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椽董笔写荒唐，受蔽伤人亦自伤。 　　一部辛酸断代史，阙如文字说秦皇。 　　当年幻梦入仙山，魂梦醒时泪已干。 　　泣血灵台难入定，痛思留与后人看。 　　麾下曾经作小兵，朝朝暮暮仰高风。 　　难忘大院门前语，劫后心潮可未平？！ 　　 　　上面是我在读完韦君宜的《思痛录》后，写的三首小诗。这本书曾长期脱销。我是1999年10月去江西旅游时，在庐山脚下的一家小书店里买到它的。当晚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一位革命老人，在历经劫难、大彻大悟之后，真实地记录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每次读着它时，我总是止不住内心的颤动。它无数次地唤起了我对作者——这位值得人们敬仰、我的老领导的许多往事的回忆。 　　最初的领路人 　　第一次见到韦君宜同志，是1950年的初夏，我刚从中央团校毕业、调入团中央工作不久。一天，在机关大院内见到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她，穿着一身灰布列宁装，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手里拿着一摞稿件，在我面前匆匆走过。人们告诉我：这是韦君宜同志，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事后还听人说，她当年是清华的高才生，“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机会而参加了革命，是知识分子背叛资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典型人物。自此，我对她就有着几分景仰。没有想到，两个多月以后，我去河北平山参加“宣传站”试点工作回机关，便安排在《中国青年》工作，成为韦君宜同志麾下的一个小兵。 　　 《中国青年》是一个历史悠久、读者众多、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能够到这样的单位工作，我是很高兴的。编辑部就设在北京东城区正义路3号团中央机关大院内；这里曾经是日本军营。在住过日本大兵的一间不算太大的办公室里，挤着十几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这就是 　　编辑部的基本队伍。当时，社长杨述和韦君宜同志没有办公室，就在机关南小楼的宿舍里办公。他们两位都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没有一点架子。在他们手下工作，虽然节奏紧张，常常“开夜车”赶稿子，但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 　　我本来是学法律的，文字工作不是我的专业。服从革命需要，来到编辑部，开始有些不大适应。有一次，秘书长吴佩纶同志让我写一篇介绍《中国青年》杂志的宣传稿。我写了，没有被采用，心里有点嘀咕；在一次送稿子去韦君宜同志家里时，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心事。我说：“ 　　我可能不大适合搞编辑工作。”记得韦君宜同志当时坐在一张堆满稿件的旧书桌前，听到我的述说，马上停止了工作，和我交谈起来。她说：“稿子写了，不被采用，这在老编辑中是常有的事。就是我们写的稿子，也不一定篇篇能用。你刚来不久，写的稿子没有被采用，这是难免的。以后常写写，多看看，不就行了！”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她见到我低头不语，又耐心地同我解释说：“搞报刊编辑工作，文字是很重要的。但比文字更重要的，是编辑思想。编什么文章？给谁看？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中国青年》杂志是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面向广大的青年读者。它紧跟时代，要了解当前中央的宣 　　传思想和有关政策，还要了解和研究青年群众中的思想倾向和问题。把这‘两头’的情况弄清楚了，才能确定文章要宣传什么、提倡什么，要反对什么。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的放矢，才有人看，才有社会效果。我估计，你写的东西没有被采用，主要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稿 　　子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内容。”说到这里，她稍停了一下，接着说：“熟悉编辑工作，写出好文章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慢慢来，好好干，我看别人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和平时一样，她说话的节奏很快，像打机关枪似的，句句打中了我的心。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提工作中的思想问题了。 　　韦君宜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她在布置任务时，总是安排得很具体，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有一次，她让我去全国妇联，找罗琼同志写一篇宣传新婚姻法的文章。她事先把编辑思想、约稿要求和联系方法，都告诉了我。我一一照办了。后来，文章来了。我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思路，提了点意见。君宜同志不以为然，对我说：“这是宣传政策的文章，主要要看观点是否正确，能不能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不一定要求我们每篇文章都像文艺作品那样，内容文字上讲究生动活泼。”为了培养编辑部的年轻人，韦君宜同志曾关照有关同志：要给年轻人以练笔的机会。当时刊物上有“新语林”一栏，每期刊载两三个约一二百字、针砭青年时弊的小品文。篇幅不大，却很受读者欢迎。这个栏目是我们年轻编辑练笔的地方。我就是从写“新语林”开始起步，然后从小到大，由浅入深，慢慢学会写长篇通讯和论文的。进社五个月后，1950年年底，刊物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采访通讯——《劳动模范张义昌》；之后不久，又发表我的一篇论述性文章——《要养成尊重教师的社会风气》。后者对当时歧视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在读者中反响较大。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社会重视，我是多么欣慰啊！当时，杨述同志也是我的领导和老师。他在清华参加“一二·九运动”时，就是有名的“笔杆子”和宣传家。五十年代初期，他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除了在刊物上撰写文章外，还经常到北京各大学给青年人作大报告，是名副其实的“宣传部长”。 　　我记得，当编辑部开会时，经常是杨述同志给我们传达和讲解当前的宣传思想，并具体化每期的宣传计划。他给我介绍过他的写作经验。比如，他在写议论文时常采用的“三段论”方法：“第一大段，写文章的由来和背景；第二大段，写文章的主题：第三大段，回答问题和反面 　　观点，使文章主题深入。”他作报告的内容，也常常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他去学校作报告时，常要我去帮他记录整理。在事后修改、补充和润色他的报告的时候，又兴致勃勃地跟我聊起他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典故和背景，并让我发表意见。当他的报告成为文章在报刊发表以后 　　，那不算多的稿费，也一定要和我分享。当我坚决拒绝时，他便送我一些小纪念品，我只好收下。 　　和杨述、韦君宜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是很开心和受教育的日子。从这两位比我年长的领导人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正是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我在工作中边学边干，一步一步地走上报刊工作的道路。此后，我干了一辈子的报刊文字工作。杨述、韦君宜同志是我最初 　　的领路人。 　　韦君宜同志对年轻人业务上要求很严，但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是很宽松的。《思痛录》里谈到，她在《中国青年》当总编辑期间，“三反”“五反”运动中查账的事，字里行间有些自责。其实，这怎么能怪她？当时，上面规定“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的比例，而且雷厉风行 　　，作为单位的领导，敢“顶牛”不执行吗？！实际上，在那次来势凶猛的运动中，编辑部人人都在检查过关。记得有次会上，一些同志把自己偶尔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写信，上餐馆吃几顿饭，也当成“公私不分”、“资产阶级思想”来检查批判。韦君宜同志当场就纠正道：“不要这么说。”当时，她对一些是非界限，还是很清楚的。 　　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 　　《中国青年》是政治思想教育刊物。五十年代解放初期，在杨述和韦君宜同志的主持下，这本刊物高扬革命人生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当时，编辑部组织了一大批知名的人物、作家和学者，如郭沫若、茅盾、胡乔木、于光远、艾思奇、田家英 　　、丁玲、胡风、丁浩川、李锐等人，为刊物撰写文章。他们的文章充实了刊物的内容，加强了刊物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在青年中、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社长和总编辑，杨述和韦君宜同志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他们两人的文章，各具特色：杨述同志文章，立论高远，联系实际，分析透彻，逻辑性很强；韦君宜同志的文章则是另外一种风格：朴实、明快、犀利、真挚感人。像冰心的《寄小读者》一样，她常常以朋友的身份 　　，用清新的笔调，写信和青年们娓娓谈心；讲述着发生在自己和周围的故事，从中引伸出许多深奥的人生哲理。这类文章很受读者们的欢迎。她写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妹妹的故事》、《三八节谈子君的悲剧》，以及《答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孩子》这些文章，在当时青年中 　　，是传诵一时、有口皆碑的。 　　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韦君宜同志关于爱国主义主题的宣传。在1950年到1953年，她曾多次在刊物上组织宣传中心、发表重头文章来宣扬爱国主义，批判当时一些青年中存在的自卑和崇洋媚外的思想。 　　记得有一回，她兴高采烈地来到办公室，我们以为她个人有什么好消息。原来是，她拿到了一篇好文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她笑着对大家说：“这篇文章，我们可要好好宣传。除了全文在刊物上照登外，还应该写点文章。”说罢，就回到自己宿舍里，当夜赶写了 　　《读“可爱的中国”》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她满怀激情地写道： 　　“《可爱的中国》，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用笔墨写的文章。这不是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展纸伸笔，草定几点提纲而后点染成篇的文章。读完《可爱的中国》，我就觉得这是我们近代革命史已经死去的无数革命先烈，站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死了，是为了什么？”“从志敏同志这篇文章里，我们又看到一百年来受难的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在这里大声 　　疾呼，诉说着半殖民地中国的重重苦难。志敏同志在这篇文章里所表现爱国主义的感情是这样的热烈，读到他所描写的祖国人民的苦难，不能不使人感到灼肤的痛楚。例如，他在长江轮船上看到三个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殴打、倒吊、侮辱的一段，在上海看到‘华人与狗不准 　　进园’的一段，还有看到办邮政的洋官，内河的外国兵船、租界上的‘洋大人’等等几段。读了他这些悲痛的诉说，我们怎能不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这么多年是受了多么难堪难忍的屈辱！又怎能不感觉到，帝国主义是和我们有着多深的血海冤仇的死对头啊！”她还写道：“在这篇文章的开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志敏同志，是一个单纯的爱国的小学生 　　。后来，他终于由一个单纯的、血性自负的爱国青年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韦君宜同志这里写的是方志敏的心路历程；其实她自己的情况又何尝不是这样？！在《思痛录》一书中，她反思过自己“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她的回答是：“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学起，学校就教给我们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告诉我们日本怎样马上就要打进来了，报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觉得，我们和日本不共戴天。”“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们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她另一篇文章《我的文学道路》，谈到了自己为什么在大学里没有选择文学道路？她的回答也是：“因为当时我正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过去，我有点不大理解：韦君宜同志有那么好的优越条件，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读了她这些文章，我开始认识到：她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家庭利益之上，因此投身革命。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许多革命者，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1951年年初，韦君宜同志访问苏联回来，曾满腔热情地写了《我更感到祖国的可爱》和《和学生们谈爱国主义实践》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里，她大声呼唤青年：“热爱祖国，竭尽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创造光明美丽的前程。” 　　也是在这段时期，在杨述和韦君宜同志的指导下，《中国青年》刊登了胡乔木、钱伟长等学术、思想界重要人士谈爱国主义的文章。《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副刊说，《中国青年》在爱国主义宣传中做出了表率。 　　纠“左”的先驱 　　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除了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外，还有指导青年工作的任务。当时正值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时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社会上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潮。这些思潮反映到青年工作中来，主要是：思想改造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宽，方式简单粗暴。比如，从五十年代初期起，一些学校和团支部，机械搬用过去机关“整风”的经验，在中小学生中大搞“思想改造运动”，要每个学生和团员写“思想检查”；不仅要批判和消灭反动思想、封建思想，还要批判和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搞到彻底为止”，“群众没有意见才算”。其次，有些学校提出“开展学习竞赛运动”的口号；认为“竞赛是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表现，“它可以提高学习情绪，刺激落后学生上进”；一些学校和班级提出“争当模范班”，“文科皆及格，理科皆甲等”，强迫功课好的同学和功课不好的同学进行“互助”，给学生们心理上造成极大的压力；个别学生在学习上不努力，便开会斗争他，等等。第三，搞“唯成份论”，歧视和打击家庭出身不好、特别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有的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为了表示自己“站稳立场”，便和家庭断绝一切联系，不要家里的经济和生活帮助；把穿花衣服当成“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这些现象，今天看起来，未免荒唐可笑；但在五十年代初期，却是普遍流行，司空见惯。 　　当时，针对青年和青年工作中的以上“左”的倾向，《中国青年》及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思想改造性急不得》、《不要在中小学校中搞‘思想改造运动’》和《学习不宜提倡竞赛》、《再论学习竞赛问题》，等等。这些文章指出：思想改造和学习都有着自己的规律，是 　　由低到高、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在现阶段，主要应批判反动的、封建的思想影响，而不是急于大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在学校里，对青年人，不能简单粗暴、要求过高过急。提高学习成绩，主要靠老师的引导，学生的自觉，讲究学习方法；搞竞赛， 　　强迫命令，对学生施加压力，不仅不能提高学习质量，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等等。策划和组织这些文章，韦君宜同志起了主要作用。她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了《在“三反”“五反”中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和团员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从穿花衣服谈起》等文章。这些文章宣传党的政策，划清了是非界限，纠正和解决了青年们思想上的一些糊涂观念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读者中普遍叫好。 　　在五十年代“宁‘左’勿右”的思潮中，韦君宜同志是纠“左”的先驱，是拨乱反正的积极宣传者。此后，她在经历过各种运动，亲眼看到“左”祸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之后，更有着切肤之痛。她反“左”的思想和写作，一直保持和延续到最后一息。 　　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韦君宜同志1939年赴延安，曾在中央青委、中央党校、新华社等单位工作，全国解放以后，先后在团中央、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岗位，她对青年和青年工作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她把第一个孩子取名“杨团”，作为在青年团工作的一个永久性纪念。离开青年团以后，她仍无时无刻都在关心团的工作和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1953年，杨述和韦君宜同志调离团中央，住在东城区台基厂北京市委的宿舍。那里离团中央机关很近。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他们家里去请教，有时还向杨述同志组稿，他当时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记得1956年的一天，我去到他们家。当时，韦君宜同志任《文艺学习》杂志主编。在闲聊中，她谈起了离开团中央以后的一些感受。她对我说：“离开了青年团，我最大的收获是，读了不少的书，开扩了眼界。我以为：应该让青年人获得各方面的知识。我现在编《文艺学习》， 　　不只是给青年介绍苏联的、革命的文艺小说，也介绍中外的各种名著。青年人只有知识丰富了，懂得古今中外的历史，才能眼界开阔，思想活跃，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和创造。你们刊物也应该注意这一点。” 　　是的，韦君宜同志一贯重视青年人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她在1951年写《长知识》一文，就提出青年应该“把知识范围扩大一些”。当时，《中国青年》编辑部设有学习组和文艺组，经常向青年介绍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和畅销的文学作品。不过，那时介绍的作品，大多是苏联小说， 　　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等等。这次，她提出要给青年介绍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让青年“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我感到，她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 也正是那个时候，《文艺学习》对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业师》在刊物上展开讨论。这是一本有争议的小说。书中主人公年轻的总农业师娜斯佳在出色的、创造性的工作过程中，由于反对官僚主义违反了纪律，因此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人们对此有不同议论。《文艺学习》在讨论中，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摆出来了。《中国青年》也对此发表了文章。 　　我问韦君宜同志：对这个讨论有些什么想法？ 　　“我认为：不能把青年人管得太死，应该尽量发扬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像娜斯佳，给集体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先不去检查上面的官僚主义，不去看她的工作成绩和社会效果，却去谴责她的组织纪律性？难道要把青年人一个个变成机械木头人不成？！”她的回答带着情绪，观点是鲜明的。后来，由于发表了反官僚主义、宣扬娜斯佳的文章，《中国青年》编辑部有关同志受到批评；《文艺学习》则由于还加上组织了另外一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刊物竟因此停刊。众所周知，这篇小说的年轻作者王蒙后来被打成右派；而杨述和韦君宜同志对此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尽管韦君宜同志在那段时期受到了很多责难，她并没有因此就改变她的观点和对青年人的关心和厚望。甚至在王蒙挨整下放新疆后，韦君宜同志还专门托人去新疆问候他。 　　韦君宜同志才华横溢，思想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她在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期间，本来可以有更多的创作问世，而她却总是把很多时间花在工作、开会和为别人编稿、改稿上。她曾很用心地扶持过许多青年作家、特别是青年女作家。1980年，青年作家竹林在上海同我谈起过韦君宜同志对她的帮助。她说：“我的创作《生活之路》几经周折终于出版，韦君宜同志起了决定性作用。她帮助我改善了进行创作的条件。我非常感谢她。”1988年6月，在《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之际，韦君宜同志在病榻上，用她颤抖着的手，给青年们写下如下一段话： 　　“热爱祖国，怀抱大志，追求理想，这是几代青年珍贵的传统。不论形势如何，虽九死其未悔。这是我对当代青年的希望。鄙视那些鼠目寸光的人吧。” 　　1992年，她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半身瘫痪，手脚不便，还断断续续地写了一本《我对年轻人说》的集子。在这本书里，她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说：“来信问：‘你有什么心里话要对年轻人说吧？’我说：有的。就是告诉年轻人或比较年轻的人，你的青春和壮年，都是很容易逝出的。千万不要以为来日方长。我现在老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是她对青年人的最后嘱咐。 　　韦君宜同志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她始终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重要的是，要朝前看”自从1957年我挨整下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没有见到韦君宜同志了。1963年，我回中国青年社工作。一个夏天的傍晚，在团中央机关大院前的街头花园散步；杨述和韦君宜同志也过来散步了。想不到，竟是韦君宜同志先主动同我打招呼。我好高兴啊！连 　　忙来到这两位老领导面前，一路便聊开了。“怎么，你也挨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韦君宜同志向我提出了问题。我知道，她这是在关心我。 　　我把我的情况简单如实地告诉了她：参加过肃反工作；在党支部肃反工作总结会上，给肃反工作正面地提了点意见，被揪出来了；上面认为“材料还不够”；于是，又三番两次动员我“向党交心”，“挖思想”；自己傻里巴几地对照报纸和“材料摘编”上的“右派观点”，把思想上所有共鸣的东西，统统端出来了。这样一来，材料够了，也就定了性，跑不了了。“唉！”她长叹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在短暂的寂静后，韦君宜同志又问我：“为什么你在下面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我告诉她：我在山西和北大荒先后劳动了整整四年。“可能是我对一些问题没有想通，在劳动中表现不够积极吧。”我这样回答。“你哪些问题没有想通？”她进一步问我。“不是常讲‘言者无罪’吗？一番好心，在党支部工作总结会上提出正面意见，为什么也成了罪？还有，听党的话，主动‘向党交心’，交待出来的思想，不是言论，为什么也成了罪？！”在老领导面前，我无所顾忌，开始发牢骚了，“更令我不解的是，我们社有个刚毕业不久的北大学生，姓张，鸣放时去人民大学听过林希翎的讲话。有人问他对林的讲话有什么想法？张点头表示：她有些话还有点道理。就这么一句话，只不过反映这一年轻人瞬间的思想活， 　　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观点哩，结果也被揪出来，划成右派。人们都说，张××是一个‘不够水平的点头右派’。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多老实的人呀！”听完了我的话，韦君宜同志“啊！”了一声，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问起中国青年社和《中国青年报》她所熟悉的一些同志，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就所知的给她说了。 　　我告诉她：在那次运动中，团中央系统大概有五十多人成了右派。《中国青年》杂志有6人，她认识的还有夏澍和昌沧，约占编辑部人数的20；《中国青年报》的比例可能更大，包括她认识的陈绪宗、陈模、钟沛璋、吴一铿、刘宾雁、丁望、王亚生等人；这些人当时分别担任报 　　社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各个部室主任的职务。报社编辑部的一些主要业务骨干，在那次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 　　“看来，团中央打的右派，是不是太多了些？！”她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在和杨述同志说话。杨述同志没有做声。我却止不住又说开了：“听说，这还是大大压缩了的，原来的数字更大。但这不是胡耀邦同志的责任。反右运动开始时，耀邦同志去苏联了。他回到新疆知道情况后，便给机关主事人通了电话，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耀邦同志当时想尽量保护一些同志，但周围的压力实在太大，除了保住了张黎群外；其余的人他都没有一点办法。”我还说：“这几年，我精神上虽受到了一些折磨；但身体还算好，没有受到过什么伤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韦君宜同志一边走着，一边劝慰我：“人生的道路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常常有许多偶然的事情在发生。我也差一点成了右派。我劝你，想不通的问题，慢慢把它想通。重要的是，要朝前看。现在，你回青年社工作了。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好好努力吧！你还年轻，以后还可以为党做很多事情的。” 在韦君宜同志和我谈话时，杨述同志始终在一旁用心听着。他默默无言，很少插话。 　　沿着团中央门前那条大家十分熟悉的林荫小路，我们徐行漫步。路上偶尔走过几个行人，韦君宜同志轻声细语，侃侃而谈；我在旁洗耳恭听。夜幕快降临时，我们在正义路南端东交民巷转弯处挥手告别。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记起了当年在南小楼她和我谈话的许多往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一个人的悲剧 　　我记住了韦君宜同志的话：“要朝前看！”我“朝前看”了，看到了什么呢？依然是“抓阶级斗争”，而且是“月月讲，天天讲”，愈演愈烈。两年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走资派”的韦君宜和杨述同志都被揪出来挨整了，而且听说整得很惨：杨述被打断了三根肋骨，韦君宜一度精神失常；以后，他们都下放到“五七干校”。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杨述同志去世不久，我才有机会去看望韦君宜同志。 　　大概是1980年10月，在北京贡院西街11号，一间陈设简陋、杂物凌乱的屋子里，我见到了韦君宜同志疲惫、憔悴的面容。在经受一场浩劫之后，她已一改以往的性格：见人不再热情洋溢、侃侃而谈，而是长久的静寂、沉默。几句寒暄之后，我提起了杨述同志。这时，我看到她慢慢起身，走到书桌前，从右边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杨述同志的遗物——他的旧体诗词手稿。我打开笔记本，默诵着杨述同志的诗。这些诗大都是他最后的年月写的，是在最险恶的情况下发出的心声。我至今仍记得其中两首： 　　“文化大革命”感怀 　　身经百斗丹心在，历尽沧桑志未寒。 　　棒喝鞭垂都不死，好留肝胆与君看。 　　闻邓公复起 　　黄钟遭毁弃，忧思久益深。 　　邓公一旦起，喜泪落纷纷。 　　韦君宜同志告诉我：“杨述一直到死前不久，还在盼望着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出来工作。他哪里知道，他患的是绝症！” 　　读着杨述同志的诗，我陡然记起了另一首诗。那是邓拓同志写给杨述的，曾裱成条幅，一直挂在杨述同志过去的客厅里。那首诗是这样的： 　　赠杨述同志 　　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 　　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 　　岁月有情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当年在杂志社编辑部，就听说过杨述同志“毁家纾难”的故事：为了革命事业，他把家里的土地、房屋和全部财产变卖，充作党的活动经费，并带动全家参加革命；他的一个哥哥被国民党活埋了。从“当年读书声”“意不平”的杨述，到赴汤蹈火、毁家纾难的杨述，再到“棒喝鞭垂都不死”的杨述，这位为革命献出了自己一生和整个家庭、“虽九死其未悔”的老人，蒙受过多少屈辱、摧残和灾难啊！ 　　记得我的老师吴宓说过一段话：“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就不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成为牺牲品。这尤其当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杨述同志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忠厚老实的好人。他的一生遭遇，不正是这样的吗？！ 　　几年前，我读过《露沙的路》。那里，韦君宜同志写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杨述同志无端被当成“特务”挨整的情况。那次看望韦君宜同志不久，我在《人民日报》上又读到她写的悼念杨述同志《蜡炷成灰》的文章。而在《思痛录》“当代人的悲剧”一章里，韦君宜同志则 　　详尽地叙述了杨述在“文革”中又一次的悲惨遭遇，以及他晚年的思想僵化、麻木和“愚忠” 　　 　　“当代人的悲剧”的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 　　“他死前一年半，还挣扎着写些短小的悼文，还去参加听报告，听会，还去要求工作。但是，他已经说不出几句意见来了。过去的‘宣传家’姿态完全消失，要叫新认识他的人来看，这人大概不过是个老废物。而他自己还不肯承认，还老跟我计议能做什么工作，到哪里去工作，至昏倒的前一天，还对我说：‘大夫说过我还能好。’我知道这已不可能，也就不再同他多谈。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实际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样有罪，虐待了这个老实人……” 　　 “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 　　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韦君宜同志是很重感情的人。1938年，她曾写过《牺牲者的自白》一文，那是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她的第一个恋人孙世实同志的。42年后，1980年，她又写了《一段补白》一文，述说了42年后的一些新的、沉痛的思索和感受。文章的结语这样写道：“谁知道我这个幸存者会活得这么长！我活到了他们所向往的‘将来’。这个他为之付出了 　　年轻生命的‘将来’。我看到了一切，包括自己挨斗，包括十年浩劫，包括浩劫中被整死的已经白发盈头的钱大姐，包括十年浩劫后又泛起的许多沉滓。重读前文，我的心千头万绪，无从说起。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 　　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他那样纯洁的热血难道白流了吗？人们啊！这样纯洁的热血当作水一样任其流去，是有罪的啊！怎么可以这样呢？用他们的热血换来的山河怎么可以随手糟蹋呢？我这才感到真正的痛苦。——为当年失去他的痛苦所远不能比较的 　　痛苦。” 　　当读到这些满怀悲愤的文字时，我的心颤栗了。 　　 当代董孤笔 　　1986年4月，韦君宜同志突发脑溢血，在抢救过来之后，从此长期瘫痪，卧床不起。 1994年2月，大概春节前后，我去看望过韦君宜同志。那是崇文门东大街22楼她的新居，一走进门，我看到房子是全新的，但陈设依然简旧：一间约12平米的卧室里，一张木板床，一个旧桌子，一个旧床头柜，几条旧木凳，这就是全部家当。韦君宜同志倚靠在床头，盖在身上的被子也相当陈旧了。她见到我来到床前，脸上露出了笑容，轻轻地对我说：“谢谢你来看我。”“不，应该谢谢的是你。谢谢你在病中还记得我。”我回答说。 　　我没有忘记：三个月前，在纪念《中国青年》创刊70周年的社友会上，放了韦君宜同志在 病榻上的谈话录音。她谈话中回忆了五十年代初期办《中国青年》的情景，提到了当年编辑部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我。当时，听着韦君宜同志的谈话录音，和杨述、韦君宜同志共事的许多 　　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啊！ 　　考虑到韦君宜同志的身体，我不能和她多谈。看到她言语不多，但脑子还清楚；还能下床来，在房里拄着拐杖走上几步，我感到高兴，心里在默默为她祝福！那次，临走时，杨团告诉我：“妈妈在病中身体虚弱，但脑海里依旧波涛汹涌。她在病榻上还在不停地写作。手颤得实在厉害，不能写字了，就口授让我记录整理，由弟弟都都来抄写。” 　　当时，我没有问：韦君宜同志究竟在写些什么？ 　　直到几年以后，我才陆陆续读到她的一些作品：除了《露沙的路》和《思痛录》外，还有《似水年华》，《我对年轻人说》，以及《老干部别传》，等等。这是一些多么感人的作品啊！在韦君宜同志的作品里，占大量篇幅，写得最多是人：除了写她自己外，还写了“一二·九 　　”时代她的同学、老师和战友[如韦毓梅，冯友兰、王瑶等]；写了解放以后，文化圈里的她的同事、上司和朋友[如周扬、冯雪峰、邵荃麟等]；还写了她认识的许多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如“病院众生相”、她的小保姆等]。她写这些人，不是写个人之间的私交，不是写趣闻逸事， 　　而是写社会动荡的年代，他们之间的共同经历和感受。她的书写了从1940年到1976年这段历史中许多不同人物的遭遇，从中折射出时代的沧桑曲折，一代人的苦难酸辛，以及决策人的荒唐暴戾。 　　她写的这些，不论是散文、回忆录，或是小说，都是真实的人和实在的事，其中许多还是我所熟悉的。比如，她那篇得奖的小说《洗礼》中祁原的原型，不就是我认识的、在“反右派运动”中跳楼自杀的戚学毅吗？！即使写她所敬重的人，也不是一味赞扬和吹捧，而是实事求是，有褒有贬。比如，韦君宜同志写到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领路人”、“宁‘右’勿‘左’”的蒋南翔，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一些表现：“他同意了有些人的划右派”。对于这一点，她有所保留地说：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通。”直率之情，跃然纸上。读着韦君宜同志的作品，我深深感到：和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一样，这不是一个人伏案、兴之所至、随意点染成篇之作。它是一个革命老人在饱经沧桑之后，痛定思痛，怀着一种神圣的历史责任感，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饱满的激情，磅礴的气概，呕心沥血地写下的许多值得保留的珍贵史料。 　　我国古代有许多正直的史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他们秉笔直书，臧否人物，为后世写史的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韦君宜同志不是史官，可她是在用董孤的如椽铁笔，来书写和点评历史，虽然还有许多想说的话来不及说完，她的《思痛录》已成为传世之作。更难而可贵的是，韦君宜同志严于律己的精神。她不仅审视历史，审视社会，审视别人，同时也无时无刻地在审视自己，无情地剖析自己。读读《思痛录》中“一个普通人的启示”和“记周扬”这两章：韦君宜同志对下属编辑李兴华无端被打成右派，她公开承认“制造这个悲剧的人的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她对最后一次和周扬的谈话的反思：“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她面前做世故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在“编辑的忏悔”一章中，她忏悔自己“在当编辑，编造过一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还有，她对没有能照顾好革命前辈冯雪峰而惭愧和自悔，等等。读到这些，能不为她的真诚和纯洁所感动吗？！能不使人感到她的胸怀是何等坦荡，人格是何等高尚吗？！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里，曾大声呼吁那些在“文革”中整过人、有过错误的红卫兵们进行反思，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忏悔自己的错误。我至今还没有听到和看到，有哪个当年的红卫兵做到了这点。但我却看到了：当年挨斗、挨整的韦君宜老人做到了这点。她的坦诚大度，她崇高的情操和品德，已赢得了千千万万人们的敬重。这件事本身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今年2月4日，在北京八宝山送别韦君宜同志归来之后，在她家里她的灵堂遗像前，杨团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和我妈妈共事只有三年，而且你们之间还有一个年龄段。可五十年来，你们交往不断，一直保持到晚年。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回答是：“是她的人格魅力在吸引着我。我一生中有过许多的领导和老师：其中一些人我早已淡忘了；有的人我鄙视他；而韦君宜同志，我却一直记着她。我觉得，她和胡耀邦同志一样，身上有着一股浩然正气。她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2002年2月于北京三里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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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3/26 18: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