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是谁?她写过什么,在读《思痛录》之前我一无所知。所以2000年1月要买一本《思痛录》,完全因为我信任谢泳的文章,谢泳至少在两篇文章中,专门说到这本书和作者。谢泳认为《思痛录》是近年来老一代知识分子反思最彻底的一本,而我恰恰想知道真正的老一代是如何走过一生得正误,又如何象个前辈的样子反思自己,以免自己有一天干了傻事还叫唤“无怨无悔”。 该书的作者小记告诉我,韦原名魏蓁一,女,湖北人,老党员,她写过的文章和书不少,但我,除《思痛录》外一本也没读过。同样的,她主持编辑过的书,除《金光大道》还是看过电影外,一本也没看过、买过。[最近在网上纪念馆才对韦先生的经历有所了解,这篇文章写的早]她最高职务当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想说明的是这个出版社所出的东西,在我30岁后知之甚少了,我建议最好将“人民”两个字去掉。一来我也是人民之一,没征求我的意见就代表了我,是否也有点“大多数”的理念,还有强迫性的因素。二是肖雪琴说过,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提议,因“人民币”带政治和闭关锁国色彩,建议改“人民币 ”为“中国元”,我觉得这个建议提的好,能显示个体的特征,防止一些在别的事情上总以人民的名誉为所欲为、压制人民。 《思痛录》第十四章——“编辑的忏悔”,通过以《金光大道》为主的几本文革小说编辑出版,反映了荒谬时代,掌握一个国家最大出版系统的编辑们,在自己的日子过的如此违心的情况下,却又是如何奉行旨意,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为任务,为一场运动添油加火,这如同小说《一九八四》在真理部工作的温斯顿一样,编造、篡改和出版一个又一个谎言的经历。韦君宜的反思诚如谢泳所言,痛定思痛大彻大悟。韦前辈也在书中说“我还能有别的改正自己罪过的做法吗?我有罪过,而且没有别的改正的做法了”,于是韦前辈写了这本赎罪的书。 韦先生在人生的暮年,说了自己应当说的话,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凭管她今生做过或被迫做过多少不光彩的事,只要她忏悔了,至少说明她是一个诚实的长辈编辑。我们晚辈应当原谅。我以为,这一章可以充当中国现任编辑们的上岗必读文章。 谢泳曾写过《做人的底线》,他认为,做人的底线,虽无明文规定,但在人们心中有个无形制约。他理解做人底线有两条,一条为民族感情,另一条为人道主义。谢泳说,前一条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好传统的,后一条没有传统滋养,有时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反而比没过这条线的人还得意。这种人就不能称之为人了。 我以为谢泳的做人度线是做编辑的最低标准之一,只是应当是提醒的是,对民族感情的这一条不要放大到民粹主义,少出《中国可以说不》让人脸红的书,少出新时代英雄谱类的神话谎言,这样浪费大不说,关键容易误导了大伙。祖辈传下来的要有自知之明的话要当记。二是文字狱的时代远了,文字杀人的阴魂还没散,出版中的人道主义立场,我理解就是经你手编辑出版的书,除杀不了一个人头外,最好也别给大伙带来什么烦恼,或伤害大家的感情以及对你手中权力的信任,这个标准是最低的。 第二,每个编辑头顶上,各项条条框框很多,但我们能不能保证,当一辈子编辑,不出一本逆历史潮流而动,或反文明反进步的书。我觉得中国庞大出版系统的编辑们,一辈子如果每个人能编一本让今人后人都受益的书,那样将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象韦老一样,老了时,以《思痛录》鉴示后人。要让书比人长寿,自己的胸怀要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要使之成为编辑理念。 林贤治说过,在一个懂得谎言的国度里,诚实就是思想。我理解这句话,作为一个编辑,只要诚实就有可能虚心接受比较文明的进步的东西,就不容易出错,这算我的第三条建议吧,向韦君宜及所有诚实的编辑致意。 帅好于贵阳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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