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l960年担任团市委书记，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夺权”。在那六年多的时间里，市委书记分管青年工作的一直是谷云亭同志，所以，我同他接触较多。 　　云亭同志平易近人。他说话不多，思想深刻，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常常以辩证唯物主义加以分析。我从云亭同志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很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时我市和其他省市一样，共青团的工作重点第一位是青年工人，其次才是学生。云亭同志提出，团市委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各级学校学生方面。他说：工厂里有党和工会做工人群众工作，共青团开展活动，常常要同党、工会争青年工人的的业余时间，而学生中除大学有个别党员外，只有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学校里的工会只是做职工的工作，不做学生的工作，所以，全市几个群众团体应有分工，共青团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大、中、小学学生方面。我觉得云亭同志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但思想上有些顾虑。我问：天津是一个工业城市，这样做同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没有矛盾吗？改变全国、各省市和我市的传统做法没有什么问题吗？云亭同志笑笑说：不要怕，实事求是嘛！ 　　云亭同志很重视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他说：儿童、少年时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优良品德，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很大，所以，要下力量做好中、小学学生的工作。1964年筹备团代会的工作报告照例是面面俱到，把共青团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讲了。当时报上开始刊载雷锋的事迹，但还没有发表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云亭同志说我们的工作报告中只一般地提到学雷锋，是不够的，他要求团代会要突出学雷锋，要在全市开展学雷锋的活动，培养青少年的优良品德。他还说：不仅青少年应该学雷锋，团的干部、领导干部都应该学雷锋。雷锋做到的，我们很多干部没有做到。 　　我最难忘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在一次批斗会见到云亭同志的情况。那时市委己不能正常工作，我己多次被“揪斗”，没有办法找云亭同志，也不能同别的同志谈话。有一次在体育馆开批斗会，会前，几个红卫兵把我推进一间小屋子里，我看见云亭同志己坐在那里。他更加消瘦了，但神态还是那样泰然自若。红卫兵们进进出出，我趁他们都不在屋里，赶紧问云亭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理解？云亭同志明白了我指的是什么，他说：我和你一样不理解。我问：没有办法找领导了，也没有办法集体讨论，遭到这种问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谁也不用找了，就靠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凭自己的党性决定言行吧，不是说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吗？接着又说：你身体不大好，自己尽可能注意吧，身体顶不住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这些话，象平时一样平静。我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在斗争比较复杂和领导人不在本地的情况下作过几年地下工作，但从来没有经历过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风大浪，云亭同志那儿句话和他的镇定神态，在那以后几年我所经历的艰苦岁月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最后一次见到云亭同志是在1978年初。当时已打倒“四人帮”一年多了，但天津仍是解学恭捂着盖子。我在北京有机会见到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天津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希望天津的同志们自己努力争取解决天津的问题，中央是会支持的。他问我，云亭同志身体好吗？要我向云亭同志转告他对他的问候，并把他的话告诉云亭同志。我到天津后赶紧把这一情况详细告诉了云亭同志。云亭同志露出笑容，很兴奋，连续问我：你是见到了胡耀邦同志了？是哪一天见到的？他对你说了哪些话，让你转告我？云亭同志还重复着耀邦同志关于天津问题的话，问我：他是这样说的？我都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云亭同志郑重地说：我明白了。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处境很困难啊！然后他又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明白了，我努力争取。 　　过了不太长时间，我听说云亭同志病了。我立刻想到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他当时工作困难的情况，但是我相信，他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为公正地解决大批老干部的平反和工作安排的问题，为解决天津的问题，在十分繁重的工作中病了！ 　　我去第一中心医院看望云亭同志。他已是第二次发病，作过手术以后，没能恢复正常的意识。我隔着玻璃窗，看到他无力地睡在床上。我默默地回忆着云亭同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体育馆见到他的情况，还有我最后一次去见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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