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父亲说，放蚕是前几代祖先一直没停的传统副业，只是人命官司之后从1929至1932年停止了四年。为了填补家庭的零花开支，从今年（1933年）起把放蚕副业再恢复起来。为此爷爷和父亲在开春之后既忙种田又忙放蚕，爷两个一直紧忙。放蚕是在北大砬子自家的山段上，山虽陡，但柞棵尚好基本适合放蚕。爷爷和父亲对放蚕都很熟练，特别是爷爷多年放蚕很有经验，在堡中也是首位。放蚕也是个苦差事，除了日常的管理操作之外还须认真看护蚕场，因为各种鸟类和各种毒蛇都来吃蚕，如不赶鸟除蛇，大蚕很难丰收。父亲看护蚕场的时间较多，在他看护期间打死大小蛇就有几十条。这年大茧获得了较好收成，共收约七八千个左右的成茧，当时一百个成茧能卖伪满币一元左右，即可得七八十元的收入，这年的零花开支也较前两年宽松一些。 　　治理薄地。爷爷所说的治理薄地是针对那两块老地分别给予改善土壤。对坟上的地主要是除石，对砬根底下的沙滩地因沙多土少必须大量补土。这年因农活太忙又因爷爷的腰疼病时好时犯，因而父亲只把坟上的地在打茬子的同时清理一遍地表石，砬根底下的地没来得及补土就开始春耕，只好待明年开始实施。这一年是正常年景没有自然灾害，坟上的四亩地约收一千五百多斤，砬根底下的六亩地约收一千二百多斤，去年刨的一亩多地产量很高约收五百多斤，三块地共收三千二百多斤。这年姜氏走后家中是六口人，全年的口粮足可自用。 　　总之，爷爷为扭转贫困提出的三项措施是正确的，是很有成效的，经爷爷和父亲的勤奋努力，1933年比前两年的情景大有好转。 　　五、母故前后。 　　伪满社会兵荒马乱。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沈阳又陆续占领了东北三省，1932年东北变为满洲国，把晚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弄来当了傀儡皇帝，日本鬼子掌握实权，东北变成日寇任意宰割的天下，从此三千多万同胞陷入暗无天日的苦海之中。日寇除了侵占掠夺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之外，还利用他们所圈养的宪兵、警察、汉奸和狗腿子们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统制和镇压，致使城乡人民多苦多难，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走投无路无法生活。因而东北各地有许多人跑出家乡流浪在外，有许多人讨要求生当了乞丐，还有一些人当了土匪胡作非为。在日寇统制下的伪满洲国就是非常可怕的魍魉社会。 　　由于日寇的统制越来越严、越来越凶，因而当土匪的人也越来越多，到1934年时土匪四起兵荒马乱，民心慌慌不得安宁。当时在辽东辽南一带土匪甚多，他们各处流窜活动频繁，一二百人或三五百人的大邦柳子很多，在塔子岭住过的就有十几邦，如：天德、北国、海宽、双山好、老末好、老北风、老百顺、顾老两、镇东边等等，还有几十人的小股土匪不计其数。这些柳子也各不相同，有的比较开明一些专抓有钱的富绅（绑票），但也有的土匪不论穷富得抓就抓，得拿就拿，翻箱倒柜，啥好拿啥。“双山好”这邦柳子把我村王某某的两个女儿全给带走，致使王某某忧虑不安愁容满面。从此之后，凡是要有来胡子的消息，无论姑娘媳妇都跑出避难不敢在家。在当时的年月里躲避胡子（也称跑胡子）是三天两头的常事，胡子若是住下不走，百姓们只好猫在山沟里或夜宿山林。由于胡匪往来频繁，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各家各户无心侍弄庄稼，因而许多家都减产收成不好。胡子一走大兵就到，兵匪往来百姓遭殃，人们都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当时民间有许多顺口溜，如：“老太太别发蒙，胡子走了就来兵”、“打精米骂白面，打老太太吃鸡蛋”、“来胡子跑进山，来大兵不得闲”、“胡子来了抢钱财，大兵来了抓鸡鸭”等等，这些顺口溜都是对兵匪欺压百姓的形容和写照。伪满的大兵军风极劣，他们一来，百姓难得安闲，不是遛马就是铡草泡料或者担水做饭等等杂活。他们根本不关心百姓，甚至打骂百姓，一个个耀武扬威好象有功之臣不可一世，实际都是一群白吃饱，装腔作势狗屁不是。1934年秋在农历九月上旬的某日，胡子刚走就来了大兵，人们称之为“红袖头部队”住在堡中的各家各户，他们名为剿匪，实际是在撵匪，明知胡子刚走而不追击在此住了三天，纯属虚张声势很少与胡子交战。这些大兵不仅不能为民除害，反而给百姓增害，他们所到之处不是抓鸡抓鸭就是赌博，比土匪好不多少。 　　母被惊吓含冤去世。“红袖头部队”住下的第二天，住在我家的大兵加外住的几名聚在我家外屋的炕头上推起了“牌九”进行赌博，不知为什么他们先是争吵，然后就互相打了起来，开始是拳打脚踢，后又操起板凳和烧火棍等越打越凶，把门窗撞的乒乓直响，有两个窗扇都给撞碎，把屋内弄的破乱不堪。这时的母亲因生第二个女孩还不到十天，身体尚未恢复健康之际，外屋的大兵打得天昏地暗，里屋的母亲吓得浑身发抖，从惊吓之后，每天昏昏沉沉两眼不睁，问话不语并发高烧，连续几天不进饭水，面色苍白病情严重。父亲急忙去塔子沟请来汉医董惠丰先生给看病，他说是产后惊吓病，然后开了一付发汗药，并说吃完药之后要用棉被捂上多多发汗，结果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病情更重。当时家中无钱，无力去县城治疗只好凭天由命，爷爷和父亲的心情万分焦急坐卧不安。从惊吓得病之后大约五六天左右，不详之兆终于来临，于农历九月中旬与世长辞，终年三十四虚岁。 　　小妹给人不知死活。母亲去世扔下我们三个无娘的孩子，面临的处境极为凄凉。那时我十岁，凤兰四岁尚能照样生活，唯有刚出生不到半月的婴儿令全家担忧，她的小生命立刻受到无奶吃的威胁。当时偏僻的山村没有牛奶，喂饭米汤或“嚼奶布子”她都不吃，因吃不着母奶而一直哭叫不止，几天之内就有饿死之险，全家人都很揪心不安。为了保住这条小命，爷爷和父亲急忙求助许多乡亲尽快帮找一位有奶的妇女给点奶吃以解目前之危，同时必须尽快找一个愿要小孩的人家，否则这孩子很难养活。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当日来了一位妇女（想不清是谁）喂了一顿饱奶，孩子才算停止哭叫。又经乡亲们的四外打听，很快找到一户愿要小孩的人家，是蛮子峪的老孟家，这家老两口无儿无女很愿要个孩子，这家当天下午来人把孩子抱走。爷爷当时心里很乐，这孩子能有活的可能，但这时爷爷的心情也很不宁，他把家中仅有的五角钱装进包孩子的被卷里，含泪望着孩子离去。时隔不久，父亲听说这孩子到老孟家没过几天就死了，是真是假只是听说，后来父亲去蛮子峪打听，这家已经搬走不知去向。几十年来我对此事一直存疑。 　　母故之后小妹给人，这时全家是五口人，全家人的心情都很低落，几天来爷爷和父亲一直忧虑不安愁容满面，我和凤兰如痴如呆不知饱饿，这时的家景如凋零之秋倍感枯寒。 　　母亲贤孝众亲怀念。当堡中人听到母亲去世的钟声（报庙敲钟）之后，都纷纷前来吊唁，因母亲贤孝出名堡中乡亲均很惋惜，特别是家族中的叔婶们多人流出惋惜之泪。在出殡这天三大娘（刚丕言的母亲）和五婶（刚丕旅的母亲）同大姑二姑们望着抬走的灵柩而泪流不止，五婶说：二嫂死的这么早，太可惜了……。 　　母故之后每天都是爷爷做饭，他因失去一位既勤劳又孝顺的好儿媳而多次长叹。 　　父亲心情更是低沉无心下地干活，有一天他打开母亲的箱子，箱内除了一把破挠子之外再也翻不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来，因此他很辛酸地忆起了往事，他对母亲在世时的日常表现——她勤劳节俭艰苦度日、为家操劳终日不闲而累成弯腰驼背、在困难年月先人后己吃不饱腹而得了胃病、因无钱买布换不了季而多次流泪的等等情景而深感内疚，两眼湿润心情很不平静。 　　老叔也很怀念他的二嫂，因为奶奶去世那年他才五岁，从那以后无论做衣做鞋或缝补洗涮等事都是由二嫂承担和关爱照顾，因而他对死去的二嫂也是念念不忘。 　　大姑和二姑回来串门时也多次叨念过母亲，她们对母亲都有好感。母故之后大姑常回来帮家缝补洗涮，一忙就是五六天，有一天晚饭后她谈起了母亲的往事，她说奶奶在世时没少夸奖母亲，说母亲能干活又很孝敬公婆等等。大姑还记得在伙时期母亲给全家做鞋的事，她说那时家里大多数人都穿过母亲做的鞋，母亲为了不点灯熬油，常常是在月光下纳鞋底儿，一纳就是小半夜。大姑也谈到在处理人命官司期间把母亲累病的一些情景。由于母亲和伯母的认真陪护而没有发生事故。在处理这一丧事过程中母亲付出了极大辛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庆三爷不止一次地说：二侄媳妇在咱堡中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妇，可惜呀，走的太早了，这么好的人没长寿啊……。 　　母亲田氏，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出生，由于姥家贫穷没能上学读书，也没有享到名字。她同父亲结婚后，一直忙于家务，她和伯母都是家务劳动的主妇。1928年人命官司之后她肩负全部的家务重担，一天到晚不得休闲。孝敬公婆堡中出名，乡邻处事和谐礼让，她是一位勤劳俭朴而又非常贤孝的农村妇女。母亲的一生是受苦受累的一生，她没有享到应享之福，为家付出了无可估量的劳累，给全家和乡亲们留下极好的印象。可惜可叹，这样的好母亲竟被大兵惊吓而中年早逝，母亲死的太冤枉。 　　我们家的这一悲剧，归根到底都是万恶的日寇及其统制下的伪满社会给造成的恶果。我们家同全国各族同胞一样，对日寇侵略者万分愤慨、永远难忘。 　　六、家迁东丰。 　　为了脱贫想要挪动。母故之后的第二年即1935年这年偏旱有些歉收，加上这年没有放蚕，家庭生活仍不宽余。在这年冬季的某日，父亲向爷爷说：“咱家这两块地都经不起旱涝，累了一大年也收不到多少粮食，总是这样下去只能越来越穷没个盼头。人挪活、树挪死，咱门家是否也挪动挪动？”爷爷问往哪挪动？父亲说三弟在东丰，咱们奔他去我看准能行，兴许比这东山沟能好一些。随后老叔也赞成父亲的想法，也愿意去东丰。爷爷一想，既然你们哥俩都想去就去吧！父子三人决定了全家迁往东丰投奔三叔刚显裕。然后由老叔执笔给三叔去了信，大约十余天左右就接到了三叔同意我们前去的回信。三叔自从休妻遭了人命官司之后走出在外，先是到梅河口做零工，后又在海龙县一家公馆做饭，再后来到磐石、东丰等地当了画匠。他在外多年没有成家，也无固定居所，自己的生活也是勉强维持，他也愿我们全家都去，有个家不在各处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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