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2月2日电（青文）昨天，为85岁的作家韦君宜送行的人，大部分是70岁上下的老人。他们对韦君宜晚年创作的《思痛录》以及《思痛录》所反映的历次“运动”和阴霾的“文革”年代，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 　　 　　　 阳光耀眼。沉默的王蒙，第一个从送别室走出来。刚刚粉碎“四人帮”之时，王蒙还在新疆接受“改造”，是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总编辑的老大姐韦君宜，首先向他电话约稿。以后他的激情之作《青春万岁》才得以首次出版。王蒙近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描述“文革”年代下放劳动、人性扭曲、自我沉沦的《季节·四部曲》，也是当年韦君宜向他最先约写的。 　　 　　　 韦君宜在1月26日辞世后，她的女儿杨团曾于1月29日在本报发表名为《妈妈在〈五月的鲜花〉中远行》的怀念文章，讲到了在妈妈最后的十几天日子里，她曾在病榻前为妈妈放《五月的鲜花》、《歌唱祖国》、《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渔光曲》等音乐。但现在并没有音乐，沉默之外还是沉默。人们在思索中排着队默默前行。偶尔谈话，谈及最多的还是她的为人和生前关于历次“运动”的回忆录《思痛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陈早春说，在人文社里，韦君宜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坦诚，心无城府，又直截了当、绝不客套，社内人们对她是十分尊重的。陈早春说，她工作永远热情饱满，匆匆忙忙，甚至忙得不修边幅，我记得有几次她的大衣扣子扣错位了。 　　 　　　 正是激情饱满的韦君宜在“文革”结束后以激情、魄力、勇气与正义感，力所能及地推进当代文学进程：推出当年具有争议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将军吟》———后来它们均获茅盾文学奖；集中推出“中外文学名著50种”，使“文革”后如饥似渴的读者们尽快走出人为的文化荒漠；主持全国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邀请文艺界对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方向、创作问题进行研讨；支持创作了大型文学刊物《当代》。 　　 　　　 现中国散文家协会秘书长周明回忆说，韦君宜是他刚刚参加工作，来到中国作家协会刊物《文艺学习》时的第一任领导。这个杂志当年在全国发行几百万份，吸引了大量文学青年。韦君宜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十分关心，热心帮助扶持他们。后来那批人里走出许多有成就的作家。 　　 　　　 其实从青少年时代在南开女中到清华大学就读，到投身“一二·九”运动，再到后来历任《中国青年》、《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杂志及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一直活跃在文化领域，释放着她的巨大热量。 　　 　　　 对于《思痛录》，原《当代》主编何启治说，写《思痛录》是需要勇气的，而韦君宜的勇气更是超人的。 　　 　　　 在60岁以后，也就是韦君宜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她以巨大的热情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篇小说《洗礼》、小说集《女人集》、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等。在她1986年脑溢血导致右半身偏瘫之后，她用左手写字。在病榻上用几年间写下散文数十篇，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露莎的路》和长篇回忆录《思痛录》。 　　 　　　 《思痛录》是一部沉痛的书。她回忆了自己亲历的政治运动，把“左”的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义无反顾、痛快淋漓地写出来，她说是因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生存下去的需要”。《思痛录》1998年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有着相同经历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争相一睹为快。 　　 　　　 韦君宜曾追述了她的爱人杨述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后整整拖了12年才得到平反结论的历史。她悲愤地写道：这简直是开玩笑，残酷的玩笑。他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的纯洁、自己的忠心，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我们那些年频频搞运动，就偏偏要蹂躏这样一些人孩子似的心。 　　 　　　 在《思痛录》里她也大胆解剖自己。她尖锐地谈道，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已经到了坏人横行、好人受气的地步。敢言之士成了右派，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大批的人只好唯唯诺诺、明哲保身。 　　 　　　 要她揭发其他同志时，她这样写道：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推到别人身上，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我心里的痛苦会达到最深度。难道出卖人格以求自己过关？这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1985年她69岁生日时，她曾当众朗诵了一首诗。其中有“美人迟暮英雄老，五月鲜花依旧好”的诗句，也许可以当做她一生为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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