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伯父刚显功分出单过。伯父为什么要分出？据父亲说，主要是因三叔婚后夫妻不和而引起的全家不悦，特别是伯父伯母都对三叔不满而产生了矛盾。其具体细情是： 　　三婶自从1927年春进门之后一直没得到三叔的好脸，甚至多次挨骂。每当三婶受到委屈就跑到伯母住的西下屋流泪。因伯母和三婶是两姨姐妹另有一层偏亲，伯母除了安慰她之外，还数次规劝过三叔，最后一次规劝时三叔很不耐烦，由于话不投机两人口角起来，从此之后互不理睬互增恨意。 　　伯母与三叔的矛盾。他们兄弟两人的矛盾主要是在劳动生产方面。三叔自从娶来很不如意的丑妻之后，他的情绪极为低落，往日的笑容和爽朗的语言一概皆无，生产劳动的劲头也不如从前。这年夏锄时，爷爷外出做纸活，父亲一直在蚕场，伯父和三叔在坟前锄地，在锄地过程中三叔很不认真，他铲地的速度很快，但铲的质量太次，伯父说他几句他也不服，因此两人吵了起来，这是多年从所未有的现象。还有一次是这年冬季，伯父、父亲和三叔他们三人在坟后砍柴时不知是因何事伯父与三叔又争吵起来，经父亲相劝才勉强休止。经这两次吵架之后他们两人很少语言，兄弟感情互有疏远。 　　除此之外，三叔对爷爷也有怨气。三叔的婚事是他童年时经爷爷和媒人董俊英（伯父的二舅）一同去吉洞峪老田家订的娃娃亲。三叔婚后嫌妻太丑很不称心，本来心情不乐而又遭到爷爷的严厉训斥，因此他对爷爷深含怨气很不舒畅。爷爷对三叔婚后的表现以及他与兄嫂吵架等事也非常生气很不舒心，所以父子两人的感情均有挫伤。这时的家庭，和睦温度明显下降，家庭景象远远不如从前。 　　在伯父向爷爷提出分家之事的当晚，爷爷把家人召到一起讲了分家的事，他鉴于当时的家情同意分家。爷爷说：树大必分枝，儿女大了迟早也得分开，这是事理常情不是什么过错，你们谁想分出都行，我同意显业、显裕你们也一同分出吧，免得以后再次分家……。但父亲和三叔都无分家之意，一再表示不想分出，只有伯父想分出单过，此后时隔不久请来几位族人共议，伯父正式分出。 　　伯父分出后，他们的六口人租住东院刚显君的西屋。所分的耕地是上坎沟自家坟后的山坡地四亩，坟后的山林一段，耕牛一头，以及按人口平均的口粮等等。两年之后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他在所分的耕地中间建起三间草房，当年搬进了新房。 　　从民国二年（1913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伯父分出，在伙时期到此为界。十五年的在伙时期是家景一直很好的旺盛时期，是爷爷当家四十多年中的最佳时段。 　　二、 人命官司 　　三叔刚显裕与三婶田氏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结婚，婚后一直不和，主要原因是三叔嫌三婶个头太矮容貌不佳，因而对她没有好感视她而烦。但三婶对三叔是毕恭毕敬、小心翼翼从来不敢顶嘴，尽管如此，三叔仍无爱意，仍想休妻。虽然爷爷多次训教，兄嫂们也一再劝说均都无效，终于1928年把三婶休回娘家。 　　休妻之后大祸临门。三婶被休回娘家之后隔了数日，她的父亲（外号田老鸹）来到我家，因带气而来加上饮酒过量在当日就气绝身亡，没有料到的大祸突然降临。人命关天非同小可，出事之后如何处理，这是摆在全家面前必须慎重对待的大事。经爷爷冷静思考之后，除了令三叔向屯长报告之外，又立即指派刚显功和东院的刚显君速去吉洞峪给田家送信，并按爷爷的吩咐到田家说明情况后，同田家人一起去县报案，如何处理由法院判定。田家委派的人是三婶的叔叔，他们三人连夜赶路到县，辽阳县法院很快派出了法医等数人，同前来报案的三人坐马车加速来到塔子岭。经法医法警们的验尸检查和取证，随后将爷爷和三叔带回县里候审。经法官过堂审讯后当时就结了案子，法官没有给我们定罪，只是责成我们妥善处理丧事（怎样要求细情不清），爷爷和三叔以及田家代表等人连夜赶回，按法院的裁决着手处理。 　　紧急借款写了文书。处理丧事需要很大的一笔开支，当时家中无钱只能靠外借，于是急忙托人从王家贵借了现大洋五百元，把全套的宅院加上门前的二亩园田作为抵押，同时写了文书契约以此为凭。王家贵（字丹五）是本屯较富的农户，也是屯中的头面人物之一，他借给我们钱是帮了大忙，但是此人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想趁此机会多捞一把。他的利息很高，超过了当时的习惯利息以上，我们也知道他是趁机卡油，但是在当时处于非常急需的情况下为解决燃眉之急也只好借之。借来钱之后，经父亲的努力在屯中买到了现成的料板，请来两名木匠昼夜不停做成了棺材，按死者家属的要求，爷爷连夜给画了材头，尸体入棺后，爷爷还指派了三叔刚显裕、伯父刚显功，刚显君等数人跟车送灵，一直送到吉洞峪田家的祖坟。在全家人以及屯中许多人的帮忙，经几天的劳累终于将死者的后事处理完毕。爷爷对人无比宽厚，除了按法院所规定的项目全部完成之外，他还主动给了田老太太一些现大洋（钱数不详）以表对田家母女关照之意。死者的家属及其亲友们均认为我们处理的都很周到，合乎法院的诸项规定，无话可说告别而去。事后屯中人对我们所处理的此事也均有好评。 　　为忙此事母亲累病。据父亲说，出事的第二天，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坐两辆大车来了十多个人，爷爷和父亲母亲忙里忙外，对来者的食宿以及人吃马喂等项急忙做了安排和认真款待。来的这些家属中有被休回娘家的三婶和她的母亲田老太太等人，她们进到屋里就扑到亭尸的木拍前放声大哭撕心挠肺哭丧不止，特别是田老太太边哭边说老头死的冤枉，并说她要跟老头一块去，也要死在我们家。三婶更是悲伤把嗓子哭哑，她说她也不想活了也要死在我家。在这种情况下，为不再出现意外事故，当日爷爷做了周密安排，指定由母亲和伯母昼夜陪护和安慰田家母女，不许出事。由于连续几天不得睡眠加上做饭等事劳累过度，因而母亲昏到在地病了数日，幸好有大姑和二姑的接替而应付陪护没有出事。经过五六天的忙碌操劳，终于将此事处理完毕，全家人都累的疲惫不堪面无乐容。爷爷除了明显消瘦之外，在心情上一直闷闷不乐，他对这场不幸事件和遭受的巨大损失而长叹不已。事后经过算帐，借的钱基本花光所剩无几，爷爷向全家说，到明年冬，连本加利就是六百来元，家无来钱之道这笔大债如何偿还？看来只能把祖先给留下的房宅抵债吧，否则是别无他路的，今后的日子不好过呀……。几天来，三叔沉闷不语自感有愧，时隔不久他毅然走出家门离乡在外。 　　商谈还债以理相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之间就到一年。1929年冬的某日，债主王家贵登门询问债事，爷爷说：家贵你来的正好，不然近几天也想前去与你商量此事，按借钱的期限已临近，我家是罗锅上山前（钱）太紧呐，只能以房抵债吧。经我们初步估算，整个宅院足可抵上所借之债（包括利息），在园田的南面做房场争取尽快建房及早把宅院交给你们，不知家贵意下如何？债主一听就摇头不满，他强调说：“若是以宅抵债就按契约办事不能割去二亩园田，否则你们就还现款。”爷爷说：“借钱的当时是以房宅和二亩园田作为抵押这是事实，但当时只是大估景的抵押，到还债时就不应大估景的抵债。我的想法应请几位公正的人进行评估，经他们估算后如果宅院不足抵债，其缺额我给补上，如超过债数你们给退，绝不应笼统抵债。”债主仍很固执，既不同意找人评估，又不肯割去二亩园田。以后又经多次商谈均无成效，最后一次商谈两人争论非常激烈，越说越僵已到互不冷静的程度。最后爷爷很严肃的说：“你既不同意找人评估，又死死咬定契约不放，这是蛮横无理的做法，既然你不讲理，咱们只好找个讲理的地方，让法院给评理吧！” 　　爷爷对债主的蛮横态度非常气愤，决心已定非得去县解决不可。于是第二天爷爷背上钱褡子去辽阳法院。债主的父亲王恩席（外号大金鼻子）听说爷爷去县他有些慌神，他自知理亏不敢去县，他也深知柱老爷子不是软弱可欺之人，况且在打官司方面有过经验，因此急忙派人骑马追赶，在半路上把爷爷劝回，债主才答应找人评估。经过评估又对双方进行调解，最后以折中的办法达成了协议，即：二亩园田各有一亩，南半截给我们，北半截给债主，另外要求我们尽快建房，容期缓限交老房。爷爷的勇为很有成效，全家人皆大欢喜。事后堡中有许多人都很钦佩爷爷，比如王恩起、王恩庆、刚维方等人都说：柱老头真行，终于争来一亩园田，这若是换个老实巴交的人是争不来的……。 　　总之，一场人命官司造成家庭严重破产、元气大伤，从此是家庭贫困的转折点。 　　晴天霹雳祸临门休妻不当是祸根， 　　祖居宅院抵巨债倾家荡产立时贫。 　　三、急建新房。 　　为兑现双方达成的协定，必须在端午节之前建成新房，于是在1930年的初春在园田的南头开始动工。这时的家庭人口是五口人：爷爷、父亲、母亲、老叔和我。（约在1928、1929年大姑、二姑已先后出嫁）家中的主要劳力是爷爷和父亲，建房和种田完全出自爷俩的勤奋之手。 　　种田建房昼夜繁忙。当时家中很穷困难很多，尽管如此也得建房，爷爷下定了决心，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一定要尽快把房子建成，实现诺言决不失信。于是爷爷和父亲在初春开化之后就开始平房场打地基，拟在春耕之前把料备齐。房木是从上坎沟自家山林中砍伐的，然后全家老少一根一根地抬回家来。建房所需的石头大约三千块左右都是父亲从大河套和北大砬子捡挖出来，然后用挑筐担回家的。大量的黄土也是他从半里之外的黄土坑子担回来的。爷爷和父亲既要忙于建房又得抓紧春耕不误农时，因此，爷两个鸡鸣即起半夜收工，一连数月不得休闲，两人都付出了极大的辛苦。约在农历四月底将房建成，全家搬进了一丈二尺宽的三间草房，将祖居数十年的宅院交给了债主，从此还完了这笔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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