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她为自己竖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如果要为1950年代以来的思想勇士建立一个蜡像馆，我首先想到有四个人应当竖立其间，他们是：顾准、张志新、巴金、韦君宜。 　　最近，韦君宜同志去世了，我要谈谈她。她是个勇士。 　　我不认识韦君宜。我生于1942年，比她老人家小一辈。但是，《思痛录》和《回应韦君宜》竟是这样使我震撼，书中作者的每一个感触，每一点心灵的颤动，我都感同身受。 　　为什么？ 　　由于同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世纪中曾反复出现，特别是这类事情在1960年代以社会规模重演，尽管具体话语不同。那时我们都被卷入其中，而且，都被迫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于是，一个数以亿计的巨大群体具有了和韦妈妈类似的体验。所以，读这两本书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一切太熟悉了——一样的高压，同样的逻辑，类似的细节，我们怎能不感同身受？ 　　由于这种体验是带有污秽的，是不愉快的，事后，多数人的做法是把它掩埋起来。现在，韦妈妈的书打破了这种虚假的平静。她要对历史负责，要对民族负责。在人们沉默的地方，她要打破沉默。她是多么勇敢：她在咀嚼痛苦，而那是很多人都不愿记起、不愿咀嚼的；她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而在政治高压下，只要不是捏造，不是故意把人妖魔化，不是主动跳出来咬人，用底线伦理来衡量，一些行为是应当被宽恕的。但是，韦妈妈不是用底线伦理来要求自己，而是用圣贤的尺度衡量自己，所以她忏悔。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在《思痛录》里，她说得很清楚，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再重演这种悲剧，是为了唤起良知：“历史是不能忘却的。------我只是说事实，------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她认为，“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 　　因此，读这两本书的第二个感受是，韦妈妈太伟大了。 　　她是个大写的人。 　　仅仅因了这一点，她就已经为自己竖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了。 　　 　　二．爱是她人格的底色 　　 　　爱是韦妈妈人格的底色。这是理解她思想情感的钥匙。从她对自己为什么参加革命的自述，从她对埋骨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的记述，从她对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老同学的描述，从她对自己亲人的关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读这两本书，感到扑面而来的都是这种挚爱。中国传统的仁爱，西方的博爱，在她身上都可以找得到。她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美德，而且，这些在她那里是融为一体的。她具有一种博大的爱。 　　这是一种深刻的爱。 　　可是，她遭遇到恨，特别是文革时那种普遍的、疯狂的恨。那时，有那么多的人被说成是敌人，不少地方甚至是人们轮番被整了一遍，也即轮番被妖魔化，被当做贱民。于是，人性中“恨”这种东西被充分地开掘了，膨胀了。大字报，名字上划×，发达的侮辱、谩骂语言，虐待，酷刑，都是恨的形式；接着，这种形式又都再生产了恨。运动中，“恨”就是这样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一个满怀着爱的灵魂怎么能应对这种恨？韦妈妈真是无所措手足。这甚至使她的精神一度发生了问题。她所体验的，套用一句话，是“一个在天堂之外迷路的天使”的惊恐和惶惑。 　　她过去建构的对世界秩序的认识遇到了挑战，而这种认识曾溢满了她的爱。 　　于是，她经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因为，追求秩序原是人类的本性。人不能忍受一个无序的认识世界。当祥林嫂最后知道自己所想象的死后世界并不存在时，她的认识世界一片混乱。于是，一个“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灵魂”的问题把她折磨得痛苦不堪。当韦妈妈的认识世界发生混乱时，为了重建自己的认识世界，她经受了哈姆雷特式的痛苦。因为她爱得太深，所以这痛苦也格外深刻。 　　爱是韦妈妈人格的基本色调。而只要多少有一点现实感的人都会理解，今天，我们是多么地需要倡扬这种色调。其道理很简单：一个富有仇恨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而我们过去曾经生产出那么多的仇恨。 　　 　　三．信任是革命队伍的通货 　　 　　韦妈妈写杨述同志的一篇最为动人心魄：一个那么忠诚于党的人却偏偏不被信赖！书中写道，杨述“只为了要向党证明自己的纯洁，自己的忠心。为了希望党承认他这一点，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 　　忠诚是最为革命者所看重的了。因为，革命队伍是靠信念凝聚起来的，没有了对它的忠诚，就像贾宝玉没有了玉，队伍就不成其为队伍。而围绕着忠诚，历次政治运动发生了多少悲剧！忠诚的反面是背叛，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死穴”。只要有了背叛的罪名，就丧失了在革命队伍中的信任，灾难就会降临。这例子太多了。 　　那么，在什么地方会发生这种悲剧呢？在你自己很忠诚，但却得不到承认，因而失去信任的时候。杨述同志的悲剧就在于此。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说：“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我想，革命队伍里的基本通货就是信任了。大家以忠诚取得彼此的信任，生死与共。而没有了信任，你就会被贬为“贱民”，或者干脆被逐出革命队伍。这一切很可能会导致你肉体上的消亡。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放逐。它使人想起部落社会中最严厉的惩罚——逐出部落：被逐者将必死无疑。 　　信任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涉及三个环节：一个人的忠诚——他人对这种忠诚的认证——信任形成。这里，最为关键的是第二个环节：认证，而认证是最难的，可以说，这里处处是险滩。首先，认证的依据如果是事实，就存在一个对事实的解读问题，例如，用旧报纸写大字报，在报纸上印有“毛主席”字样或毛主席像的地方压上了字，是不是反对毛主席，这事实就需要解读，而一般来说，这类情况往往是凶多吉少。其次，如果认证纯然是靠臆测，那把人妖魔化的可能就更大了。因为那时，整个社会的潜在逻辑是：阶级敌人揪出得越多，运动就越有成绩，关于阶级斗争论述的真理性就越凸显，另一方面，斗争起来就越过瘾，积极分子也就越容易建功立业。也就是说，在政治运动中，存在着坏人揪出得越多越好的强烈取向。而如果一个社会存在把人妖魔化的强烈取向，那对忠诚的否定性“认证”就成了普遍的事实。 　　运动中，提供他人不忠诚的材料是可以把人置之死地的，而提供者则会得到好处。“踩着别人往上爬”即是对这种行为的描述。这种机制引诱人们出卖朋友，因为，朋友往往是掌握致命材料的知情人。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机制！它是心灵的毒剂，它会放大人性中的恶，会泯灭人和人之间的信赖和情谊。如果一个民族盛产这种毒剂，那它注定要被打败。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认真地审视这类恶行。 　　韦妈妈在“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一文中写了当时几个揭发好友而后自己发迹的人的事情，并说，“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其后，有这样一段使人震撼的自白：“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过关’？------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观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每个经历过政治高压的人都会知道，有这点认识和决心的人在当时是多么可贵，多么可敬！ 　　 　　四．这些事让我不寒而栗 　　 　　现在，那种泛政治化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社会规模的人整人的情况不会再现了。这真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我们还存在着产生这些肮脏现象的丰厚土壤。不信，如何解释海外华人不抱团的现象？——他们那种坏自己同胞事的做法让有道德心的炎黄子孙为之汗颜！还有，文革中发达的拉帮结派技术，在今天有没有残留？在学术界，文艺界，还有别的什么界，有没有各种“圈子”，而划分“圈子”的标准并不是学派、流派，而是人际关系？不尊重人、拿人不当人的现象是不是随处可见？再有，告密文化，出卖朋友，甚至还没有受到道德的审判。种种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的整人文化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的余绪。而凡此种种，都是有它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依据的。换句话说，你要是承认传统的力量，承认诺斯的“路径依赖”的理论，你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延安的“抢救运动”，也是“所来有自”的。你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 　　有些事情让我不寒而栗。现在，有大学毕业生用给招聘单位写匿名信的方式毁坏同学的声誉，破坏同学的求职。据说，此类事情还不少。这种点“死穴”的方法和文革中妄说别人是“叛徒、特务”并无二致。不去靠实力竞争，而是靠背后放冷箭得逞，是把道德底线都突破了。问题是，这是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希望。而一个不致力于生产性努力，只致力于分配性努力的民族，有什么希望？ 　　还有两件事。今日报上登载了两件女学生集体打人的事。一个是北京一个艺术学院的十几个小女生集体凌辱他们的同学，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手段相当恶劣。另一个是重庆化工高级技工学院的几个女生殴打一个女生，结果这个女生发生了精神障碍。这些女生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但他们实施起身体暴力来却与当时十分相像。是什么土壤让我们的民族总是再生产出这种丑陋的东西？ 　　所以，还不能用一句“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勾销我们今天反思的责任。我们真是需要审视自己身上的痼疾，重塑我们民族的新文化。 　　这也许是纪念韦君宜的最好方式。 　　2003，3，3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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