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叔刚显芝1940年冬由海城来到鞍山昭和制钢所当上第四期的养成工训练生，到1941年秋十个月的训练结束，他和王彦斌（二姑夫的二弟）一同分配到铸造厂为铸造工人。于1942年3月从厂里要下房子，是昭和制钢所在吴家台建的家族宿舍，老叔立即回塔想接老婶来鞍，爷爷很高兴同意接去，同时又向老叔说：是否把你的小侄女也带去，给她老婶做个伴儿免得白天一个人在屋孤单，愿不愿带她去由你们两口子定吧，家里这边你们就不用惦记了……。老婶随即表态愿带侄女一起去，实际正合老婶之意而没敢先提，凤兰与老婶相处甚好，她也很愿跟去。父亲和老叔也都同意爷爷的安排，于是在3月11日星期三老叔老婶带十岁的凤兰由塔来鞍在吴家台安了新家，从这时起，一家六口分为城乡两地居住。 　　爷爷和父亲在乡的情况：老叔他们三人走后不久，爷爷向父亲说：今年种地就以你为主吧，我还得拎饭锅呀！爷爷所说的“还得拎饭锅”是第二次当厨做饭之意，第一次是1934年母亲去世之后至1936年去东丰之前，约一年半的时间都是他任厨办炊，所以这次还得在家做饭——拎饭锅。这年爷爷七十周岁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按说本应养老休闲安度晚年，可是在当时的家庭处境来说他很难安然休闲。爷爷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虽然年过七十仍不服老，他除了做饭、碾米、磨面和莳弄菜园等零活之外，在三大忙季常常协助父亲忙于农田。一年来爷俩个忙里忙外起早贪黑克服了许多困难，两个人都付出很多劳累。此外还应一提的是最大的不便是没有耕畜，三大忙季所需的畜力和车俩全得外借求援，然后由父亲出工逐个补还，父亲的劳动量极大，一年四季几乎没有空闲之日。所幸的是爷爷和父亲在堡中很有人缘，有好几家都主动打招呼，需用什么只要说一声就有求必应，特别是新王家、老靳家以及仓门沟的陈德常家，这几家无论在人力畜力和车辆等等方面都给我家很多的支援，所以春耕秋收都没误农时，这年的收成还算正常。 　　老叔老婶在鞍情况：他们三人来到鞍山郊区的吴家台安家立户住上新房，诸事安顺比较可心，但没有料到的怪事突然临门，即第三天的夜间发生了可怕的“闹鬼”事件。这一事件我在其中深知其情。我是这年（1942年）1月经老叔的努力也当上养成工第九期的训练生，住宿是在柳西屯的工人独身寮。老叔接老婶回鞍的第二天他到训练所告知，说老婶和凤兰已到，于是在本周六下班之后我来到吴家台的新家看望，家人见面非常高兴，一直谈唠到十点多才熄灯睡觉。当我们睡到半夜时，老婶突然哭泣，老叔急忙打开电灯询问，她只哭不语甚感异常，随后凤兰也同样哭泣起来，不到两分钟我和老叔也感到闹心胸闷，屋中四口人相继处于程度不同的昏迷状态。这时唯有老叔神智尚清，他勉强走出门外喊人呼救，左右邻居和前栋房的很快来了许多人，先后把我们都抬到门外，约半小时左右都渐渐清醒过来，全家才算万幸脱险。这时前栋后栋又来一些人，他们围聚一团议论纷纷，有人说这间房子很不太平，从前在这屋住的住户也是夜间出现过这样的事，有的人说是不是撞着了胡仙或黄仙？也有人说原来建房时有许多坟包被铲平是否与这有关？总之，这些人七嘴八舌胡乱猜测，他们越说我们就越害怕，老婶和凤兰更不敢进屋。这时前栋房的一位老者给我们出了主意，他说如果是妖魔鬼怪，很可能是由烟囱钻进而从灶门出来的，你们晚间停火后把灶门挂上斧子就能避邪。那时我们生长在封建迷信盛行的旧社会里，也非常相信有鬼神之说，于是就按他的指点每晚都把斧子挂在灶门口，而且把门窗关的很严，但尽管如此每到晚间全家还是提心吊胆仍很害怕。自从我家出现此事之后，各家各户都买了斧子也都挂在灶门口以防妖怪进屋。由于老婶和凤兰非常害怕不愿在此房居住，因此数日之后老叔在陶官屯租了一间民房，很快脱离了这个“闹鬼”的房子。搬到陶官屯之后我就回到柳西屯的独身寮。这一事件直到全国解放之后才解除迷津，我们家和从前那家都不是什么鬼神作怪，实际都是煤气中毒。由于当时不懂这方面的科学常识加上迷信程度太深，因而出现这一可怕而又非常可笑的虚惊。 　　回乡娶妻带她来鞍。3月下旬老叔接到爷爷的来信叫我月底回塔,定于4月1日(农历二月十六日)与石秀珍结婚,我提前两天到家,在爷爷和父亲的操办下按时办了婚事。这年她十七岁我十八岁，是在我三四岁时双方父母包办的娃娃亲。她家无房无地，每年只能靠其父石忠山及其大哥石兴文在鞍山附近的沙河镇磨洋工糊口度日，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因此她家主动提出早日完婚可减轻一些家庭负担。婚后的第四天，父亲借一辆牛车把我们俩口送到陶官屯，同老叔老婶合为一家，次日父亲带领凤兰返回塔子岭。 　　老叔由鞍来到立山。约在这年（1942年）五月上旬，老叔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了鞍山昭和制钢所来到立山满洲铸钢所（神户工场）的铸造厂芯子房。这时他每天从陶官屯走到立山往返五十多华里坚持一个多月，为了不误上班时间他起大早就走，曾有几次大雨淋身把衣服浇透从未误工，为了家庭付出许多辛苦。约在6月中旬左右从该厂要下房子，是东山舍宅的八栋八号，随即将家由陶官屯搬至立山新宅。这时我正在鞍钢养成工所的实习厂里实习，仍住柳西屯的独身寮。约在七月中旬经老叔托人把我也安排到该厂的铜炉车间为铸造工人，从此与老叔同在铸造厂一同上下班。 　　家聚立山又临困境。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伪满康德十年）的初春，老叔托该厂劳务系的汪永江先生把父亲也安排在芯子房同老叔一起做火车挂钩的芯子工作。这时该厂在东山舍宅的南片又建起数栋住宅，因我家人口增多而给调了新建的一套大房，是中间厨房两头住人的三大间比较宽敞。随后老叔给爷爷去了信很快爷爷带领孙女凤兰由塔子岭来到立山，全家七口人又归到一起，家人团聚非常高兴。这时父亲、老叔和我三人在该厂上班，每月共能收入七八十元的伪满币，七口之家的生活基本够用。可是时隔不久形势大变，这一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时期，也是伪满最紧张最困难的时期，大量物资运往前线，因此民需物资特别是粮棉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就连一直吃大米的日本鬼子也得吃高粱米了。伪满所实行的配给制是：城镇职工每月配给粮食30斤，家属27斤，在五月之前还能按数配给，从五月之后大量削减，无论职工和家属一律18斤，其余补给豆饼和橡子面。从此之后大地里的野菜全都挖光，榆树叶子也都撸光，人民生活和人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我们家和其他工人家庭一样，已到粮食危机无法度日的程度，每月所领的粮食去了给三个上班的带饭盒之外所剩无几苦了家属，这时爷爷、老婶和凤兰等四人每天只能喝两顿很稀的高粱米粥，由于她们食不饱腹饥饿难耐，因而全家心情都很紧张和恐慌，那时市面上没有卖粮的，因实行配给制之后私卖粮是违法的，因此拿多少钱也无法买到粮食。在粮食极缺的环境下，爷爷为了让儿媳和孙媳多吃一点不再忍饥挨饿，经过思考，唯一的办法是减少吃饭的人口，把七个人的定量给五个人吃，这样每人由原定量的18斤就可增至25斤，基本可以维持度日，为此，在八月上旬爷爷带领小孙女凤兰回到了家乡塔子岭。 　　坏人之谋唆使妻变。1943年9月19日星期日我与妻因一瓶雪花膏之事口角不休互不相让而厮打起来，她一气之下跑回了塔子岭，在她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没有返回，当我回到家乡之后方知其情，风言风雨众有所论。她的娘家原先住在苞米沟，后来搬到塔子岭的药草沟，租住王海春院内的东下屋，妻之所变就变在这个房东之手。 　　这位房东何许人也？他叫王海春，字景阳，堡中人给他送两个绰号：一是“坏水”，二是“笑面虎”，他是当地没人敢惹、没人搭理的小土豪。由于他的名声较臭无人给他家提媒，因而他的两个儿子都二十多岁没能成亲，可是这位笑面虎决不甘心叫儿子打光棍儿，于是产生邪恶之念，施展极不道德的卑鄙手段先后霸来两个女人，都作了他的两个儿媳。 　　一是把他们一家当族王海纯的二儿媳妇看成是可吞之果，不知他采取了什么阴谋手段，终于将该女弄到他家，变成他的长子之妻，给王海纯一家造成了严重的不幸。此事之后，在他们的家族中以及堡中的许多人对笑面虎的所作所为都极为愤慨。 　　二是趁我妻石秀珍由立山跑回娘家之机又动邪心，他利用我们夫妻打架的事由来挑拨离间加深矛盾，以达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用意。当我从立山回塔接她时，这位“坏水”表面装人暗中使坏，唆使其母女与我绝情。石家母女在“笑面虎”的控制之下不得不言听计从，因而她以在立山既挨饿又挨打为借口而不想再回我家。我答应了她们母女的要求，既然不想再回家那就一刀两断并不可惜。随后于十一月初按当时习惯手续我写了休书，一年半的夫妻从此告终。离异不久，她就变成“笑面虎”的次子之妻。 　　东北解放之后，家乡土改时群众大会批斗了这个恶霸，土改工作队把它定为坏分子，县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当地群众大快人心，给他判刑是他罪有应得。 　　1950年抗美援朝之前我在丹东会见了老叔，他讲了土改时的批斗详情，我听后实感解恨万分高兴。我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我和王海纯以及全国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深仇大恨就很难得报。我对党的感激难以言表，为报党恩、誓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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