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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在线纪念馆

韦君宜——一个终生怀抱理想的人

思念

  1月26日,在病榻上顽强奋战16载的中国人民的好女儿韦君宜与世长辞。在她生命的最后18天里,女儿杨团用音乐送她远行。全身瘫痪只能靠呼吸机呼吸的韦君宜,噙着热泪聆听了她年青时代的歌曲,从《毕业歌》、《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延安颂》到《歌唱祖国》……脸上显露出激昂的表情。她在追思和回顾自己和伙伴们那只有珍惜没有追悔的青春。
   韦君宜是兼有老革命和作家的双重身份的一个特殊文人。作为一位个性鲜明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朴素、明快、疏朗的风格,女性温婉细腻的笔致和深邃的思想力度见长,在同代作家中一直受到好评。而她自己总是谦逊地说:“我只是一位老编辑而已,业余写写文学作品。”她在延安时期就做编辑,解放后历任《中国青年》、《文艺学习》和人民出版社的主编或总编辑。《将军吟》、《沉重的翅膀》等文革后的优秀作品,都是经她之手力排众议与读者见面的,其胆识和品格得到文艺界的交口称赞。不过,真正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她的晚年创作。第一部以延安抢救运动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于1994年出版。1998年6月,《思痛录》出版。在这部只有十二万字、十六小节薄薄的书中,她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自1936年跟随党革命50年的老党员的身份,讲述了一生经历的所有政治运动。
  在《思痛录》中,韦君宜所回忆的从延安抢救运动以来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是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共同经历。许多同龄人都有和韦君宜相似的体验。疑问、慨叹、泪水、追悔在韦君宜心中长期积郁,也在几代人中长期积郁,但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义无反顾地倾吐出来,并且倾吐得这样痛快淋漓,反思得这样透明彻底。《思痛录》的意义不仅属于韦君宜个人,而是20世纪末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座标,韦君宜也成为投身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大彻大悟的典型象征。《思痛录》的出版,启发了不少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催生了更多的直面历史的回忆性文字,因而被文化界称为“韦君宜现象”。研究界已经有人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思痛录》将如同一块精神化石,成为后人了解中国革命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必读之书。
  “认识你自己!”这是很难的。韦君宜在饱经沧桑的暮年做到了。她是在半个世纪的时代大背景下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从而逐步认识自己的。她的经历作为个案,有着概括一代人以至两三代人的典型意义。
  
  本文以韦君宜所有可能收集到的著作、诗歌作为主线,将这样一个值得后辈景仰的一个大写的人的生平介绍给读者,尤其是韦君宜所特别寄予期望的年青读者们。
  
  一、对旧时代的反思——投身革命和抗日救亡的洪流
  韦君宜为什么能成为她那一代人中一个彻底反思者,为什么直至生命垂危之际,仍保持着年青时代的真纯,这不能不从她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环境以及中西合璧的教育环境中去找寻。
  韦君宜生长在一个从知识分子变为官僚的家庭。她的父亲早年赴日本学习铁路工程,曾参加辛亥革命,在日本为孙中山做过短期秘书,回国后从铁路技术人员升为铁路局长,解职之后成了租界寓公。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略通文墨。父亲和别的封建家长不同,认为女儿必须和儿子读同样多的书。他亲自给女儿补课,教她古文和日语,请老师教她英语,还要她自己学习数学。可是这个女儿偏偏爱好文学,她把家里存的一切旧书,小说,诗集,历史通俗演义,弹词,白话文选,加上她自己买的《小朋友》、《儿童世界》、《安徒生童话》、《侠隐记》……统统不分好歹地吞了下去。十二岁以前她便看完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她的父亲对她的穿戴严加限制,但对于买书,却放心地让这个初小程度的孩子到书店去乱买。这样,韦君宜从幼年就开始知道了郭沫若和鲁迅的名字。
   韦君宜的中学时代对她的影响很大。天津南开中学不仅训练严格,而且倡导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南开让学生在课余办月刊,轮流当编辑,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又经常举行“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给优胜者发奖品。韦君宜在作文比赛中经常得第一名。她国文教师田骢,教学生有选择地读当时的进步刊物《北斗》、《文学月报》,以及《新俄学生日记》、《铁流》、《毁灭》等进步书籍,契诃夫、屠格涅夫和鲁迅的作品。到了高中三年级,国文教师用大学的授课方法选古典名著给学生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研究能力。
  当时的韦君宜,被三十年代明显的阶级剥削压迫和一切不平等的社会问题所震撼。她当时已经向重要报刊投稿,高中时期就有小说和散文在报刊发表。她以炽烈的情感写道:“是你(指进步力量)教我懂得了天底下除了我的爸妈兄姊玩伴之外,还有许多绝对不同的人,他们不懂得甚么是快乐,甚么是诗;只晓得留着汗劳动一天,饿着肚子睡觉就是自己的命运,成天过着猪一样的生活,吃着猪的粮食,永远没有梦到过我们宝爱的那些‘人道’和‘正义’,他们活在终古不明的长夜里。我很相信自己有个热蓬蓬的希望,相信自己绝不会沉湎,我绝望的等待你的援助,手里握着你教我的话。我依然信你。有许多孩子也信你。我天天求你,叫你,可是你总不肯出现。我不曾以为你是只活在书页里,因为我清楚的知道你的确有血有肉的在人间活着。我隐约听见你在人间的另一角叫我,想找你,却又不知道怎么能打通从我这儿到你那里的一条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假如我找着你了,无论那路上有多少砂石,多少荆棘,我也情愿去走的。你告诉我!告诉我路径在哪里!我再向你说一次,我真的能够奉献我自己呵!”
   80年代初期,韦君宜自我总结这一段思想经历时,曾说,那时“人极幼稚,但是文章的产生却发自内心,因为当时我正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
   1935年,韦君宜考大学时连中三元,被清华、北大、燕大同时录取。父亲看到女儿如此争气,骄傲地逢人就夸,认为这个女儿不让须眉,从此可以走上通衢大道,出国留洋那是当然。他多次与女儿讲,要送她去美国留学。而当韦君宜进入清华大学,正是北京处于危机存亡关头的时候,前门车站站牌写着片假名,“何梅协定”、“塘沽协定”接连签订,抗战前夕的北平却歌舞升平,18岁的韦君宜却痛苦到极点,她在一篇散文《告诉》当中讲到:我不知道向谁告诉,可是我遏止不住那要流出来的声音。
   ……他们不变动,永世不会变动,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一点光明的痕迹,一点力的痕迹。对于必然要来到的风雨,洪水,他们都是不知道的,而我偏偏就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周围全是他们!我和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坐在书桌前面,尽力地看书,把人类以来最光明最有力的真理陆续放进我的胸怀。我激动地读下去,心底泛出了光明。于是自己红着脸说:“我明白了,我懂得了。”但我究竟能怎样,懂得之后我掩上书本,我依然是我,世界依然是世界,大学生和捧角家们照常过他们不生不死的生活。绝不因为我多看见一点光明而稍稍改变他们的面目,无数的痛苦的血和泪也不因为我明白了他们而减去一星痛苦。世界的红的,黑的,蓝的,褐的,……一切吃人的和被吃的,都是照旧,绝不因为我的明白而得到一些补助,明白了也仍是默默的。一个默默明白的人究竟哪一点比一个默默糊涂的人好?
   “现在,世上正有许多人默默地活下去呢。人家都真正地挣扎着,流着血汗,却依然咬着牙往下活;我吃饱穿暖,无忧无虑的念课本,却偏天天被痛苦缠绕着,自己将自己烦扰得活不下去,这为什么!天为甚么赋与了我这一副小有产者多感的神经质的心性?我为什么要死在这圈子里?我也看见了一点光,但那光是离我太远了,太远了,我没有法子去把捉它。我知道它在那儿,但只是这‘知道’,并不能帮助我离开这死灰屋子。”
  “ 我爱人类,因为我知道人类中有一颗大的善良的正直的心。它时常在书页中间跳,读的时候,常常激动得不能移动我的手和头。但手才释卷,我又颓然了。不是颓然,是书里头的火焰还在燃烧我的心,而眼睛里却看见一群忍心、冷淡、盲目、注定了死的命运的人们。他们冰消了我的热情!我不信了,我有些不信慈爱的维拉索华,刚强的郭如鹤这些人是‘真’存在的,——但他们是存在的呢,存在这广大的人群中。我爱他们,也爱他们所从属的人群!然而我所接触的却是另一种人类。我会是活的,我也会有我的生之欢喜。假如我能使自己活在那巨大的人群和他们巨大的心灵里,他们是有力的,也能使我有力起来。”
   “我想闯出这些去,离开他们;我厌倦了这对人的顾虑,应酬,假笑的生活。我抱着一颗火热的心,我不愿我清白的心被人家随便践踏。”
   与此同时,救亡运动已开始在酝酿,学校里进步组织团体召开的会议热气腾腾。韦君宜一下子卷进了救亡运动。以后,她读的书变成了《中国大革命史》、《两个高潮之间》,再没有心肠去念线装书,读外语了。
  1935年,她怀着极大的热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担负了大量在校外社会工作。如:社联、妇救会、民先队,又做地下党的干事等等,实际上已经和职业革命者差不多了。学校不过是个旅馆,革命代替了读书成为了主要生涯。那时候开会、接头、写宣传品、组织群众活动,还要躲避警探的追捕,忙得经常旷课。她虽然选了朱自清先生开的宋诗课、刘叔雅先生开的庄子课,但是她已经失去了研读这些典籍的兴趣。这时期,韦君宜较多地读了鲁迅的作品。由于有了这一段现实生活—革命者的生活,就觉得比较地懂得鲁迅了。这时,《花边文学》、《伪自由书》、《准风月谈》陆续问世,她是出一本买一本。同时,还开始涉猎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她的眼界更加开阔,从鲁迅和其它左倾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深刻的思想源泉。
   韦君宜在大学里,已开始了写稿生活。她当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是清华出名的“笔杆子”。当时“静斋壁报”清华周刊刊登的一些锋芒毕露、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大都出自她的手笔。她写得很快,文如其人,下笔万言,倚马可待。
   作为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韦君宜谈到一二·九运动时说,一二·九运动决不止意味着一次游行,它在北平就延续了一年零九个月。更重要的,它培育出了一代人——成千上万个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甘愿献出自己一切的战士。他们牺牲的时候,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岁,最年长的也不超过三十岁。这些年轻的烈士,无私地用自己的鲜血作肥料,浇灌了祖国的土地,从这土地生长出自由解放的花朵。在牺牲了的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党员里,有韦君宜的恋人孙世实,当时年仅二十岁。
   1980年,韦君宜与她的老同学返校,庆贺“一二·九”四十五周年。回来后,她情不自禁地写下追忆,她说:“爱谈往日,这是人类的自然心惯。可是我们谈的往日不是一般的往日,是黄金一样的往日呀!……那时候,进清华大学本来就是上了一块能够扬名声显父母的跳板。可是我们却集体在这美丽的校园里,下了抛弃自己的一切、提上脑袋干革命的决心!……不是一个人下决心,是集体!民先队!这只是一个团体的名字吗?不!这是年轻人用自己的心,自己的血泪、自己的前程浇铸成的理想的标志!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我都能给他背出一段使人动心的历史。我们真有过一个回忆起来只有珍惜没有追悔的青春!而我们这个青春的含义,是和那种只意味着发肤光润、游玩做爱的‘青春’大大不相同的。”
   “一想到这篇文章被现在的青年看见以后,准有人会说:‘你们都已经功成名就,当然讲革命了。’我们就从激动状态转到特别郁闷难受。当然,我们这些老民先队员现在一般都被叫做‘老干部’了。可是难道你们就看不出来,我们曾经是多么纯洁,不怀杂质,有过怎样闪着火花的瑰丽的青春吗?我们那时可真是谁也没有想过你们所说的这些‘条件’,就是循着那样一条路一步一步达到今天的。”
   韦君宜的爱人,同为清华同学,共同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杨述,曾在1940年的延安时代写出了《一二·九漫语》,回忆那一段生活。杨述逝世后的1981年,韦君宜为他重出这本书。在序言中,她针对当时有些年轻人所认为这些老干部不过是思想不开化老顽固的想法,循循善诱地说:“人,谁是天生的完美无缺的‘高大全’的人物呢?这本小书告诉我们:什么人也曾有过自己青春年少的时代,也曾‘常见男生追女生,又看电影又滑冰’。也告诉我们,年轻人如何自然而然、英勇地走向斗争,抛开家庭,离开学校,舍弃生命……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终于成为一代英雄。老一代有什么难懂的呢?代沟为什么这样难以填平?这老一代人究竟为什么这样坚执?这样受了无数的苦仍然忠于共产党?我觉得是易于解释的,就是因为当年还是青年的这个作者所写的这些历史。因为他们也经历这样的历史。”
   许多认识韦君宜的人说,这是个少有的永葆童心的人,是个性情中人。的确,在韦君宜的晚年,她仍旧写了不少关于青年修养的散文。而且,她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在直面读者的同时直接提到她最关爱的青年读者,或娓娓道来或细心嘱托。
   童心生慈爱,慈爱生仁勇,文章见性情。她最后写出《思痛录》,不仅仅由于她是个曾经参加共产党50年的老党员,而且, 也是因为她曾经是一个自觉地抛弃优裕生活,怀抱自由民主理想投身抗日救亡的一二九战士。
   值中国青年杂志创刊65周年的1988年6月,病榻上的韦君宜欣然提笔,以病残的右手颤抖地写下给青年的一段话:“热爱祖国,怀抱大志,追求理想,这是几代青年珍贵的传统。不论形势如何,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我对当代青年的希望。鄙视那些鼠目寸光的人吧。”
  
  二、对“抢救运动”的反思——坚持革命理想
  
   1939年,韦君宜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游子还家一般奔赴延安。当时她在诗作中写道:
  两年流浪已堪惊
  回首家山万里程
  戎服更非慈母线
  风霜改尽旧日容
  悼亡渐痛双眼竭
  赴死何难一命轻
  闻道将军新破虏
  原随旌旗指河东
   在到延安之前,她有过个人的不幸——她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但是她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她,抚平她的创伤,给她安慰和温暖,鼓舞她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他们每天都紧张热情地工作。韦君宜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后她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去,又回来……那时候他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
  人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是他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而韦君宜说,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
  到延安以后,她满腔热情地投身所有的工作。她进了中央青委,做过农村工作,当过教师,编过小报,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还穿上军装跟着队伍到晋西北。
  但在随后开始的延安审干运动中,一大批人被抢救成特务。由于杨述是四川地下党的,自然涉及其中。在杨述“交代”之后,一家的状况异常困苦,他们头一个女儿竟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不幸夭折。韦君宜自己弄得一身是病,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她住在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许多天,晚上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于是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当时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当时,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在整个延安地区都很严重。从这时起,韦君宜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是她痛苦地觉得,她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后来中央对审干中整错的人予以平反,杨述曾直接上书毛主席,直言我不是特务请组织撤查云云,才被纠正了错误结论。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得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大家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韦君宜想,我们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追悼会。延安一听到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韦君宜知道,他是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到文革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甚至欲置他于死地。
  1945年,审干运动甄别以后,大家痛悼无缘无故被冤死的同志,提到某人名字,开会时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韦君宜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三、对解放后政治运动的反思——伤痛与疑惑
  
   解放初期那一阵,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人们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刚进城时,韦君宜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看见装点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两人满怀豪情地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
  作为老区来的干部,韦君宜自然而然地进入筹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小组,建团之后,就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国青年杂志主编。
  一个仅仅30岁出头的年轻人,被十七、八岁到团中央工作的小青年们称为老革命。韦君宜可不愿意做个脱离青年的“老革命”。在生活上,她不仅处处要求和大家一样待遇, 更在工作上,投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和精力。当时国家正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实世界对青年的思想感情的影响很大,迫使他们时时刻刻要把国家的变革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思考,由此发生了很多问题,在书本上得不到直接的回答,他们就急着到处发问。尤其在每个大的政治运动中,青年们的问题一批一批涌来,大家问:要怎样思想,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作为总编辑的韦君宜,亲手写了大量针对青年读者来信问题的杂文,几乎每篇文章发表之后,都引起很大反响,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真诚的感谢。其中一篇“妹妹的故事”,讲自己亲妹妹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当时更是争相传抄,激励了成千上万的青年认识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甘心情愿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青年们热爱新中国的真情激励着同样是青年的韦君宜,在为这些杂文结集的《前进的脚迹》一书的后记中她诚恳地写到:“只要自己搞的一点点东西,多少能帮助青年摧毁他们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思想障碍,能帮助青年变得更好一点,更健全一点, 那么自己就是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也该安心。”“我成不了理论界或文艺家,我爱青年们,愿意为青年们服这一点务”。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韦君宜都满怀真诚地参加了。接着是她自己也身涉其中的反右风涛。她因为几篇批评当时风气的小说险些被打成右派。在自身难保的状况下,她自己也干了些违背良心的事,也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但是她把握了人格的最后一道关隘。
  在《思痛录》里,当她讲到有人要她揭发其它同志时,是这样说的:“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我心里的痛苦会达到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她还谈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已经到了坏人横行、好人受气的地步。骨鲠敢言之士成了右派,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大批的人只好唯唯诺诺、明则保身,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反右刚过,大跃进来了。开始韦君宜认为一切荒谬、黑暗、冤屈都发生在文艺圈子里,工农业生产还是块纯朴无邪的天地,是桃花源,逃到那里就一切天下太平了。于是志愿响应号召到了怀柔。她试图认真地改造自己,与农民相结合,但是大量严酷的事实,完全违背真实的浮夸,使她认识到:“农村办科学,也能办得祸国殃民。”她懂得了荒谬和冤枉并不只发生在文艺界,真正残酷的事情是在工农业生产上,那里“不是踏实干活的地方,而是用谎言不顾一切的摧残上亿人,要他们的命!”
  对于当时报章所宣传的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打破夫妻关系,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她很不赞同。在《思痛录》中,回忆到这一段,她说:“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大约是早就有的共产主义幻想,1958年早就想实行了。”
  就在1958年,她因为办刊物挨了批判,开始下乡下厂。生活给她提供了写作的机会,她开始写起来。在长辛店搞工厂史,就写工厂史;在农村下放,就写下放生活。这一段生活对她很有帮助。在长辛店写厂史《北方的红星》,她和几个青年工人作者一起采访,查阅资料。她学了党史,了解了参加过“二·七”的老工人那十分珍贵的革命感情。写这本书,对她的生活和写作都是一次锻炼。她在那两年波涛汹涌的生活中经受了点风雨,看到许多人士的浮沉,自己觉得对于社会有了一点看法,有一点主见了,就想慢慢地把它写进作品里去。
  但是,从1965年她就不大敢写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预兆已经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切写作都化为罪行。她在干校曾向一同“改造”的同志们宣布:“将来如能回到北京,我要改行,搞外事、搞历史、钻古书都行。如果非干文艺不可,顶多只当编辑,绝不再写一个字。” 1973年刚回北京,她被“分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履行前约,真的一个字也没发表。
  但是这场旷古未有的浩劫实在给人的震动太深了。韦君宜自己一家弄得家破人散,杨述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一个孩子成了精神病,更有多少朋友和同志死于非命。眼前的情景使她觉得决不能就这么苟活下去,她偷偷立下志愿,一定要把目睹的一切,包括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十年浩劫写成一部书,并且非写不可!当时连提纲都用隐语列了出来。但是,这种写作,如果被人发觉就是掉脑袋的事,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她才重新公开提起了笔。
  
  四、文化大革命后的反思——《思痛录》的写作
  
   “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黑暗结束了。
  严冬过去,寒风不再吹了,最后终于吹来了温暖的风,吹开了夭桃秾李。群众为了这迟到的春天,在天安门前拍手欢歌,中国有救了。
   “三家村”、“四条汉子”、彭陆罗杨……这些经毛主席画过圈的大罪人,后来陆续获得解放。当时轰动九城、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百货公司、食品店而是中央组织部。不止十年冤案,而是各色各样受冤几十载的人写血书上告,城里到处传说着胡青天的故事。韦君宜在《一个普通人的启示》一文中提到的李兴华,被划为右派一直未平反,当时得了癌症。他把申请书赶写出来,委托妻子去中组部门口排队,自己却安详地写小说,和朋友谈心,居然一点不着急。对于交上去的申述书,他挺放心:“会有结果的。”果然,在他去世前,接到了改正通知。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这样的信任,是除抗日初期投奔革命之外,后来再也没见到过的。
  韦君宜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胡耀邦同志领导的党中央。她说:这是把“建国以来所有运动造成的不把人当人的政治待遇全被取消了,共产党真正开始关心、爱护人的生命、人的生存了。这是真正的人的解放。不把人当人,还谈得到什么改革不改革呢?耀邦的功绩,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人的解放的新时代,这才有了得以推行经济改革的基本条件。”
  1985年10月,韦君宜值69岁寿辰之际,家族几十口人聚齐为她贺寿。她当场朗诵一首玉楼春词,声明是为即将到来的一二九运动50周年所作:
   美人迟暮英雄老
   欲写风华春渐杳
   杯酒情深五十年
   将逢莫道重逢少
   五月鲜花依旧好
   一曲歌终千绪绕
   可有豪情似昔时
   殷勤拭眼删残稿
  这是一个童心依旧、豪情万丈的革命老人的心声。
  四人帮粉碎后,韦君宜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任总编辑兼社长,她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推动文学出版社的拨乱反正,使各项业务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79年,为了缓解“文革”所造成的书荒,她主持集中推出中外文学名著近50种,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新时期文学出版业复兴的先声。为了推动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她同年主持召开全国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邀请文艺界领导和各地作家四十余人到会,就文学创作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次会议对促进作家的思想解放及其后的创作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还大力支持创办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以及《新文学论丛》、《海内外文学》等重要刊物,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她行政工作繁忙,经常不辞辛劳,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满腔热情地发现和扶持新的作者,亲自走访组稿,帮助作者构思和修改作品。这种临事亲躬的精神,广为作家们所称颂。在这一时期,韦君宜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篇小说《洗礼》、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等。她所有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出自于生命的这最后20年。
  但与此同时,韦君宜也更深切地感到从未有过的深沉的痛苦。在《当代人的回忆》一文中,她追述了她的爱人杨述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整整拖了12年才得到结论的历史,悲愤地写道:“这简直是开玩笑,但是我们这个人间就是有这样残酷的玩笑。但是这是为什么?不为任何具体的东西。杨述只是为了要向党证明自己的纯洁、自己的忠心。为了希望党承认他这一点,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而我们那些年频频搞运动,就偏偏要蹂躏这样一些人的孩子似的心。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索性一概打倒,随便歪歪嘴,批一句话,就把这些人弃之如敝屣,不以为意。好像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不论怎么对待人,也不怕人们和他们的思想能插翅飞出天外去。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年青的后来者觉得,这里完全不重视忠诚,忠诚信仰只会换来乱批乱斗和无穷无尽的精神虐待,这叫后来者在抉择道路的时候怎么不瞻顾徘徊啊!这局面,才使我们终于不能不幡然改图,不只搞掉‘四人帮’,而且必须认识到搞运动整人的做法必须改变。”
  1980年,她为1939年写给孙世实的悼文《牺牲者的自由》做补白。她说,以前曾为小孙不能见到解放感到无法弥补的惋惜。可是后来,反而觉得该羡慕他了。因为“他死得是那样的纯洁,全没有自己这几年所有的一切痛苦。没有丝毫杂念地为新中国而死,为了祖国,为了共产主义,把一切都舍弃了,包括他年轻的恋人——我。这是境界很高的死啊,人生能如此以去,还不是幸福?”她甚至将自己写《牺牲者的自由》时那种痛苦,也视为另一意义的愉快。因为她一面哭一面还在想复仇、想战斗,在昂奋地想为将来的到来而牺牲。“虽有刀锯鼎镬,甘之如饴’,那并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她在补白中郑重地写道:“谁知道我这个幸存者会活得这么长!我活到了他们所想望的‘将来’。这个他为之付出了年青生命的‘将来’。我看到了一切,包括自己挨斗,包括十年浩劫,包括浩劫中被整死的已经白发盈头的钱大姐,包括十年浩劫后又泛起的沉滓。重读前文,我的心千头万绪,无从说起。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他那样纯洁的热血难道白流了吗?人们啊!这样纯洁的热血当作水一样任其流去,是有罪的啊!怎么可以这样呢?用他们的热血换来的山河怎么可以随手糟蹋呢?我这才感到了真正的痛苦。——为当年失去他的痛苦所远不能比较的痛苦。”
  正是十年浩劫的巨大灾难,使韦君宜开始痛苦地追索产生这种灾难的历史根源。她说:“我是一个从青年时代追求革命,参加革命,后来在革命的征途中也说过些胡话,办过错事,自己也受过打击的人。这些年我们的祖国走了很大的弯路,犯了不少错误。我自己以及其他作家(包括后来受打击的)对于这些事情没有决定权,可是难道我们就是一直头脑清醒的么?起码我看到我自己决不是如此的,后来的惨痛、伤痕,自己有一份;当初的弯路、梦呓,自己也有一份。我愿意端出来。不接受这些惨痛已极的教训,就不懂得珍惜得来不易的安定。不珍惜它,又如何能够前行?”
  关于《思痛录》写作的年代,据韦君宜女儿回忆,是从文革结束前夕的1975年或1976年上半年开始,一直写到80年代初期。韦君宜上述的文字,与《思痛录》写于同一时期,因此,可以作为理解她写作《思痛录》的背景资料。
  在《思痛录》的缘起中,韦君宜这样写道:“要知道这些历史,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来的需要。” 她说:“我不能同意那些弃祖国而出走情愿做无国游民的人。我也不可能认为我的路走错了,当年应当跟蒋介石走。他那以杀人、骗人为儿戏的一套,也有他的历史事实俱在,我岂能信?我只觉得这些年我们在自己国家里所亲身经历的错误悲惨的一切应当拿出来,公之於众,好使它不再发生,隐瞒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在思痛录的第二篇前言性的文字,韦君宜称之为开头的篇什中,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接着她回顾了加入共产党的历史。她说:“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都要反对日本,但是没有反对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舆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有什么路走?唯一的一条抗日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人的名字差不多全包了中国文坛。”
   “接着是一二九运动,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於爱国运动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着它走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辉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自己出资送我留美,而我丢弃了这一切的机会。。。。。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毫不考虑地相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我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莫名其妙的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都在内。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完全算不了什么。这些艰苦生涯,我觉得连记都不值得一记,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我在党内一步一步走进去,一步一步深入了许多我所从未想到的人间事物,开始使我怀疑,怀疑这美好的地上天国怎么会有这些完全是庸陋不堪的事?然后我自我安慰,以为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不能因某些缺点而放弃我美好的理想和信仰。但是许多事情的不公平,本人的遭遇,亲眼见到的不合理,实在使人无法坦然。这里不但没有自由和民主,甚至要求我们排斥自由和民主。这时我只能想,像基督徒那样地想:我已经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出来了,不能收回。我得忍着、忍着,流泪忍耐,是生命给我的慰安。对外,我还得说一个党员所应当说的,说我们党如何如何历尽一切艰难,为祖国而战。党的纪律是铁的,为了战斗,全党要服从中央,只可说党的光荣,连党的缺点也不可多讲。”
   “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有多少当年为党牺牲自己的纯洁的人,被冤死或者划成右派,最后的悼词说了他们对党的若干贡献,至于那一切错杀错判,只用‘曾被错误处理过’”一句,带过去了。你的痛苦犹如脚下尘土。“
   “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思索我这十来年的痛苦,直到思索痛苦的根源:我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一步的,写下来又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这个根源,我留给后来者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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