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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在线纪念馆

噩耗传来以后

4/2/02刊发 丁磐石

  1月26日,韦君宜同志逝世的噩耗终于传来了。
  近两三年来,君宜同志仍卧病医院,我还想去探视。但她的胞弟魏鸣一学长总是劝我说:“她已完全神志不清,去了也认不出你,你看了也难过,不必去吧。”现在她走了,我内疚、追悔没有再去看望这位我敬爱的老领导。
  1月28日,君宜同志的爱女杨团同志给我来电话说,他们家人考虑到在八宝山举行君宜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很可能有不少年迈体衰的老同志已不能远行,难去参加,所以准备在崇文门他们家里设一小灵堂,便于这些老同志去吊唁。她要我帮他们书写挽联、挽辞。挽辞中有屈原《九歌·湘君》之句: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杨团说,这是君宜同志早年喜爱颂读之辞。随后她又让我看了君宜同志为“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而填写的《玉楼春》词:
  
  美人迟暮英雄老,欲写风华春已杳,杯酒情深五十年,将逢莫道重逢少。五月鲜花真正好,一曲歌终千绪绕。可有豪情似昔时,殷勤拭眼删残稿。
  
  杨团还告诉我,君宜同志在生命最后的十几天中,她为君宜同志播放《毕业歌》、《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延安颂》等老的爱国革命歌曲,病已垂危,只能靠呼吸机呼吸的君宜同志竟精神振作,眼里满含着泪水在聆听。听到这些,我更伤悲,更怀念这位老领导,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又夜不安眠了。
  是啊!“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君宜同志早年就确立要为国为民作优异贡献的大志。她十七八岁入学清华大学,便参加“一二·九”爱国学运,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她即离开温煦富裕的家庭,南下,奔赴延安,为革命救亡工作尽力。这就是在实践自己的爱国革命素志。她一再编《中国青年》,勉励青年要好好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水平,还和杨述同志在一起,力反“左”的思潮为害青年,对编辑部的年轻同志他俩夫妇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培育出一大批编辑人才。其后她主编《文艺学习》,担任《人民文学》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又发现、扶持、栽培了许多青年作家。凡此种种,都应该说是向国家人民、青年奉献了杜若般的香花。“可有豪情似昔时,殷勤拭眼删残稿。”“文革”结束了,再度受冲击折磨、坑害的君宜同志年纪已过花甲,入衰老之境,但她却重新拿起如椽之笔,奉献出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的优秀散文和小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注重写史、学史的。梁启超说过:“中国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我国史籍可谓浩瀚如烟海。但另一方面,史学也往往成为政治的附庸,得顺从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了粉饰自己,维持自己的政权,封建统治者多讳言自己的罪过,常常掩盖历史,歪曲篡改历史,力禁人们说真话,写真实的历史。有同志感叹,在旧社会说真话,写真实难,想不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仍然很难。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实行全面专政的年月,甚至更难。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实在深厚,在“文革”以后,这种思想影响还在时隐时现,常在为患。不过,也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称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国自春秋时代便已形成不怕杀头,敢于秉笔直书信史的优良文化传统,这种正气一直浩然长存。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大灾大难之后,多少人都醒悟了,敢说真话了,更有不少富有正义有胆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的遭冤的历史,也有写痛史的……也有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的,也有从胡风案开始的,想压也压不住。”对此,君宜同志深表赞同。她说:“要知道这些,这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来的需要”。(《思痛录·缘起》)1976年,她早就着手写《思痛录》,1986年,她离休了,积劳成疾,不久,便发生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时不可兮再得”,她虽病重,却不辍笔,更抓紧时间,挣扎着用已难以握管颤抖的手不停的写,哪怕一天只能写一点点。真如诗人邵燕祥的诗句挽联的描述:“已经痛定更思痛,曾是身危不顾身。”她终于写完了《思痛录》,还写出了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她的回忆录《思痛录》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不是只写一个案件,一次运动,而是原原本本,追本溯源,从延安抢救运动写起,一直写到“文革”,有记叙,更有评论,夹叙夹议,并且涉及面很广。如写反右派的劫难,就写了好些大作家、老干部、重要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悲苦遭遇;特别是写好些热情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被打成右派更触动了我。
  确如君宜同志所述,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者就一次又一次地兴起了抗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许多大中学生都在高唱这类革命歌曲,心向共产党,纷纷投奔解放区。君宜同志说,这些学生多是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等地参加工作,“那时我们多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好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悉了。”他提到了李凌、丁望和王亚生等同志,这几位都是我熟悉的学运战友。我先说李凌同志,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就入了党,跟随王汉斌等同志搞学运,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1946年,他随校到了北平,翌年去了晋察冀解放区。他热情正直,敢想敢干,中、英文都好,知识面宽,有理论素养,有写作能力。新中国建立,组建空军,党中央要中央各部委输送优秀人才去空军工作,共青团选送了李凌同志等四位青年干部。李凌同志去空军工作后,1954年调到人民空军报编辑部任一个编辑组的组长。1957年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空军领导同志也竭力动员。他综合整理、呈报了下属单位给空军领导所提的意见,自己也写了一张简短的大字报,主要是希望领导要改进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哪知他竟因此成为三军联合开批判大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右派”,随后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备受摧残。我再说说丁望和王亚生两同志。他们也是“一二·一”学运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在大学上学时都努力学习,并一直积极参加北平学生运动,都被吸收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员,后来都入了党,被同学们选为燕大和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委员。其后都去了解放区。建国后他们先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后又参加开创《中国青年报》,工作都很有成绩。1947年大鸣大放中,他们也因为响应党中央号召,给上级领导、给青年工作提了较尖锐的意见就被戴上了右派高帽子。直到七十年代末,这几位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君宜同志说,这些在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干部为什么会打成右派呢?原因“无非就是他们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青,不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但是这些同志当年不是都在热情响应“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吗?怎么还是获罪呢?我看,根本原因还是君宜同志说的,反右开始后,领袖便明白宣称,号召大鸣大放不过是一个“阳谋”,是要“引蛇出洞”,是“钓鱼”。恰恰就是因为这些青年能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敢于大胆直言,又年青,天真,这次就很自然地积极响应号召,敢于鸣放,于是“他们就此都上了钩”,成了“阳谋”的牺牲品。应该说,有这同样遭遇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这些当年年轻力壮、可以大有作为的人才到彻底平反时都已成为鬓发萧疏、年已半百的人,大好的时光都被耽误了。有的人像王亚生同志,二十多年的煎熬,彻底平反后不久即病殁早逝,这对党和国家来说,更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君宜同志写这些苦难史,是实话实说,直抒胸臆,不躲躲闪闪、不吞吞吐吐,行文干净利落,朴实明快。而所作评论则多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富有思想深度、力度。文学泰斗钱钟书曾幽默地指出:“历史也象淘气捣乱的小孩,爱开玩笑,捉弄人。”“在历史的进程里,事物的发生与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的严密理论系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君宜同志等有胆有识的正义之士就是在同专制主义闹别扭,敢于触犯他们的忌讳,说真话,写信史,给严严实实掩盖历史的盖子捅了大大小小的窟窿,让人们更能看清历史的真实面貌,既看到了我们党的巨大成就,也看到了党的领导的一再失误,给党和国家给千百万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对君宜同志的这部封笔之作《思痛录》,有些同志盛赞它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辛酸痛史,是振聋发聩、不同凡响的绝唱,我还认为,这也可以说是君宜同志最后献给国家、人民的最圣洁的杜若、异采纷呈的奇葩。
  君宜同志在音乐声中远行,与我们永别了。她在弥留之际,听她的女儿播放的《毕业歌》等早年就深爱的爱国革命歌曲,神情振奋,眼含泪水,这便表明她为国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始终都在跳动。“一片冰心在玉壶”,正是出于此心,她在《思痛录》中明心见性,一再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坦露自己的灵魂。她不仅是作家、编辑家,且为老革命、高级领导干部,这种双重位置,在那“左”的思潮一再以革命的名义称霸、肆虐并愈演愈烈的恶境里,她心里的矛盾、痛苦达到了最深度。她秉性善良、正直,无害人之心,但在那险恶氛围中,有时不得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之事,写违心的批判文章。有时还不得不遵从党组织之命,硬着心肠去向无辜青年宣布定罪,戴上右派帽子。有时甚至伤害了自己的亲属、老同学、老战友。因此,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责,自悔,说自己挨了整,也整了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君宜同志就是这样悔恨,这样严于自责的。
  牧惠同志说的很对:“一般说来,写出自己如何挨整和挨整时的痛苦乃至违心地为过关而往自己身上泼污水还不太难,难的是沉痛的为伤害自己的同志、自己的亲人而忏悔。”君宜同志能如此,确是很鲜见,很难能可贵的。也是牧惠同志与曾彦修同志合写有挽君宜同志之联:“一身正气唯叹牺牲良心,上下求索更能痛定思痛”。君宜同志痛定思痛,绝非只是为自己屡受冲击、折磨,为自己的革命老伴、曾为革命毁家抒难、对党无比忠实的杨述同志、竟被迫害致死而痛,她更是在为党为革命而痛。她长叹,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一切,本来就是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共产党人入党时宣誓过的决心;“但是,我宣誓时却没有想过这‘牺牲一切’竟包括自己的良心。”这是多么创巨痛深的感叹啊!“做人要讲良心”,“不能干昧良心的事”,这在旧社会也是广大人民最起码、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又哪料到,在我们党内,在社会主义新社会还有专制主义在作祟,竟以革命的面貌施行高压,逼得理应正直的共产党员有时还不得不讲违心的话,作违心的事,牺牲自己的良心!君宜同志一语道破这问题,可谓发人之未发,是透辟的,独到的。我们这些多少有类似经历的人读到这里能不震撼?能不猛省,扪心自问?能不要求自己更净化自己的灵魂?更深作反思?
  《思痛录》到1989年最后修订增补完成,但直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有的人见到此书还不高兴,说什么出这类书,应下不为例,但广大读者却非常欢迎它,争相传诵。杨团同志还将在君宜同志逝世前刚出版不久的《回应韦君宜》一书赠我。看看此书,就会了解到,有多少思想文化界的耆老名宿、大有知名度的大作家、中青年文学家、编辑出版工作者,以至普通青年、海外华人都在回应韦君宜。回应来自四面八方,声音是那么强烈、那么响亮、那么沉重。在此,我又想起爱因斯坦悼居里夫人之词:
  
  第一流人物对于历史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君宜同志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被誉为才女,她有学问,有文才,有思想,她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在培育后昆、编辑出版方面也卓有成就。但她的爱国爱民爱青年的赤忱,凛然的正气,勇敢顽强的意志,纯朴的高尚品格情怀,更使人深受感动。也因为君宜同志有这样高尚的精神、品格,她才能写出取得巨大社会反响的《思痛录》。
  
  斫冰兮积雪,极劳心兮忡忡。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杨团夫妇偕其两弟录这些《诗经》之句敬献在君宜同志的灵前。的确,君宜同志呕心沥血写出的《思痛录》是人们学习、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应读之书,“长无绝兮终古”,它必将传世。但凝结在这作品中的高尚爱国革命精神恰如春兰秋菊散发着君子般的清香正气,激励着人们更加奋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呼吁改革、完善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好从根本上杜绝专制主义之祸;这种正气也更将激励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去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一个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人。
  
  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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