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1924年）多年织布和操劳家务而积劳成疾的奶奶因病去世。奶奶比爷爷小三岁，按推算是1875年即光绪元年（已亥年）出生，享年五十岁。 　　据父亲和大姑讲，奶奶去世时不仅全家人极为悲伤，而且堡中的中老年妇女先后都来吊唁，其中绝大多数人流出惋惜之泪。特别是西院的老奶奶（刚显韬的母亲）和东院的二大娘以及经常来往的妇女等人都多次流泪，怀念之情久久不忘。刘氏奶奶是一位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老前辈，她孝敬公婆全屯出名，为人处事很有人缘，辛勤为家贡献极大，她的去世如巨星陨落，全家人守灵尽孝万分悲痛。 　　奶奶去世的当时，爷爷深知附近各屯没有画匠只好亲自动手，因此他通宵达旦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急急忙忙扎了一头牛、一个纸人和一个厨柜，以表老夫老妻的恩爱之情。从操办丧事到最后安葬，几天几夜爷爷很少睡眠，他的身体很不舒服，约有十几天才恢复原状。 　　在奶奶停止了呼吸之后，为操办丧事，爷爷向全家人吩咐了一些急办的事，与此同时爷爷宣布，家内事务以伯母为主，要求伯母和母亲除了办丧事应做的事情之外，在今后的日常家务也要做好……。伯母主内之后也很认真负责，她带领母亲、大姑和二姑把各项家务活做的都很周到，她们四人都很勤快都很和睦，没用爷爷操心。从此之后，除了不再织布而停机之外，其他一切家务没有不足之处，日子过的仍如从前。 　　在伙时的春节景象。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俗称过大年。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是全国各族人民最重视的节日。为了过好春节，城乡各地各家各户都为节日的所需而劳碌繁忙，我们家也是如此。 　　提前进城办年货。我们家乡一带是辽阳东南的大山区，塔子岭是个偏僻的小山沟，交通不便没有商店，节日所需的香纸蜡烛鞭炮酒糖白面和各种调料等等大量的年货必须进城去买，因此每年约在腊月十五左右由屯中安排两三辆大车去辽阳或海城。买货较多的户跟车去人，买货较少者可将年货单子交给车主代买，我们家多年一直是二爷跟车进城。二爷之所以年年进城并非他个人所愿，而是车主和屯中许多人的共同要求，因他身强力壮又有武功，为了路途安全都愿请他跟车，有他跟车人们都比较放心，所以他只好按人们的要求年年跟车进城，我们家的年货都是经二爷所办。后来，从民国六年（1917年）二爷去世之后，每年多是爷爷或伯父跟车进城。据父亲讲，无论是大爷当家的晚清时期或是爷爷当家的民国初期，二十多年的春节一直过的很好。那时由于老哥仨的心情都很旺盛，对春节都很重视，因而历年的年货准备的都比较充足，所以每年的春节都很丰盛，全家人都很欢乐。 　　爷爷忙于画牌位。根据历年的经验，在年前必须画出大量的各种牌位（神像、佛像）以备各地春节敬神之需，为此每年腊月初几他就动笔开画。在封建迷信普遍存在的旧社会里，信奉神佛的人数极多极广，历朝历代所建的大小不同的各种庙堂遍布城乡各地，村村有庙人人敬神，烧香拜佛是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春节更为突出。大庙中的神像都是泥塑的不用年年换新，而农村各地有无数的小庙，其神像都是用纸画的牌位，按民间风俗每年春节必须换上新画的神像，然后贴上新对联，上供上香以表敬神之诚。爷爷是辽阳东部山区最出名的画匠，因此山区的远近各村在春节之前都来求画，所画的神像中多数是三神爷、土地佬、灶王爷、财神爷和门神爷，还有眼光娘娘或观音菩萨等等。爷爷所画的神像各地的人们都称赞叫好，他在山区的知名度越来越宽，因而每年的画量逐年增多，他给偏僻山区的用户带来很大的方便。塔子岭屯小庙六座，其中堡子里三座（三神庙、土地庙、狐仙庙）药草沟、黄沟和荒地各有一座小庙，是什么庙笔者不清。堡中的三神庙较大，是白石条筑成的比较规整的长方型小庙，庙的东侧挂着铁铸的大钟，庙址位于王恩庆家以西约二十多米处的一道之隔，是堡中各户年年敬香拜神的中心庙。狐仙庙位于东山根的南面，据说是东头子的先辈人所建。土地庙位于小河南岸，通向大榆树的道旁。爷爷几十年来一直是为全屯的六座小庙贡献了新牌位，为屯中做了好事。 　　爷爷在年前除了画大量的牌位之外，为了满足全屯各户的需要还必须刻出大量的卦签。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贴对联和贴卦签，这是民间传统的老习惯。我们家自从爷爷学成画匠之后（晚清时期）自家所需的卦签都是由他所刻，经几年的刻练，刻技大有提高，与从城里买回的卦签相比毫不逊色，从此之后，即晚清末期至民国时期，不仅堡中各户而且全屯各户都用爷爷所刻的质量好价钱低的各种卦签。爷爷是宽厚善良的人，他对屯中较贫的户年年赠送从不收钱。每年画牌位和刻卦签这两项任务量都很大，所以爷爷在年前是最忙的人。 　　灯笼杆上挂龙灯。我们家院中的西侧，即西下屋南头的窗前，常年树立一根很高的灯笼杆子，据说是在大爷当家的晚清时期所立。每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前后就开始安装龙斗灯，这是一项难度较大的任务。晚清时期是二爷和爷爷安装，到民国初期是伯父和父亲安装，后来是父亲和三叔安装。灯笼杆子的最尖端是安装事先粉刷的兰色板龙（那时塔子岭是属大清国八旗中的镶兰旗管辖，因此刷兰色板龙），龙的下面是木制的方斗糊上红纸，斗的下面是横木铁环，以备穿绳挂灯笼。从大年三十到初五以及正月十五都是彩灯高悬，有时风吹龙转也很可观，也是孩童们常来观看的新景点。那时堡中共有二十多户人家，其中只有四家树了灯笼杆子，即：东头子王恩玉家、老院子王恩泽家、刚家店刚维洲家和我们家。这四家高悬的彩灯在夜空特别醒目，在数里之外都能看到明亮之光，有这四盏彩灯的点缀，给节日夜景增添了辉煌的景象。 　　大年前后的概貌。根据父亲所讲的详情以及笔者幼小时的感受（在伙晚期1927年笔者三岁）粗略描述几句所知的年情——为了欢乐过大年，各家各户都忙年，年前抓紧备年货，年后清闲都想玩。宰年猪会年茶，家族四邻轮流餐，相互吃请年年办，这是堡中老习惯。做豆腐磨米面，母亲伯母不得闲，各样饽饽做许多，以备年后吃方便。糊灯笼打纸钱，擦供器贴对联，香纸蜡烛备齐全，只等三十过大年。除夕之夜不一般，人人穿上好衣衫，半夜子时是接神，各家鞭炮响连天，天增岁月人增寿，辞旧迎新又一年。长辈老人炕头坐，子孙后代来拜年，首先跪拜祖先堂，然后叩头尊长前，同辈互拜祝吉祥，全家老少皆心欢。初一早餐白面饺，晚餐多是精米饭，酸菜猪肉炖粉条，大饱口福真解搀，初一初二各家走，你来我往互拜年。正月里最清闲，男女老少都愿玩，纸牌象棋嘎拉哈，一群一伙玩的欢，有些男人推牌九，而是赌博动现钱，我们家人遵祖训，从来不沾赌场边。堡中来了秧歌队，人们争先跑去看，锣鼓喧天喇叭鸣，扭逗含情花枝展，所有坤角全是男，男扮女装很娇艳，演唱表情很开心，吸引观众都爱看。庄稼人为种田，一年劳累不得闲，唯有正月最轻松，所以农民都盼年。我家正月不空闲，老辈总是闲不惯，爷爷经常捻丝砣，奶奶无事就纺线。节后宾客比较多，老亲少友来拜年，隔山隔水几十里，亲友往来从未断。在伙后期人口多，子孙满堂绕膝前，欢声笑语似银铃，爷爷奶奶皆悦颜。在伙时期十五年，年年春节不一般，虽然家庭不算富，每年年货都丰满。父亲讲过许多事，可惜笔者忆不全，春节景象难述尽，只能粗浅写这点。 　　下面补充一点我们家的堂名。晚清和民国初期塔子岭的堡中共有二十多户人家，其中约有七八户有堂名，我们家也有堂名是“聚兴堂”。为什么要有堂名？是哪个年代起的堂名？笔者全然不知，无法说清，。只是在幼年时知道我家有堂名。那时自家的口袋上、斗上、灯笼上都写上自家的堂名，所以印象较深。我们家每年春节之前多是由父亲或三叔糊灯笼，必须糊四个有堂名的大灯笼，一个是挂在灯笼杆子的顶上，一个挂在院子中央，两个挂在大门两旁，灯光明亮，堂名醒目，在聚兴堂的光照下满堂子孙无不心欢。这个堂名一直用到1928年，因人命官司之后家庭破产，沿用几十年的堂名从此告终。 　　1930年搬进自建的房子之后，在1931年春节的前夕父亲在糊灯笼之前，向爷爷提出想要恢复堂名，并建议把原先的“聚兴堂”改为“兴盛堂”，想借堂名之意把贫穷的家庭再兴盛起来。当时爷爷之意不想恢复，他说有没有堂名都一样，贫富不在于堂名而是在人，尤其小门小户的穷家挂个堂名也不相称，以后别再用了吧……。但父亲的想法不同，他一直坚持应该恢复，爷爷为照顾其积极性便答应了改为兴盛堂的要求。这个新堂名只用了三年（1931至1933年），从1934年母亲去世后再也没用堂名。堡中有堂名的各户也因伪满时期的兵荒马乱而停了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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