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并不认识谷书记。因为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留下了一件冤案，二十年得不到解决，为此我常常关心天津市领导人的变动、任职情况。1977年，我得知谷云亭任天津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工作。我写信到天津打问他的为人、办事作风。得到回信说：谷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外号叫“谷青天”。于是冒昧地给他写信，申诉我在南开大学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一事。不久，他复我一张纸条，说信和材料收到了，让我不要急，等他看完申诉信，了解情况之后再说。 　　一个被打入“冷宫”多年的人，年年月月写申诉信，从未有人过问，还不断“翻案”大帽子压得喘不过气的情况下，突然得到市委书记“不要急”的收条，这是我几十年来得到党组织的天大的安慰。从此我就不断地给谷书记写信，寄材料，并注明我向各级党组织写信已是200多封了，希望这次能得到正确处理，实事求是地为我平反。 　　“平反”，什么呢？我沉浸在泪水斑斑的回忆中。 　　1957年，正好是我在大学即将毕业的前一年。这年的5月25日下午，乌云滚滚，暴风雨就要来临。我急急忙忙走进了行政会议室参加党员大会。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行使党员权利的会议。在会上，党委号召党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党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当众检查，承担责任。这本来是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体现。我拥护党委的号召，在晚上的班会上对自已作为一个党员做得不够的方面做了自我批评，并建议党委主动地把大字报领导起来，同时请示市委。谁料，党的民主生活已处于不正常状态，我的意见被扣上了“泄露党的机密”、“配合右派进攻”的帽子，再加上个别人为了捞个“左”派牌子，竟凭忆想、捏造、推断，编成所谓材料，作为我的“反党”材料。刹那间，我成了“有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的“反党分子”，就连我的下中农成分也被改成“地主”，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从此，我由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变成了“反党分子”，成了革命的对象！ 　　“四人帮”揪出来以后，为了摘掉这顶沉重的“反党”帽子，我不等谷书记的通知，于1978年1月，从云贵高原的春城千里迢迢跑到漫天大雪的天津。临行前，我的亲人们昐望我有个好的结果，也为我孤身一人的此行不放心。因为这是我第五次专程到天津“闹翻案”，前四次失败了，这次又怎么样？ 　　到了天津，街上风雪呼啸人稀少。这是我曾经呆过五年的地方。“雪里行军情更迫”，该到哪里？找谁呢？在火车站随意吃了点东西，找到天津驻军一位老战友的家，请他打电话帮我找谷书记。电话通了，我同谷书记讲上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开会，让我先住下，明天他来看我。我告诉他，我还没有地方住，什么行李也没有，只是身上穿的衣服。不一会，他就电话告诉我到什么地方住，老战友把我送到我的住所。 　　第二天上午，谷书记来看我了。我们各自作了自我介绍，他随即讲，我收到你的信和材料了，边说边从皮包里拿出信来给我看。他那种办事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得我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抑制不住流下两颊。党的正气、党的作风在他的身上重现了，他给了我温暖。他走后，我有意向饭店服务员问：“刚才来的这位领导，你认识吗？”“认识，没有说过话。他的外号就叫：打不倒、斗不垮的包公。这个人可有意思啦，人家要罢他的官，他说罢官后到水上公园看门去。”年轻人的回话帮助我认识了谷书记的硬骨头精神。“正直”在他看来比生命还要珍贵。 　　一天，我打听到谷书记住睦南道，却不知道门牌号码。我提前在街上吃了饭，摸到睦南道，经打听好多家，得知他住135号。我鼓起勇气按了门铃。来开门的是一位年轻姑娘。她告诉我谷书记还没有下班，请进来等一等吧！能进他的家，真是求之不得。小姑娘把我领进客厅，倒了一杯水递给我。在座的还有三个人，我们互不相识，互不讲话，各人的来意不清。从这些人忧心忡忡的面部表情可看出，他们同我一样是被历史耽误的，心灵上有着各种各样伤痕的人。我想这个姑娘真够大胆的，主人不在家，她迎进这么多客人，要是一般的官府，恐怕不会不盘问清楚就让进入室内。事后我才知道“放人进来”是谷书记给家里人定的规矩。谷书记说：“别人来找我，总是有难处，我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哪有不见群众的道理！” 　　我等了半个小时后，谷书记的爱人林枫同志回来了，她乐哈哈一笑，说了句“你们等久了吧？”人们同时回答“不久。”她又说：“他该回来啦！” 　　谷书记身着简朴冬装，一双老百姓式的棉鞋，头戴蓝色呢帽。进门就把帽挂在衣钩上，边放手中的东西，边同大家打招呼。大家以亲切的眼光看着他，等着他发话。他坐下来准备和大家说话，我站起来想躲开一些，他说：“你请坐吧！我不会讲具体问题的，只能大概地说，事情正在调查办理中，会把结果告诉大家的，具体的问题我找当事人谈。”之后，那几位同志把信交给谷书记后就走了。我有意留下来听听他说说有关我的问题。他说：“市委已派纪律检查组的人进驻南开大学了，你的问题他们会调查了解的。还有南大其他人的问题，也在调查办理中。我也在调查了解中，你就等着吧，会有人去找你的。”这又是一个满意的回答。从此，他有什么要了解的情况，就打电话给我，不是我去就是他来。在多次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要了解的事情，要求把全过程讲给他听，甚至当时谁说了什么，他都会插话问清。他脑子好，记性强，思想非常敏锐。在听完详细阐述后，他能概括你讲的情况，我实在佩服他，尊敬他。 　　1978年3月29日，是谷书记最后一次找我谈话，他在电话里给我说：“吃过晚饭你到我家里来一下，谈的时间晚了不要紧，我让车送你回去。有些事情我要问问你，谈谈详细情况。”我又提前吃过晚饭，散步到他家，见他和老伴正在吃晚饭。小米稀饭，馒头，简单的下饭菜。一进门，我又后退一步，想在另外的地方候他吃完饭再说。他和林枫同志连忙打招呼，让我进去，边吃边谈。谷书记说：“你坐下，一块喝点稀饭吧。我是北方人，就爱吃点北方饭，你吃点吧，热呼呼的。”林枫同志忙给我盛一碗，说：“吃点吧，挺好吃的。”我不客气地端起碗就吃。谷书记的问话打破了沉默。“你是不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思想表现右倾？”我告诉他：“那是由于支部组织斗争一个调干学生时，支部给我分的具体任务是‘攻心’，我因不了解这个学生的情况，没有看过他的材料，拒绝了这个任务，他们当时批评我右倾。这个学生有问题没有，不知道。学校和厉史系里的党内外都没有讲过他的问题。“威逼中”，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青岛的渔民，他们父子同时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司炉。他的档案中没有填写当劳工的这两年时间，怀疑他是‘日本特务’。他自已解释说，为了上大学隐瞒了两岁。1957年被定为右派，没有毕业，送去劳改了！”“他的问题作过结论没有？”我说：“没有听说有什么结论，右派可能就是问题的结论吧！” 　　谷书记又问：“在批斗你时，你是不是态度不好，骂过书记？”我说：“是的，我对强加在头上的东西，一一予以批驳，顶了回去，结果是‘态度恶劣’，罪加一等。我的事情发生后，曾在党内进行了三次批判，每一次都以打态度为主，因为我不承认别人纯属捏造的所谓‘错误言行’，更不满意他们无限上纲，说我‘有意配合右派进攻’，‘对党有刻骨仇恨’……我不能接受这种诬蔑。我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党从小把我培养成人，没有党就没有我，我出身贫下中农，自幼参加革命。我父母亲和哥哥死在阎锡山匪军的刺刀下，姐姐死在阎匪军的惨刑中，叔叔被日军砍死，国民党杀得我们一家几乎绝代。旧社会国民党杀，新社会共产党再抓，那岂不是往死路上逼人？系总支书记听了我的话更认为我‘反动’，骂我是党身上的‘烂肉’， 非铲掉不可，就在全年级会上大发雷霆，骂声不断，建议开除党籍。其他骨干党员代表发言同意开除党籍，参加会议的非党群众在书记的煽动下，也纷纷表示要求开除我。唯独我自己在骂声中反骂一阵为自己辩护。”……最后谷书记说：“好啦！我要向你了解的情况就谈完啦，你可以回去休息啦，我让车送你。”离开谷书记家时己经晚上10点半了，他同我的谈活整整四个半小时，他手中的稀饭热过三次，中间还用过一次药。我怎么能不感激这位党的书记呢！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之前，他能亲自了解情况，听申诉，分析情况，不偏听偏信，这是难能可贵的。真的，如果没有向党向人民负责的大无畏精神，只要他稍微有些官气，就可以用踢皮球的办法把我打发，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万万没有想到，这以后谷书记却患了重病(脑溢血)不省人事，送进医院抢救。我的心情很沉重，不安，我衷心地盼望他转危为安。 　　4月1日下午，南开大学党委找我谈话，说3月27日党委经过复查，“决定恢复你的党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要我正确对待，努力工作。我不同意这一决定，要求“不留尾巴。”但申辩无用，我思考着：唉，尾巴总比开除强。我在决定上签上了同意两个字，4月9 日离开了天津。我把谷云亭书记的温暖，随着春风带回云南，拖着“尾巴”回到了党内，按照党员的权利，我继续申诉，要求割“尾巴” 1979年3月14日，中共南开大学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对我的问题重新复查，作出了彻底平反错案的决定。 　　谷书记被我等许许多多要求落实政策的人累病了，以致一病不起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我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作风，学习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对党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严肃认真的品德。谷云亭同志是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永远值得怀念的。 　　我终身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没有送他一点见面礼，故后没有亲手为他献上一束鲜花，他无私无畏的一生就这样清白而又高尚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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