忘工作，让秘书把应找的人找来谈话，以便弄清问题，落实干部政策。他看文件多了头痛得厉害，就让秘书给他念。有一次，他正在和一个干部谈话中，在激动情绪的影响下，突发脑溢血倒下了。市委组织医务人员抢救。尽管医务人员尽心尽力的治疗，也始终未能挽回云亭的生命。他在医院病床上痛苦的躺了五年多，终于在1983年7月11日与世长辞了。 　　春风秋雨五十年 　　祖国沧海变桑田 　　当年豪情今犹在 　　浩然正气天地间 　　我谨以这首诗结束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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