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亭同志在唐山开滦总医院期间（1934至1938年5月），经过他的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培育了我们一批年青人。他早在三十年代初加入共产党并担任滦县县委青年委员，共青团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等工作，1934年以党的特派员身份，以护士为职业，来开滦医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日寇侵入山海关内我冀东地区，唐山日寇勾结伪军警特，统治森严。在白色恐怖下，他极其秘密的发展党组织，先后发展了常云卿、张耀、史克敏和么恩伦等入党成立了党支部。他抓住时机，又创建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自卫同盟”，团结吸收了更多的进步青年，熊子奎，贺济恒，孙富田，栾秀昌和我均为盟员。在他的领导下，还办起了团结教育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进步刊物——《冬青社》。通过它介绍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热情。 　　1936年秋冬爆发了绥东抗战。在云亭同志的影响和带动 　　一下，秘密组织了6名医护人员偷偷离开总医院径往北平。计划由平转赴绥远前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到北平后因情况有变而壮志未酬。又利用了英、日在开滦矿的矛盾，返院复职。此后团结教育了总医院的孙荫芳大夫、王文河技师等高级技术人员，发扬了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他们掩护过我抗日干部和干部子女，还自动捐献金钱和物资慰劳前线将士。 　　1937年芦沟桥一声炮响，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唐山的日伪警特，更是疯狂，随意捕人杀人，大喊“有妄言抗日者格杀勿论”，到处张贴“严禁谈论国事”。在这样恶劣环境下，也阻挡不住总医院热情高涨的青年人。本来就是五音不全、一唱就跑调的云亭同志，常在我们二十人一间的大宿舍里，哼唱、教唱抗日革命流行曲。歌唱最多的有“大路歌”、“毕业歌”以及“五月的鲜花”等。尤当唱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奋斗不懈！”，“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上！”这时真是热血沸腾，勇往直前，好像马上即要登程，飞奔抗日前线一样！ 　　他善于学习，知识丰富,大家也愿意和他聊天。有一次，他出了这样一个“为会么要活着”的问题，要大家作答。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谈了许多,都没有讲到点子上。而他三两句话，说得大家心服。他说：“人活着首先是为了别人才有意义。其次是要有理想和为了理想而活下去就要斗争。”寓意颇深，更增加了对他的钦敬。 　　1938年7月，他带领常云卿、么恩伦、史克敏、熊子奎、 　　张耀（参加冀中抗日部队）我们几个人，离开了城市，来到了他的家乡——刘家营东山，参加了著名的冀东武装抗日大暴动，成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十三总队。暴动起来之后，就在黑山沟、尖山峪、刁新庄、白草洼一带话动。每到各村，张贴传单、书写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向群众动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参加抗日战争。 　　当时参加抗日队伍的主要成员是农民，也有各阶层人士、教员，地富子弟，还有做过伪事、和旧军人，有流氓习气或当过土匪的。少数人入伍动机不纯。起初尚未建立抗日政权，政策、纪律也不完善。队伍活动到各村时，个别人不守规矩，向老乡要好的吃，收交枪支用威胁的办法，甚至吊打逼要者也有之。对以上种种，我们一起出来的这些小知识分子，就有些看不惯。有的甚至想脱离革命队伍。当活动到白草洼村时，史克敏就要回唐山开滦总医院。么恩伦和我对出现的那些问题，也有些看不惯。云亭同志耐心地反复向我们做思想工作，他讲：大暴动刚刚几天就拉起了这么多这么大的队伍，还没有来得及，也不可能事先训练得好好的，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是很难免的，可是那与旧军队，如过去的奉军、直鲁联军等旧军阀部队和国民党部队，有本质的不同，是可以教育并会逐步得到解决的。之后，又对史克敏说：如你还不理解，执意要回，也不勉强留你，想通了再回来，还是欢迎的。遗憾的是史仍坚持要回，刚回到唐山，就被日伪抓去了。“文革”期间，又遭严重打击，过早离世了。而接受教育的同志，坚持了下来，一直为党为人民工作，有的光荣地献出了生命，有的还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云亭同志为青年进步引路，是我入革命之门的向导。回忆之中，有些往事给我印象是很深的。 　　 我家境贫苦，上学念书断断续续。我家附近常有日本鬼子汹酒作恶，抓丁打人，横行霸道，乡亲们都担惊受怕，我对日寇更是深恶痛绝，这些云亭是了解我的。他时常因势利导，激发我的抗日热情，又指引我阅读《家》、《雷雨》、《子夜》等进步书籍，用革命思想启迪我。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本秘密的“抗日自卫同盟”刊物，正看得起劲，他过来让我随便谈谈有何感想。见我喜欢看，反抗日寇的情绪高，抓此机会引导我说，光有抗日热情还不够，还要加入组织才有力量。接着，亲自介绍我参加“抗日自卫同盟”。还不断交给我抄写文件等任务。 　　 事后才知道，早在医院时，党支部己把我列为党的发展对象，到了“复生药房”才有时间具体培养教育我。那是1938年春节之前，云亭同志领受了党的任务，动员我到他的家乡——河北省丰润县王官营镇一起开“药房”，实际是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我于1938年初，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医院，来到了“复生药房”，他很满意。 　　 在五月间的一个早晨，我俩散步在镇东小河边上,先是谈点别的，接着让我谈谈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看法，我认识肤浅，谈不出多少。他便从社会发展史谈起，讲革命道理，讲党的性质和任务，让我坚定革命信念，提高党的认识。 　　 那时，党哪有多少活动经费，是云亭同志卖了自己家里的土地十三亩，用卖地的钱才办起了“复生药房”。他的为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的行动，刘家营乡人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一直到今，老乡们一提起绍川来（他又名谷绍川）都十分敬佩他，赞颂他是“背着地、带着粮干革命的”。 　　 云亭同志白天带上一个面斗或帽子，手提红十字药箱，到王镇周围的上、下水陆、黑山沟、娄家营、杨家营和姚庄各村“看病”。 夜晚，接待来自上级、农村和矿山来联络工作的同志，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同志不止一次地来这里。还要接待和掩护来自天津、唐山地下党派来参加武装工作的男女同志。至于药房营业，病人来了就看，给钱也收点，病人没钱就白送。当暴动较早的五支队拿下王镇敌人据点后，“复生药房”的面目便半公开化了，进进出出药房的尽是抗日的同志了。 　　 不久，抗日大暴动拉起来的各路总队，在李运昌司令员领导下的部队有数万之众，急须建立一所随军医院。李司令责成常云卿我俩负责在王官营镇筹建，可把我们难住了。一无院址，更没有医疗骨干、药品器材和医疗装备，幸有云亭在王镇创办的这间“复生药房”,经反复研究并征得云亭同志同意和支持，把药房的医疗骨干、药品、器材和一切医疗装备，全部搬来随军医院，以此做为随军医院的基础，才逐步完成了建院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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