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致远，淡泊明志 　　——记南通市前文联主席何晴波先生 　　 十二年前，有一位老人在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后，静静地睡了。笔者再次来到他身前的住所，弥漫在屋子里的除了淡淡的檀香味，还有淡淡的墨香味。前来哀悼的人们神情隐忍，他们都记得这个曾在南通文坛和政坛上占有一席地位的文学家、革命家——何晴波老先生。斯人已去，屋子里由何晴波先生生前创作的的书法作品“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却依旧醒目。 　　 　　诗人本身就是一首诗 　　 诗人本身就是一首诗。何晴波先生的第一首诗，发表在1930年上海的一家文艺杂志上。那时，他还是一名17岁的中学生，然而青春的眼神里却已经有了理想的光芒。 　　 1931年在栟茶成立的琴波诗社，晴波先生当选为社长。 　　 1931年后，苏北如皋建立进步的文艺团体“春泥社”，他是最早的社员之一。在《春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的诗作，如《教师的苦梦》、《挑水夫》《饥饿的一群》《饥饿线织成的圆子》等，他用诗歌来呐喊，反映劳苦大众的疾苦，唤醒民众抗日救亡的觉悟。那时他在上海《新诗》诗刊、《新时代文艺》月刊、《文艺之友》、《诗屋》等刊物上经常发表诗作；浙江的《创作与评论》，福州的《民报》南风副刊上也刊出过他的作品。 　　 30年代后期，诗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与地下党负责同志经常联系，编著出版了《抗日语文补充读物》散文集。1939年编辑《滨海报》在栟茶发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40年代初期，他在《抗日敌报》、《苏中日报》、《江海导报》等报纸上发表许多或歌颂人民，或暴露敌人的诗作。这些诗作充满了革命热情。 　　 然而后来，何晴波先生长期从事新闻、教育和文化工作，由于工作繁忙，50年来的诗作总量不算太多。晴波先生的大量诗作诞生于离休以后，写于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此时的他远离繁忙的公务，可以潜心创作。他把深沉的思索、炙热的情感，汇聚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见著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诗刊》、《雨花》等报刊杂志；诗集《大江边的歌》、《小雨集》也应运而生。 　　 晴波先生做学问与干事业有着同样的热情和执著：他吸取诗的民族传统，从传统精脉中发现和汲取诗的永恒活力。研读《诗经》、《离骚》、唐诗宋辞等历代经典诗作，是他身前最大的喜好，同时又兼蓄外国诗的技巧，但丁、普希金、雪莱、惠特曼等欧美著名诗人的作品都是其学习研究的对象。他如饥似渴、如痴如醉，80多岁高龄时，仍然勤奋读书、笔耕不辍。 　　 他的子女们回忆说：“时常看到父亲为了一个字、一个词而反复斟酌、认真推敲，达到茶不思、饭不香的地步；有时半夜醒来爬起来写作，他说灵感来了！”更让他们不能忘怀的是，晴波同志在去世前的一个月，曾经昏迷过两天两夜，各种医疗手段都无济于事，眼看着父亲就要离他们而去时，家人提议，给晴波同志吟诵唐诗。在一遍遍、一声声的吟诵中，晴波同志果真神奇般地苏醒过来了！醒来后他交待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把我这个月的工资捐给抗洪一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样的品格，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是在难能可贵！也只有一个真正的老党员才能有这样的高尚境界！他的小女儿说道：“难道父亲在昏迷的40多个小时里，他去了抗洪救灾第一线？还是在酝酿他的诗作，为抗洪英雄而讴歌？ 这就是父亲留在我们儿女脑海中最后的、也是永远的、挥之不去的印记！” 　　 火在燃烧着沸腾了的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西北风夹着雪花， 17岁的何晴波穿着单薄的长裳，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走着，他用自己节省的生活费，买了几盒美丽牌香烟，拎了两篓桔子，徒步几十里去探望一位被捕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心被革命的热情点燃了，奠定了之后的追求。 　　 何晴波先生没能够读大学，但他曾经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面对穷苦百姓的贫病交加，他选择了医科大学。就在他即将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晴波先生毅然放弃读大学的机会，踏上了抗日的征途，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他把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 　　 1940年，新四军东进，何晴波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边继续从事党的新闻、教育和文化工作，一边继续以笔作武器，发表革命的、战斗的诗文，或歌颂人民，或暴露敌人。他担任苏中军区教育界抗日协会总会和苏中抗救总会副理事长、泰东县教抗会主任、苏中四分区文教研究会会长以及民报社（县委党报）社长、县土改复查工作队队长等，把自己全部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去。他编辑出版的《抗日战争语文补充读本》、《被压迫者踏上征途》、《孩子》等书籍，是当时坚持敌后办学的优秀教材，曾经指引和鼓舞了许多青年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后，晴波先生接受党的指示和安排，坚持敌后办教育。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苦，他始终坚定不移地领导和团结全校师生，同舟共济、艰苦奋斗，硬是把党的教育阵地牢牢地坚守住。作为校长，晴波同志既要抓教学，又要搞对敌斗争。敌人扫荡时，他带领师生进行反扫荡，一天行军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一面“跑反”，一面上课。“敌人来了我就跑，敌人走了我就学”。有时在牛棚里、海滩上、树阴下，坐在背包上露天上课；有时一个班级五六十人挤在一间没有窗户没有门的小破屋里学习。晚上自修，在煤油灯下，学生们挤在一起看书，没有油点灯时，师生们就借着月光学习。晴波同志所领导和坚持的敌后办学，为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受到当时党中央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的广播表扬。 　　 他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革命者。十年浩劫，文化系统是重灾区，他重新工作后，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左的干扰仍然厉害，不少人心有余悸。何晴波先生力排干扰，首先统一局党组成员的认识，然后研究落实具体工作方案。文化系统有不少下放干部，到家里来找他反映情况的特别多。据他的长子何也实回忆：“常常是父亲人还没有下班到家，家里已经坐着好几个人。父亲那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他顾不上喝口水，就耐心地接待来访的同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 　　 为安排好下放干部的工作，何晴波同志上上下下做了许多工作。一位在话剧事业上很有成就的演员，在落实政策后，为了表示感谢之情，拎了两只老母鸡悄悄地放在他家厨房里。晴波先生知道了，立即让家人想办法把东西送回去，并告诉这位艺术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应尽的责任，客气就见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坛活跃了。此时，何晴波已步入了老年。他珍惜有生之年，投入全部心血和热情为党工作。他与文艺界的朋友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不管是年纪老的，还是年纪轻的，成名的还是尚未出名的，市区的还是县区的，熟悉的还是未成谋过面的，他都给予极大的关心和爱护。 　　 圣洁总会遭遇卑劣，却永远不会低头　　曾经有人问过何晴波先生：当年放弃读大学参加革命，吃了那么多的苦不说，还累遭政治运动的冲击，对当年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过？ 　　 晴波先生只是淡淡地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在他的《随笔》中，我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对人生观的诠释：“我说，生命的痛苦不是踏上坎坷，而是错了方向，错了路。对于天下醒悟者来说，无路也是路一条。因为生命的喜悦是一往无前。”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境界，他才能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直面坎坷，义无反顾。 　　 笔者作为他的外孙女，在幼年的时候记得外公曾谈起过他过去遭遇的种种。只是当时过于年幼，已记不清晰。通过我的母亲，他的小女儿解释，我才在如今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当年，由于受康生“抢救失足者”左倾路线的影响和迫害，集中在苏中党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几乎人人成了被怀疑对象，不是国民党员就是三青团员或者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学习班上大搞刑讯逼供、进行人身攻击。一些人受不了严刑拷打和人身折磨，有的屈打成招，有的悬梁自尽，有的投河自杀……我的外公也深陷囹圄，在劫难逃。他们搞逼供信、车轮战，连续几个昼夜不让外公合眼，逼迫外公承认自己是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他却宁死不屈服。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的外公是非常伤心的，因为面对的不是敌人的枪林弹雨，不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而是来自错误路线的迫害，来自自己人的诬陷和凌辱。他也曾想到过以死来抗争，一死了之。苏中党校校园里有一条河，外公曾几次在河边徘徊，面对滔滔的河水，他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回想起参加革命以来受党教育、为党工作的经历；回想起自己和同志们为追求理想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的情景；他仿佛又听到了党中央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看到了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想到了支持自己参加革命的妻子和父老乡亲的期盼……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占了主导，他相信党终究会实事求是的。于是，他经受住了考验，挺过来了。事实正如外公所坚信的，不久党组织就对在苏中党校整风中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 　　 再比如1958年，外公从省里受排挤到南通。那是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上级党委来人考察某个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外公在民主生活会上讲了几句真话，就被穿上了水晶小鞋。那位外公17岁时就崇拜的领导干部不无惋惜地对父亲说：谁教你提某某某的意见啦，影响你的前途了。外公没有作任何回答。因为他光明磊落，他心底无私！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外公无怨无悔，置个人名利地位而度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党工作。他坚信，有些事，有些做法，不是整个党的过错，而是个别人的所为。他鄙视小人，对小人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在他的一首题为《虚伪和痛苦》的诗中这样写道：“有的人怕当老实人吃亏，/于是，学会虚伪的笑容取巧投机；/我说：这样笑着比哭还要痛苦十倍，/因为，他欺骗了同志，也欺骗了自己！”还有一首诗《小鞋》,父亲这样写道：这是一种特殊武器，/有人却对他偏爱，/叫有的人大脚穿小鞋，无法走得快。/这是谁家发明，/我说，来自远古年代。/为了迈步追时代，/快把它深深葬埋。 　　 到了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公更加是遭受到非人的折磨。“揭发”他是被省里罢官的漏网大右派，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成员之一，是假党员等等，莫须有的罪名罗列了一大堆。妈妈告诉我，外公被关牛棚两年多，三天两头挨批斗，皮肉之苦更是家常便饭，挂几十斤重的黑牌，戴铁皮做的高帽，剃阴阳头，跪碎砖头，吞毛毛虫，耳朵被打聋个把月，化脓感染得不到任何治疗，眼睛被打的红肿出血视物模糊十来天……好多常人想像不到和根本无法忍受的折磨，我的外公硬是挺过来了，熬过来了！我的外婆看着外公遭受如此折磨，也都悲伤和绝望透了。但外公却依然坚定，他对外婆说：“荃啊，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事实会说明一切的，不要怕！” 　　 圣洁总是遭遇卑劣，而卑劣却总是振振有词，千古截然。然而晴波先生那种永恒的豁达和乐观，让我为之动容、感到敬佩！ 　　 　　 　　 再次前往晴波先生生前住的屋子里看，最多的除了房子里的书籍以外就是挂在墙壁上的字画了。这其中不乏他自身的书法作品。我仔细地看着那些字，飘逸里却带着份刚劲，有一份淡泊也有一份坚定。我对最后落款的“晴波”二字的印象异常清晰。 　　 最后一笔，有力、延长，仿佛是可以延续的线—— 　　 看似无意却有情，为一位老干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八十多年的不平凡的生命画上了永不休止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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