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云亭同志是在1934年相识的。1934年春，云亭受党的委派到唐山开滦总医院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开滦总医院的护士。我当时在总医院当医生，有幸和他相识了。 　　当时，云亭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刚毅、勇敢、勤奋好学、艰苦朴朴素，待人和蔼又平易近人。他平素寡言慎行，不好说笑，但他对伤、病员却充满了无限的爱，他不厌其烦，热情周到地为他们服务，抢着为他们倒便盆，从不怕脏不怕累，深受伤病员的尊敬和爱戴。他经常说：“矿工们受资本家、买办、工头的压榨，每天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卖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苦大仇深，是我们依靠的力量。现在他们受了伤，得了病，更加痛苦，我们要满腔热忱地为他们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是觉得他与众不同，虽然他不好说笑，但却利用一切时机传播真理。他还非常勤奋好学，常常手不释卷学习到深夜。他见多识广，讲问题道理通达，见解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经常给我们讲国内外形势，讲抗日，讲穷人为什么受苦……，使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慢慢地我们知道了他是共产党员，更愿和他接近了。在他的启发帮助下，常云卿、李尚武，张耀等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也从那时起就暗暗地下定决心，要为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云亭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传播真理。一天，他把我们几个热血青年召集到一起，对大家说： 　　“现在，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 　　作，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刻，因此，我们要利用一切形式， 　　发动群众，掀起抗日高潮。我们可以自筹资金，印一些抗日的小册子”。说罢，他毅然决然地拿出自己的全部储蓄。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捐钱捐物，很快地购置了简易印刷机、钢板、油墨、纸张等，创办了进步刊物《冬青社》。小册子出版后，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抗日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这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恐慌。 一天，我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忽然有人赶来报信儿，说敌人马上要来搜捕。我当时不免有些紧张，但见云亭镇静自若，一面安慰大家不要害怕，一面迅速地指挥大家转移设备，烧文件。等到敌人赶到时，一切已经处理完毕，敌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也只好作罢。这次，在他的指挥下我们胜利地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 　　1938年，云亭、常云卿等人接受了新任务，我们就要分别了。当时，我已有一定的革命热情，很不愿和他们分离，执意要和他们一起走。云亭同志要我留下，安慰我说：首先，你家里的老幼需要你抚养。另外,更重要的是，你做事比较稳重，人缘又好，利用你的有利条件（我当时任马家沟矿医院分院院长），留下来工作，更需要。听了他的话，虽然心里还不很情愿，但考虑到这也是革命的需要，也只好留下，于是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此后，云亭同志曾写信与我联系。他为了革命的需要，办起了一个“复生药房”，让我尽一切办法搞些药品和器械送去支援。于是我就设法从医院里弄了一些药品和器械送到了“复生药房” 后来我得知，云亭为了筹建“复生药房”把自己家里的十三亩地、几口肥猪和粮食卖掉，购置了药品和器械。在l938年7月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后，他把药房无偿地献给了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抗日联军以药房为基础筹建了后方医院。由此，我进一步体会到云亭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一片赤子之心。 　　1939年春的—天，我正在给患者看病,一位教师打扮的陌生人带着云亭的信来找我。从信中得知这入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云亭派我护送他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于我对云亭的尊敬和信任，我当时想，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完成这一委托。在路上遇到哨兵的盘问，我镇静自若，谎称是我的亲戚带他出来看看青，因此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安全无恙地把他护送过封锁线。绕道回来的路上，我回想起了和云亭分利时他对我说的话，才真正明白了他当时为什么坚持要我留下，更加领略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此，我们失掉联系多年，听说他去了延安，后又转战南北，我时常想念他，盼望着早日和他见面。 　　 直到1952年，他特意到秦皇岛来看我，看到他我又惊又喜。他长时间紧紧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解放后，我一直在找你，去年我到这一带来，我还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你，我要好好感谢你为我们党所作的贡献。”我当时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想到他虽身居高位，却不居功自傲，还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个对革命做过一点贡献的普通人，他还一直牵挂在心。因此我连连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云亭同志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困难倒没什么，只是觉得大家都在轰轰烈烈地大搞建设，我还呆在医院里给人看病。是否也可以给我找点其它工作，我也想大干一场。”云亭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当医生，救死扶伤，是个非常崇高的职业。如果没人当医生，那大家得了病又怎么办？我当干部，你当医生，分工不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他的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了。 　　我又问：“那么，令后我该怎么做呢?”云亭同志说：“那我给你提几点建议吧！一是多协助政府做工作，二是加强学习，三是多联系群众、多为人民服务。”这几句宝贵的话，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做为座右铭，并且努力去做，努力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信任我，让我担任秦皇岛市海港区政协副主席。我现在虽己八十岁高龄，但还要按云亭同志的话办，继续发挥余热多为人民办好事。 　　 在那次谈话中，我们还谈到了常云卿烈士，我问对云卿烈士的孤寡生活如何安置。他对我说：“你放心，常大嫂，组织上照顾得很好，两个孩子也由组织上照顾。”云亭同志确实关心烈士遗属，有时给上大学的烈士子女寄钱， 还把常大嫂接到天津小住，一直照顾到常大嫂去世。 　　 从这以后，我每次去天津，云亭同志都要接我到家中热情款待，畅叙革命友谊。云亭也经常到秦皇岛来看我，1975年还一同游山海关并合影留念。尽管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而他己身居要职，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1978年秋，云亭同志因工作过度操劳而突然病倒。我获悉后火速赶到天津探望。当时他刚动完手术，躺在病榻上，身体非常虚弱，见到我，这位从不流泪的刚强战士眼里浸着泪水，嘴唇不停地颤动，他仿佛在说；“真遗憾!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有多少工作在等着我去做呀!”我强忍住将要落下的泪水，耐不住颤抖的双手紧握在一起。怕他过于激动，难舍难分地退出了病房。没想到这次会面竞成了我们终生的诀别。 　　 从艰苦的斗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云亭同志一次次地帮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是我的亲密挚友，更是我的良师，革命的引路人，云亭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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