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之后，在伪满时期被抓去当劳工的、当国兵的、当勤劳奉士的、当土匪的、在外讨饭的以及流浪在关内的等民众都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我们家在外的老叔老婶在8.15光复不久就从立山回到家乡，走出在外二十来年的三叔带领三婶和孩子也从东丰回到家乡，他们先后回乡全家老少很乐，这是我们家几十年来从未想到的大团聚。 　　 光复后的家情。东北光复之后不久，老叔老婶从立山搬回塔子岭。从1943年3月初分为城乡两地谋生的家，两年半之后又归到一起，爷爷和父亲都很高兴。约在这年冬，老婶（小臣子）突然得了急病而去世，逝年二十六岁。第二年即1946年，老叔刚显芝与本堡的老同学王家义结婚。也是这年，三叔刚显裕和三婶闫氏带着女孩丕贤也从东丰回到他阔别十八年的家乡故土。这时全家八口人（不含没有音信的丕恒）三叔他们三口住在小耳房，虽然房屋窄小不太可心，但按当时的情况也只能如此。三叔回来之初的一段时间还比较和顺，但后来由于生活习惯和日常表现等原因引起爷爷心情不悦并令其搬出，因此约在1947年左右三叔在堡中西井沿附近建起三间草房而搬出另过。 　　 老叔参加革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野战军经两年多的浴血奋战，于1948年11月2日解放了沈阳，随即东北全境解放。在沈阳解放之前的1948年春，老叔刚显芝毅然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之初是在区里土改工作队学习土地改革政策和有关方面的革命知识，为将来的土改培训骨干。这年约在秋冬季节，辽阳东南山区有许多农村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农民会，取消了蒋管时期的保甲制。农民会的建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开始。在此期间老叔他们都分别深入农村各地，为农村建政做了许多工作。由于他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因而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农村的党员为数极少，老叔和黄沟的刚丕明是塔子岭解放之后最先入党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些人也陆续走上革命之路。 　　 丕恒给家来信。据爷爷说，在1948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家族中的刚显双在农民会看到了我写的家信，他拿起信急速来到我家，放开洪亮的嗓门向爷爷说：老叔啊，我给你送喜信来啦，你孙子丕恒来信啦，这小子还活着呐！爷爷当时半信半疑的说，刚家堡子也有个刚丕恒，是不是人家的信呢？刚显双说不能是他，这信皮上写的是“辽阳县贾家村塔子岭屯刚丕恒家收”没错，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于是爷爷把信打开一看确认是咱家的丕恒，是他还活着……，父亲傍晚回来听爷爷一说，他立即看信，两眼湿润流出惊喜之泪。这一消息很快传开，堡中各户以及各家亲戚先后都来打听贺喜，人们在谈唠中都说算命瞎子纯属胡说八道……。 　　 土改运动情景。1949年春，东北各地先后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所占有的大量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彻底改变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在土改运动中各地群众都揭发批斗了地主恶霸的丑恶罪行。塔子岭的群众也批斗了几个坏蛋，其中民愤最大的是笑面虎王海春，他在伪满时期先后霸来两名有夫之妇，然后成为他家的两个儿媳，其中的二儿媳就是笔者的前妻。爷爷在批斗王海春的群众大会上昂然地揭发了他惯用的卑鄙手段霸占孙媳的丑恶罪行。当时的会场上群情激愤而多次高呼口号——打倒大坏蛋王海春、打倒欺男霸女的笑面虎等等，总之，全屯的人对其所作所为都极为愤慨。土改工作队把它定为坏分子，辽阳县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刑坐牢是他罪有应得大快人心。 　　 土改运动之初，首先是评定阶级成分。根据《土地法大纲》和毛主席阶级分析的论述，按各户实有的土地财产评定阶级成分，按当地人均土地数量来平分土地。农村的阶级成分大体有五种————地主（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富农、中农（上中农也称富裕中农、中农、佃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我们家经评定为贫农，分进不足一亩地，是紧靠大河边上的一小块沙土地。凡是分进土地的农户多是雇农和贫农。 　　通过土改运动，不仅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党给苦大仇深的劳苦大众报了多年积累的深仇大恨。广大群众受到从所未有的深刻教育，阶级觉悟大有提高。 　　 父亲续弦。土改期间老叔是在外地搞土改的土改工作队，他在马马街工作时给父亲介绍一位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农村妇女王淑坤。约在这年（1949年）的夏季父亲与她成亲。继母来家之后与父亲相处的很好，父亲的心情也比从前（丕恒没有音信的那几年）大有好转，全家人都很高兴。 　　十一、建国前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建立，使昏睡百年的东方巨人从此站起。举国上下城乡各地红旗招展大庆三日，集会游行鞭炮轰鸣锣鼓喧天热血沸腾，充分表达了各族同胞的渴望之情。我们的家乡塔子岭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学校的师生同全屯的民众先集合后游行，打铜鼓吹洋好号欢天喜地露笑容。据父亲说，爷爷为欢庆国庆，他把做纸活用的各色彩纸全部都献给了农会，解决了写标语、做小旗的急用之需，爷爷的热情无人可比，农会干部全都满意。 　　自从东北解放之后，爷爷的心情与从前相比大不相同。在极为黑暗的伪满时期以及两党内战的战乱时期他忧国忧民很不乐观，但从1948年冬东北解放，特别是新中国的建立，他的心情豁然宽亮，精神焕发笑容常在，爷爷的好心情主要来自以下三点： 　　其一、土改运动之后心明眼亮。土地改革是把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来个天翻地覆的大改变，也是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重要开端。通过平分土地和斗争恶霸，人们的思想觉悟和对党的认识均有明显提高，尤其是党给苦大仇深的家户（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报了深仇大恨，因此爷爷对党的政策主张和对党的感情倍感亲切，他的言行表现在屯中也名列前茅 。 　　其二、新中国的建立是他久盼的夙愿。爷爷虽然是一位普通的老农，但他很关心国家大事，他的爱国思想比较浓厚。他看过许多历史书籍，知道很多历史往事，他深知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国开始遭受英国之欺。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1904年日俄争夺我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把东北改为满洲国等等往事而常常悲叹，多年来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一直担心牵肠。建国之后，爷爷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定能独立强盛 ，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因此他的心情非常亮堂，一生的盼望终于实现。 　　其三、儿孙参加革命爷爷最感欣慰。他的老儿子刚显芝是在东北解放之前，两党来回拉锯的战乱时期即1948年春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的长孙刚丕恒1946年2月在哈北呼兰县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因三年没有音信，直至1948年冬四野大军进关之际，塔子岭的农民会才正式宣布我们家是革命军人家属户。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人的正统观念较浓，因而家乡地区参加蒋军的人占多数，而我们家的两个人都参加了革命，在本屯来说是独一无二之户。因此建国后当地政府常来看望，屯中人对我们家都很钦羡，称赞之声常常入耳，所以爷爷的心情实感愉悦。虽然如此，但爷爷从未因荣而骄，为人处事仍很谦和，他在屯中是最有人缘、最受尊重的老者。总之，以上三点是给爷爷以及全家人打开了多年忧郁的门窗，从而享到了明媚的阳光，所以才有喜悦之情。 　　 农村组成互助组。新中国建立之后党的任务极为繁重，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城乡残痕急需规整。农村土改之后，虽然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有许许多多的农户缺少畜力和劳力，为解决这些农户的耕种之难，约在1950年前后，党号召农村各地组成三至五户为一组的、按耕种能力强弱搭配和自愿结合的生产互助组。有了互助组就能保证所有的农户按时生产不误农时。我们家那时没有畜力，只有父亲是唯一的男劳力，爷爷和父亲对这一号召正适心愿非常高兴，因此积极参加了几家自愿组合的互助组。在互助组期间虽然我家的产量没有明显提高，但不低于往年，在生产方面比较省心，减少了许多操劳。那时家庭人口较少，在生活方面也有所好转。 　　建国后家庭变动概况。 　　1950年老叔刚显芝由辽阳县民政科抽调到安东（后改为丹东）即辽东省行政干校学习。这年我所在的部队驻在通化准备抗美援朝。在出国前部队把我抽出到安东政训班学习，这年10月1日庆祝国庆这天，我与老叔幸会，互谈多时然后留影而别。 　　1950年丕华出生（继母腹带的原夫之子）。 　　1950年凤兰出嫁，丈夫陈宝石。 　　1951年老叔由行政干校毕业之后，分配到辽东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处做工会工作。这年公路工程处正在桓仁县施工，时隔不久老叔将老婶及长子丕迎接到桓仁安家立户。老叔的三口迁出之后，这时在家的人：爷爷、父亲、继母和丕华共四人。 　　1952年丕相出生。 　　1952年春我团由朝鲜回国，这年11月28日我由部队转业到沈阳市政府机关党委。 　　1954年丕连出生。 　　1954年春我与本堡王乃珍结婚，婚后在沈安家立户。 　　1954年春，家庭最大的不幸是当家四十多年的顶梁柱、对家庭贡献最大的爷爷刚维柱因年迈体衰休克未醒而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二岁。 　　爷爷去世后是父亲当家，关于父亲当家后的家情另叙在此省略。 　　由大爷刚维栋当家的1904年至爷爷刚维柱去世的1954年，先后五十多年的家史就写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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