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云亭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我们为失去一位好领导，心情十分沉痛。 　　云亭同志1958年来天津后，长期主管郊区农业工作。当时，我们在市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和他接触的机会比较多。 　　“文革”初期，我们曾同住一室，同台受过批斗，后来又在干校同作“五七战士”。在这多年的相处中，我们深深感到云亭同志确实是一位高尚的人。他襟怀坦荡，正直无私，作风民主朴实，平易近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的楷模。 　　云亭同志为恢复和发展郊区农业生产呕心沥血，费尽了心机。他在主管郊区农业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农村、田间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因此，每次在开会研究问题时，他都能对问题进行正确分析，果断地作出决定。六十年代初期，针对当时农村大量荒废土地的情况，他主张放宽政策，以调动社员开荒和种闲散地的积极性。针对当时社员干活大帮轰，出工不出力的情况，他支持我们搞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的试点，肯定我们搞的稻田管理包工到户和大白菜包产到户的试点经验。与此同时，他还领导制订了一系列鼓励社员交售农产品的奖售政策。所有这些，对当时恢复和发展郊区农业生产，改善城市副食品供应，都起了积极作用。 　　云亭同志思想敏锐，领导工作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九六四年冬，工作队进驻南郊区的部分社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云亭同志是农村社教总团政委，和我们一起住在南郊咸水沽。运动刚开展不久，有些社队就发生了乱批乱斗基层干部的问题。云亭同志发现后，连夜把我们找去开会，和我们一起学习文件，分析情况，研究扭转偏向的措施，从而使刚刚出现的偏向，及时得到了纠正。 　　1965年春，陈伯达跑到南郊区小站地区蹲点搞社教，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他下车伊始就给原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同志和原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等一些同志，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并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当时那种气氛中，以及在陈伯达的高压之下，云亭同志为了保护这些同志，尽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 　　云亭同志对陈伯达在小站搞的一套，始终不满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陈伯达到天津后，他很少去见他，同时，他还一再嘱咐我们，不要转发小站的材料，要求总团的工作人员不要介入小站的社教，不要到小站去了解情况，并让我们转告各分团负责人，也不要到小站去“取经”。云亭同志的意图，当时我们还不太理解，后来才逐步认识到云亭同态确有远见卓识。陈伯达是听到哪里有劳动模范，就派人到哪里拔旗，云亭同志很怕不实事求是地拔了白塘口李吉顺和灰堆万玉明二面劳模旗子，抽调二个工作队提前到两个村搞“四清”。他这些决定，体现了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基层干部的关心爱护。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郊区社教运动，没有陷入“小站经验”的邪路，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免遭乱批乱斗之苦。 　　云亭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一九五九年，他有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春天，云亭同志到郊区一个单位检查工作，那个单位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到吃饭时，他看了看桌上摆的饭菜，对那里的同志说：你们对我不应当这样，希望以后别的领导同志来这里，你们也不要这样招待。说完，就饿着肚子走了。当时在场的同志，对云亭同志这样做，不但没有怨言，反而异口同声称赞云亭同志是个作风正直的好领导。在我们和云亭同志相处的日子里，不仅这一次，而且从未听到或看到他在郊区任何地方，任何单位有过接受特殊接待的事情。他在咸水沽蹲点时，虽然有胃病，每顿饭吃不了二两，但仍然坚持和我们一同吃饭，不准对他进行任何照顾。 　　云亭同志工作扎实艰苦，作风民主。在蹲点期间，每次开大会，他的讲话稿都是自己亲自起草，从不找别人代劳。他把 讲话稿写好后，总是把我们找去共同商讨，并根据大家意见，反复进行修改。 　　云亭同志在蹲点期间，每次回市不论开会、看病或是休假，临行之前，总是向我们打招呼，告诉我们他要回市干什么，去多长时间，什么时间回来。他这种以身作则，自觉遵守纪律，不以领导者自居，不作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的高贵品德，使我们深受教育。 　　十年内乱期间，他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 　　害，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无论在台上受批斗，还是在台下受围攻，他都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高大形象。我们亲眼看到一些找他了解情况的人，为了达到目的，用尽各种办法对他进行威逼引诱，他总是不慌不忙，镇定应对，坚持对党对被调查同志负责，实事求是地认真介绍情况。 　　十年内乱开始以后，云亭同志由于不能为党工作，他每月向党交一百元的党费，一直到他重新得到为党工作的机会为止。 　　云亭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高贵品德，纯朴正直的作 　　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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