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何晴波 　　平心 　　　　 　　　　十年前，我的父亲何晴波在走完他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父亲，在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记得小时候，父亲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西北风夹着雪花，一个17岁的中学生穿着单薄的长裳，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走着，他用自己节省的生活费，买了几听美丽牌香烟，拎了两篓桔子，徒步几十里去探望一位被捕的共产党人……。 　　 后来，直到文化大革命，随着一些事情的公开化，我才知道，那位17岁的中学生，就是我的爸爸。父亲没能够读大学，但他曾经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面对穷苦百姓的贫病交加，父亲选择了医科大学。就在父亲即将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父亲毅然放弃读大学的机会，踏上了抗日的征途，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他把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 　　 他是苏北地区最早的进步文艺组织“春泥社”的社员。在《春泥》副刊上父亲发表了不少进步诗作，如《教师的苦梦》、《挑水夫》、《饥饿的一群》、《我不像》等等，他用诗歌来呐喊，反映劳苦大众的疾苦，唤醒民众抗日救亡的觉悟。 　　 1940年，新四军东进，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边继续从事党的新闻、教育和文化工作，一边继续以笔作武器，发表革命的、战斗的诗文。他担任苏中军区教育界抗日协会总会和苏中抗救总会副理事长、泰东县教抗会主任、苏中四分区文教研究会会长以及民报社（县委党报）社长、县土改复查工作队队长等，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去。他编辑出版的《抗日战争语文补充读本》、《被压迫者踏上征途》、《孩子》等书籍，是当时坚持敌后办学的优秀教材。父亲接受党的指示和安排，坚持敌后办教育。父亲所领导和坚持的敌后办学，为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受到当时党中央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的广播表扬。 　　　　父亲有着一个革命者的乐观和豁达。我理解这种乐观和豁达，源于他坚定的理想和不变的信念。曾经有人问过父亲，当年放弃读大学参加革命，吃了那么多的苦不说，还累遭政治运动的冲击，对当年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过？父亲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说，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做到相信人民群众、相信共产党。因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在父亲的《随笔》中，我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对人生观的诠释：“我说，生命的痛苦不是踏上坎坷，而是错了方向，错了路。对于天下醒悟者来说，无路也是路一条。因为生命的喜悦是一往无前。”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境界，父亲才能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直面坎坷，义无反顾。 　　 记得父亲曾谈起过1943年在苏中党校整风学习的事。由于受康生“抢救失足者”左倾路线的影响和迫害，集中在苏中党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几乎人人成了被怀疑对象，不是国民党员就是三青团员或者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学习班上大搞刑讯逼供、进行人身攻击。一些人受不了严刑拷打和人身折磨，有的屈打成招，有的悬梁自尽，有的投河自杀……。我的父亲也深陷囹圄，在“劫”难逃。他们搞逼供信、车轮战，连续几个昼夜不让父亲合眼，逼迫父亲承认自己是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父亲宁死不屈服。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的爸爸是非常伤心的，因为面对的不是敌人的枪林弹雨，不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而是来自错误路线的迫害，来自自己人的诬陷和凌辱。他也曾想到过以死来抗争，一死了之。苏中党校校园里有一条河，父亲曾几次在河边徘徊，面对滔滔的河水，他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回想起参加革命以来受党教育、为党工作的经历；回想起自己和同志们为追求理想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的情景；他仿佛又听到了党中央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看到了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想到了支持自己参加革命的妻子和父老乡亲的期盼……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占了主导，他相信党终究会实事求是的。于是，他经受住了考验，挺过来了。事实正如父亲所坚信的，不久党组织就对在苏中党校整风中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再比如1958年，父亲从省里受排挤到南通。那是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上级党委来人考察某个领导干部，征求意见。父亲在民主生活会上讲了几句真话，就被穿上了水晶小鞋。那位父亲17岁时就崇拜的领导干部不无惋惜地对父亲说：谁教你提某某某的意见啦，影响你的前途了。父亲没有作任何回答。因为他光明磊落，他心底无私！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父亲无怨无悔，置个人名利地位而度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党工作。他坚信，有些事，有些做法，不是整个党的过错，而是个别人的所为。他鄙视小人，对小人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 　　 父亲在他的一首题为《虚伪和痛苦》的诗中这样写道：“有的人怕当老实人吃亏，/于是，学会虚伪的笑容取巧投机；/我说：这样笑着比哭还要痛苦十倍，/因为，他欺骗了同志，也欺骗了自己！”还有一首诗《小鞋》，父亲这样写道：这是一种特殊武器，/有人却对他偏爱，/叫有的人大脚穿小鞋，无法走得快。/这是谁家发明，/我说，来自远古年代。/为了迈步追时代，/快把它深深葬埋。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父亲遭受到非人的折磨。“揭发”他是被省里罢官的漏网大右派，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成员之一，是假党员等等，莫须有的罪名罗列了一大堆。被关牛棚两年多，三天两头挨批斗，皮肉之苦更是家常便饭，挂几十斤重的黑牌，戴铁皮做的高帽，剃阴阳头，跪碎砖头，吞毛毛虫，耳朵被打聋个把月，化脓感染得不到任何治疗，眼睛被打的红肿出血视物模糊十来天……好多常人想像不到和根本无法忍受的折磨，我的父亲硬是挺过来了，熬过来了！我那时是个初中学生，无法理解眼前的政治运动，情绪非常低落。家人看着父亲遭受如此折磨，也都悲伤和绝望透了。但父亲却依然坚定，他相信群众、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真正的坏人。正是凭着这样执著的信念和对党深厚的感情，父亲熬过了最残酷的一千多个黑白颠倒的日日夜夜，也为我们树立了不倒的信念。 　　　　从解放战争时期筹组苏中文联兼任文联主席开始，父亲就与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革命者。他热爱党的工作，为了党的事业，他可以忘我工作。十年浩劫，文化系统是重灾区，父亲重新工作后，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左的干扰仍然厉害，不少人心有余悸。父亲力排干扰。首先统一局党组成员的认识，然后研究落实具体工作方案。文化系统有不少下放干部，到家里来找父亲反映情况的特别多。常常是父亲人还没有下班到家，家里已经坐着好几个人。父亲那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他顾不上喝口水，就耐心地接待来访的同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为安排好下放干部的工作，父亲上上下下做了许多工作。一位在话剧事业上很有成就的演员，在落实政策后，为了表示感谢之情，拎了两只老母鸡悄悄地放在我家厨房里，父亲知道了，立即让家人想办法把东西送回去，并告诉这位艺术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应尽的责任，客气就见外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坛活跃了。此时，父亲已步入了老年。他珍惜有生之年，投入全部心血和热情为党工作。 　　 他与文艺界的朋友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不管是年纪老的，还是年纪轻的，成名的还是尚未出名的，市区的还是县区的，熟悉的还是未成谋过面的，父亲都给予极大的关心和爱护。在給父亲整理遗物时，发现有很多书信往来。其中有不少是一些刚刚步入文坛的青年作者，未曾与父亲有过交往，只是慕名写信想得到父亲的指点。父亲居然非常认真地給他们一一回信，并由此建立了通信关系。父亲80岁时，视力不行了。他就借用放大镜看信件、写回信，有时就让我代笔，他口述。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件事，通中有一位教语文的退休老教师，酷爱古典诗词，经常写了古诗词来与父亲交谈、切磋。可惜老先生耳朵不行，听力很差，父亲与他交谈非常费劲。父亲讲得再高，老先生听起来仍很吃力。父亲就与他进行笔谈，每次谈话能写几十页纸。几年以后，父亲的听力也不行了，两个人就都用笔写，成了名副其实的“笔友”。 　　　　父亲一生钟爱诗歌创作，素有“诗人”之称。由于工作的繁忙，前五十多年间创作的诗歌总量不是很多，大量诗作诞生于父亲离休以后，写于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此时的父亲远离繁忙的公务，可以潜心创作。他把深沉的思索、炙热的情感，汇聚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见著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诗刊》、《雨花》等报刊杂志；诗集《大江边的歌》、《小雨集》也应运而生。父亲做学问与干事业有着同样的热情和执著。他吸取诗的民族传统，从传统精脉中发现和汲取诗的永恒活力，研读《诗经》、《离骚》、唐诗宋辞等历代经典诗作，是父亲身前最大的喜好，同时又兼蓄外国诗的技巧，但丁、普希金、雪莱、惠特曼等欧美著名诗人的作品都是父亲学习研究的对象。他如饥似渴、如痴如醉，80多岁高龄时，仍然勤奋读书、笔耕不辍。我们时常看到父亲为了一个字、一个词而反复斟酌、认真推敲，达到茶不思、饭不香的地步；有时半夜醒来爬起来写作，他说灵感来了！更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是，父亲在去世前的一个月，曾经昏迷过两天两夜，各种医疗手段都无济于事，眼看着父亲就要离我们而去。此时，家人提议，给父亲吟诵唐诗。在一遍遍、一声声的吟诵中，父亲果真神奇般地苏醒过来了！醒来后他交待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把我这个月的工资捐给抗洪一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难道父亲在昏迷的40多个小时里，他去了抗洪救灾第一线？还是在酝酿他的诗作，为抗洪英雄而讴歌？ 这就是父亲留在我们儿女心中最后的、挥之不去的印记。 　　　　　　 　　　　 　　　　 　　　　 　　　　　 　　　　 　　　　 2008年10月14日《江海晚报》

浏览：65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6/3/12 11:2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