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韦君宜的人生道路是从“清华园”开始的。在天津“南开女中”读书时，东北沦陷后“勿忘国耻”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朦胧的民主革命要求为她日后的思想发展打下基础；但这时，她的主要方面还是一个禀赋聪慧、很知道用功的中学生，毕业前夕，她曾自动向老师交了一篇《论陶渊明》的毕业论文。1934年她同时被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录取。当时的清华大学，在梅贻琦校长主持下，聚集了向像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等一批国内知名的一流学者教授。在学术研究、师生之间，校园各项活动中，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成为许多学子升学时首选的一所大学。在中学时韦君宜的国文课，、作文课很优秀，也是出了名的，但这时她却觉得单一的学科已不能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在面对专业方向选择时，探讨一些社会人生、宇宙自然更深刻的，带有哲理性的问题，却对她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于是她成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十级新生中的唯一女生。入学时系主任冯友兰先生把十来名新生请到自己家中，同他们进行了一次谈话，便成了这批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 　　初入“清华”的韦君宜对“水木清华”新的学习环境很是陶醉。坐在“静斋”宿舍往西眺望，不远处便是“环池”一带的秋景了，忽听到大礼堂传来了悠扬的琴声，一股对校园秋色秋景的感受不禁涌上心头：“鸟声在东边鸣了西边又鸣，/树影成行，/已倒沉在水底。/礼堂里的琴波颤了来，/谐和了水波的颤。/满地都静。/天有黄叶还恋着这一池残水，/横直综错，满地都亲吻遍。……”（《静眺》，刊《清华周刊》第42卷，笔名陶情。）韦君宜还喜欢用旧体诗来抒情状物。从环池再远眺望，就是一带西山了，那夕照的美景令她神驰：“夕晖一点透林明，坐听虫声共鸟声；敛黛西山初浴罢，云轻雾薄晚妆成”。 　　她又是一个有自己精神追求的清华学子，挟着书本进出教室和图书馆，走路很快，喜爱阅读，敏于观察思索，心存对美好社会人生的憧憬。她性格内向，话不多，看不出她和谁多么要好、喜欢什么人。 　　“清华园”地下火在运行燃烧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逼近华北，局势很紧张，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等签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已经公布。1934年冬天在校园内革命组织“现代座谈会”公开招收会员，中学同学毛掬动员他她参加了这个组织。她被编在哲学组，认识了许多并非本班的男女同学，他们一起学习《辩证唯物论教程》等革命理论，介绍她看进步书籍，“上海出版的那些进步书刊变成我案头常备的作品”。开始不怎么发言，但很专注，逐渐也跟他们“高谈阔论”起来。通过学习，她提高了理论水平和革命觉悟，写出了一篇《理论能拉住事实吗？》的哲学论文，发表在《清华周刊》第43卷第1期“清华论坛”栏目上。 　　在清华校园有一本学生自己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清华周刊》，每卷由学生会推荐主编。第43卷主编由蒋南翔担任，特聘韦君宜等十多名为“特约撰稿人”。在本卷她除了发表一篇哲学论文，尚发表两篇“书评”——《大学生日记》和《由一本书看到——读〈革命哲学〉后》。韦君宜的“书评”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过现象抓住实质，很有说服力，且带有散文手法，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现代座谈会”不就久遭到解散，学子们那“指点江山”的热烈场景一下子冷清下来。韦君宜曾有过苦闷,但她又是非常执着的，她认准的路就要走下去，在一篇散文中她写到：“我隐约听见你在人间的另一角落叫我，想找你，却不知道怎么能打通从我这儿到你那里的一条路。假如我找着你了不论那路上有多少砂石，多少荆棘，我也情愿去。”（《寄不出回信》）到了暑假，她带着妹妹莲一随毛掬一行五人去了日本找“光明的路”。在日本东京，她被中国左翼文化人的活动所吸引，给家里去信不想回国了，自然遭到父母的反对。一位农学院的教授对她们说“爱国还得回去。”这时她收到了中文系九级进步女生韦毓梅（孙兰）的一封信，要他立即回国，告知开学后要在“静斋”女生宿舍成立一个小组，开展革命活动。 　　1935年大二开学后，韦君宜参加的静斋六人小组在地下党员蒋南翔领导下，定期召开小组会，并在静斋团结进步同学组织流动图书站，开展出壁报、举办座谈会等项活动。六人小组是秘密的“社联”小组，又受后来成立的清华“民族武装救国会”的领导，在不久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这个小组发挥了骨干作用。在参加京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中，受到锻炼和教育，成为刚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的第一批成员。韦君宜通过实际斗争，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经蒋南翔介绍参加了共青团，后又转为共产党员，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此她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 　　韦君宜是“一二·九”运动著名的笔杆子。在“一二·九”游行那天，她受命写的对口词《老百姓》印成传单随队散发，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她还运用天津“时调”等通俗文体，结合革命斗争需要填写新词，写出了不少富于鼓动性的通俗作品，在运动中广为流传。在“静斋”壁报上她写的那些针贬时弊的短文，受到了校内许多人的赞赏。当时在“学运”小报如《北平学生》、《民族解放》等都可以见到她的文章，编者向她求助，她总是慨然应之，包括经济上的支持。她应“学联”的要求为郭清烈士追悼会写的《祭郭清》悼文，用大字横幅挂在主席台上方，既是对敌的檄文，也是前进的号角，起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同室好友六人小组成员之一的王作民回忆说：“她对生活感受的深，观察细微，善于思索，加以书读得多，所以下笔成章，在一起时，看她似乎不经意，但通过她的笔，使人感到他看到的听到的比谁都多，一件普通的事，由她的笔写出来，能从中看出深一层的东西，与众不同。”韦君宜对自己“专门赶任务”是“乐此不疲”的。她全身心地把自己的革命热情和聪明才智献给了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韦君宜同时在校内外的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她自幼喜爱文学，入“南开女中”以来，读了不少像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尤其关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的兴起，因而当她开始向新的人生迈进之际，拿起笔来，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对现实的关注，对新的社会理想的渴望，很自然的成了她的精神追求。早期两篇抒情散文《寄不出去的信》和《告诉》（分别发表于天津《庸报》、《大公报》）便表现了她在人生道路上执着追求和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处女作《小坑》更着重表现了她对人生的思考。短篇投寄给当时全国闻名的大型杂志天津《国闻周报》，很快发表了出来。该刊登载不少像老舍的《月牙儿》那样的名家名作，韦君宜的处女作发表于此，自然引人瞩目。短篇通过两个知识女性，对人生、理想、信念的不同追求，提出“生活里没有了山峰和大沟，却有无数的小坑横在前面。”启发人们应该敢于攀登人生的极至——山峰，敢于跨越人生的险境——大沟。这富有哲理性的思考，却验证了作者后来所走的人生道路。另一短篇《探监》写于“一二·九”运动之际（刊于天津《大公报·文艺栏》，着重歌颂了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一年后又在《清华周刊》第45卷上发表了她的第三个短篇《第一道光》。此篇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而作，真实地反映了这场革命运动如何改变着整个一代人的人生道路。 　　韦君宜的早期作品（包括散文、小说、诗词、书评等），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或讴歌革命者的献身精神，或鞭挞社会的虚伪丑恶，都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她感受敏锐，观察细致，善于在现实的矛盾中展示人物性格、思想面貌，表现出驾驭题材、提炼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作者又是从校园文化中走出来的具有革命理想的文学新秀，在她的作品中往往闪露出青春的气息、浪漫主义情怀。这些早期作品理当成为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一支新蕾，同时也是对“五四”青春文学的传承。但是作者的这一创作势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作者辗转南北等原因，长期以来她的创作只能呈现出时续时断的发展态势。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清华”提前举行了大考，随即放了暑假。韦君宜回到了天津法租界的家中。不久京津相继失陷，成为敌占区。家中迫于他她与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大妹莲一的要求，又考虑到女儿的安全和学业前途，同意她们可以南下复学。自然做了精心的安排，同船有世交长辈护送，时任国民党军委会行营参谋处长的二叔在香港接船。韦君宜姐妹对家中的安排并不以为然。当船快驶进烟台时，韦君宜称病说服了护送他们的世交长辈，一行四人半途在青岛下了船。又改乘火车西去，汇入到广大流亡学生的人群中。沿途各大站都设有京津流亡学生接待站，在石家庄，还参加了伤兵医院的工作。此去韦君宜是抱着木兰从军的决心告别双亲的： 　　斩断柔情剩壮心，木兰此去即从军； 　　早因多难论高义，已到艰危敢爱身； 　　如此江山非吾土，伤兹父老竟谁民； 　　愿得一片胸头血，洒作神州万树春。（《别天津·七律》） 　　韦君宜姐妹辗转到了汉口后，她去了长沙，到临时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后改称西南联大）报到注册。等待开学的韦君宜就像似一只离群的孤雁，许多并肩战斗的战友离散了，“民先”总队已撤退至山西临汾，自己与党组织也已失去了联系。她决心放弃学业去武汉找党组织。当她在街上迎面遇到文学院长兼哲学心理学系主任冯友兰先生时，向他表示了自己想离开学校找机会参加抗战的想法。先生听后沉吟片刻，立即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说完，师生握手道别。从此韦君宜告别了“清华”。但她在这里留下的青春足迹，那难以忘怀的峥嵘岁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却永远铭刻在她的心上。此后的岁月，母校“清华”、“一二·九”运动，成了她一生永不磨灭的最珍贵的情结。 　　到武汉后不久，她与妹妹莲一参加了由湖北省委举办的七里坪“抗日青年训练班”，在这里她恢复了党的关系。结业后，先后被省委派到襄阳从事青年救亡工作。后又派她到宜昌。在宜昌，韦君宜的二叔有一幢房产，四叔四婶看管着。在这里她以侄小姐的身份作掩护，在省委领导下恢复被破坏的宜昌地区党的地下组织，这个家实际上就成了区工委的机关，韦君宜任区工委组织委员。没有想到，前来跟她接关系担任宜昌区工委书记的却是清华中文系学生孙世实。对孙世实她有所了解，曾在“一二·九”运动中担任过“北平学联”常委。韦君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与孙世实在共同战斗中相爱了，他们互相鼓励，相约待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后，携手回到清华继续完成学业，一段多么美好的人生之旅啊。然而这却成了一曲哀婉的歌。 　　1938年夏秋间，国民党下令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三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武汉的进步活动由火热被迫转入地下。临危受命，韦君宜被省委从宜昌调回武汉，负责恢复这些革命团体的活动，同时发动队员准备打游击保卫大武汉。正在这紧张的工作之际，韦君宜的母亲带着父亲的亲笔信，从千里迢迢的敌占区北平，绕道从海路经香港来到汉口的二叔家。家中对她们姐妹弃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早已有人报信，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两个女儿从救亡前线拉回来。这次是母亲亲自坐阵，父亲的亲笔信更是情真意切，以自费留学美国相许，劝自己的女儿“学有成就报国不迟”。父母的良苦用心，动摇不了女儿献身抗日救国的大志，她早已下定决心“已到艰危敢献身”，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怎能远走高飞奔向那太平洋的彼岸。 　　韦君宜投身革命、抗日救国的精神，对他的家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从北平成为敌占区，在侵略军中有不少高官是其父魏仲横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们登门拜访，许以东北铁道部长或日伪政权的要职，都坚决被他拒绝了。曾与人说，“子女将来还要做人”。后来索性躲到上海租界，以经商为生计，来往于北平、上海间。韦君宜的弟妹后来也都参加了革命，大弟留学美国，是建国后第一批归国人员之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南京陷落后日本侵略军逼进武汉。在武汉大撤退中韦君宜与孙世实本来是同一只船撤离的，但因工作关系，孙世实赶到船上未能与韦君宜谋面留下一张纸条便匆匆离去。这竟成了他们一次没有见面的诀别。当孙世实所乘的最后一批撤退八路军办事处的船只驶离武汉不久，遭遇到敌机的袭击，孙世实为救助一名病中的同志，失去了自救的机会而不幸遇难。韦君宜遭遇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失去亲人的惨痛一幕，日本侵略者夺去了她生命中最亲密的人。在一篇《牺牲者的自白》中，她发出了从痛苦中挣扎出来，要为死者也为祖国报那血海深仇的决心。这是用血与泪写成的“自白”，读之令人动情：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再也没话可说了。我想退去，但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我还有什么呢？”“你还有自己的生命！” 　　1939年1月7日当这篇文章在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第3卷第4期上发表出来时，韦君宜已离开大后方，由组织安排，奔向了敌后根据地首府延安。 　　 　　三 　　在宜昌，省委领导决定送韦君宜去延安时，曾亲切地对她说：“回延安就到家了，你会觉得心里好过些。”这充满关爱的话，使她终身难忘。她到了重庆，见到二叔时谎称去昆明上学，要了一笔钱便乘飞机到了成都。又启程经西安来到了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这时延安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委”）正在筹备出版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他们对这位女青年的文才早已有所闻。韦君宜到延安不久，时任“青委”副书记兼“中国青年社”社长的胡乔木亲自找她谈话，留她在中国青年社任编辑。这以后韦君宜的工作虽有变动，却几乎一直战斗在编辑工作的岗位上。在根据地相继担任过《中国青年》延安版的编辑、晋西版的主编、绥德地委《抗战报》编辑、记者，解放战争时期任延安新华社口语广播部编辑，直至1948年参加新民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复刊。 　　 1940年韦君宜受延安中国青年社的派遣，带着出版《中国青年》晋西版的任务，东渡黄河来到晋西首府兴景。晋西“青委”刚刚成立，她是九人常委之一，主要负责出版《中国青年》晋西版的工作。在这里她度过了根据地最艰苦、敌人扫荡最残酷的岁月。1941年4月，她从晋西被调回延安。这时延安的《中国青年》已停刊，她被安排在延安中央青年干校执教，生活相对的稳定。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晋西北的那段岁月依然萦绕于她的心怀，她很高兴有了一个发表作品的机会。不久便把反映晋西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一个短篇投给了创刊不久的《解放日报》，很快便在7月8日第二版上刊登出来。短篇《龙》（原题为《龙——晋西北的民间传说》），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大旱之年天上的龙并没有应验来解放虔诚求雨的农民，而人间的龙（贺龙）却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作品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根据地农民思想面貌发生的变化，构思新颖，巧妙地将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文学语言独具匠心。《龙》是韦君宜的成名作，和丁玲、孙犁等名家代表作一起，被收入由周扬选编的1946年、1947年东北书店出版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全国解放后又被编入初中语文课本，同时为各种版本的解放区创作选选入。另一个短篇《群众》发表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短篇以清新明快的笔调，写了三个城市奔向根据地的女青年，在乡下做群众工作时，他们怎样用眼睛寻找群众，终于认识了群众就在自己身边的一段故事。作品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文学语言在自然中透出幽默，反映了知识女性到根据地后对生活的新鲜感受。《龙》、《群众》两个短篇在创作中倾向上，既表现了新的现实、新的感受，又与“一二·九”前后的创作有着一脉相承之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一定的浪漫气息。 　　1943年韦君宜与杨述在绥德编辑《抗战报》时，他们陷入了一场由延安“审干”发展起来的“抢救运动”中。杨述被打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这场遍及敌后根据地的运动是韦君宜参加革命后所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她想起省委领导人对她说的一番话。啊，“家”里也有诬陷好人、迫害忠良的事。她曾一度陷入痛苦、沉思之中。1944年杨述得到平反，很快他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又投入到一场解放战争中。 　　1947年春，廖承志率领新华总社，按行军行列，随中央“工委”从陕甘宁边区瓦窑堡出发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横穿山西岚县、静乐等县，历经三、四个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山县境内，完成了一次战略大转移。9月13日中央召开工地工作会议，韦君宜参加了“青委”系统的平山县温塘区土改工作团，任温塘区委委员。 　　此间在《晋察日报》发表了她在根据地的第三个短篇《三个朋友》。（《人民日报》晋察冀版自10月2日起转载）《三个朋友》描写的是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查租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称描写了“我”在与三个朋友——农民、农村绅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种种关系中，也是知识分子“我”在思想感情深处所发生的变化，那点自己的天地情调，在与农民朋友刘金厚的接触中，“各种破东西就被他一层一层剥掉了”，知道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的脚应该站在什么地方。作品创作倾向是很明显的，即着重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他们的政治态度。当时解放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将被推翻，因而《三个朋友》的出现及时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具体描写上，将作品的思想倾向与根据地生动的生活画面作了较好的结合，标志着韦君宜文学创作在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长足的发展。然而短篇最后又通过“我”强调只有和农民朋友在一起才“真是胜读十年书，”而且在作品中对知识分子朋友作为农民朋友的陪衬，描写也是简单化了些，使作品存在着理念大于形象的缺陷。当一种创作思想被绝对化，神圣化时，往往会出现某种偏离生活本身逻辑的可能。 　　也许韦君宜更喜欢通过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感受吧，在战火烽飞的年代她写了不少的诗词作品。从离开天津踏上流亡之途作《别天津》，在宜昌作《流亡中》、《清华杂忆》组诗、多行诗《流亡一年忆清华》，到离开大后方写《悼亡之作》、《晋西北新征途》、《空室清野》、多行诗《晋西北家书》、《夫子庙拾炭诗》，直到《四三年审干后作》、《延安早春》、《八一五日本投降》、《晋察冀行军过云中山》、《潜北京》、《还乡吟》等，总共四十余首，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十余年的战争岁月。韦君宜的诗词既不失古典诗的韵味，又具有现代诗的底蕴，近乎新诗的语言而不失古典诗的文采，读起来朗朗上口，可自成一格了。 　　散文创作可以看出由抒情散文向叙事文体发展的轨迹。在叙事中注入作者的主观感受或直接作为角色进入作品，是韦君宜叙事文体一个重要特点。她在《中国青年》写的文稿也大都具有这些特点，都很有个性。《八年行脚录》当属这一类散文的代表作。它上接《流亡记》（流亡一年后在宜昌所作，已佚失），下接《还乡记》（1947年底潜回北平对国统区的见闻）。三篇纪实作品都以作者行踪作为贯穿，即可联成一体，又可各自一篇。《八年》写于“八·一五”光复之际，实际只写了五年，从1938年武汉撤退写起，在大后方的一段情感，及到了根据地地后的几年经历。文章看来不似一般抗日文学那么豪情满怀，用了较多的篇幅写了敌后所面临的饥饿与艰苦的战斗环境，从而表现了一代革命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散文写作是运用了简练而富于文采的浅近文言文，写出独具匠心，别有天地，日帝侵略者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敌后斗争的生活如同一幅画面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现当代作家中，能用集中笔墨进行写作，并不多见。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青委”决定筹备成立进步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韦君宜和杨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主要负责《中国青年》复刊的工作。 　　“万里山河凭放手，千章锦帜入名城。生还父老应犹健，子弟兵归唱大风”。（《八一五日本投降》诗句）怀着胜利的喜悦和豪情，韦君宜、杨述随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进驻了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 　　四 　　 入城不久，这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新产生的“团中央”中，韦君宜宣传部副部长兼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主编。她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开国大典，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她热爱青年，关心和指导他们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后来她将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集结成一本《前进的脚迹》，是她和青年们在新中国的道路上一起前进所留下的脚迹，同时也是一段时间以来韦君宜心迹里程的纪录。 　　 1953年已过了三十五岁的韦君宜从“团中央”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被安排在北京“市委”任“文委”副书记。后来又调至中国作家协会（“作协”）任党组成员，负责筹备“作协”机关刊物《文艺学习》的出版工作。 　　 《文艺学习》自1954年4月创刊后，便成为广大文学青年的良师益友，对拓展他们的视野，提高文学修养和创作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文艺学习》当然不能脱离开当年特定的政治气候。但是她在活跃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学上却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开辟“创作之页”，鼓励新人新作，当代文坛上相当活跃的一些青年作家林斤澜、从维熙、流沙河、华侨文学青年王一桃等都是从这里开始走上文坛的。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从1956年12期起对当时有争议的王蒙新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设专栏开展讨论。许多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秦兆阳、刘宾、康濯、艾芜等都纷纷著文参加谈论，一时文坛十分活跃。直至1957年第5期刊出了作家刘绍棠的一篇题为《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的文章，使这一讨论更加深入，涉及到现实中一些文艺问题。该文提出清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理论和影响的重要性，主张要创作出真正忠实于生活的真实作品，可以有不同的创作方法。同时认为毛主席的《讲话》可分为两部分，策略性的理论和纲领性的理论。随之以“矛盾在那里”为专栏继续刊登了几篇讨论文章。该刊编委黄秋耘在题为《刺在那里？》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我认为教条主义对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有害影响，就表现在提倡粉饰现实，反对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问题上面。”然而这场仅限于“人民文学艺术事业内部矛盾”的正常讨论，一些作者却在很快发生的那场“反右”斗争中，遭到讨伐。参与其事身为刊物主编的韦君宜，自然难逃其责。这时她的一篇散记《乘公共汽车旅行记》刚好在这年7月由彭子冈主编的《旅行家》杂志上发表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韦君宜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文发表时，编者为了增强效果，还插以两幅漫画，一幅为老百姓等候汽车时的众生相，一幅是一个胖子模样的干部挥手告以没有汽车。不久，果然在8月10日《人民日报》上刊出了一篇题为《不准把“旅行家”变成文汇报第二》的揭批文章，点了韦君宜的名，直指她这篇文章是“把社会主义的公共交通描写的杂乱不堪，并且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挑拨军民关系”。本来只是一篇提出公共汽车管理上问题的文章，却上纲上线倒是诬蔑社会主义，攻击解放军。韦君宜的处境十分困难，随时有被划右派的危险。杨述见此情况，不得不向胡乔木、蒋南翔打电话告急。当时被誉为京城“三才女”的韦君宜、彭子冈，其中两人都已划成右派，只剩下她一人等待宣判。就在这自身难保的情形下，韦君宜在得知编委黄秋耘将被划右派消息后，仍然敢于承担责任，她向组织表示，如果黄为右派，作为主编，她亦应划右派。这样，一直等待了一段时间直到这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标题《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思想，作家协会大整大改》的新闻报道，他们的“问题”才有了结论。结论内中写到：“作家协会在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对文艺领域内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这种思想批判的工作，在整风整改阶段中还将进一步展开。到目前为止中共作家协会党组织已经召开了五次扩大会议，对“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和编委黄秋耘两同志在文艺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韦君宜、黄秋耘已经作了初步检讨。”随之韦君宜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文艺学习》也被迫停刊，安排她在《人民文学》任副主编，带职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花园公社榆林大队进行劳动锻炼。 　　韦君宜是一个很认真执着追求的革命者，对这场从天而降，在全国刮起的政治风暴中，许多忠诚的革命同志打入另册成为敌我矛盾，她自己抛弃富裕生活，抛弃学业，追遂革命从南到北，一心只想求得民族的解放，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为新中国而奋斗，却险些成了人民的敌人。对此她大惑不解，迷惘、痛切的心情无以倾述，也许在诗词中才能真切的表达出来：“抱影清宵辗转时，秋寒猎猎已难支，朱颜丝鬓缘谁尽，卧雪寒冰不可思。宁惜一身甘粉碎，每怀天下欲成痴，人生所苦心难死，碎问君前知未知。”（《一九五七年有感》）。 　　1958年一场以贯彻党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目标的规模更大的全国性的运动在城乡开展起来。农民吃食堂，粮食亩产放卫星，土法炼钢星罗棋布，“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口号响亮地提了出来。群众性的“大跃进诗歌”享誉全国，编写工厂史、工矿史、公社史形成了一股潮流。为适应这种形势，文艺界提出了“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的创作方向。“作协”为了抓好这一蓬勃发展起来的群众性的创作热潮，一面抓“大跃进诗歌”推出了一本《红旗歌谣》，一面也准备抓一部较高水平的工厂史。从农村下放刚回单位的韦君宜，被安排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蹲点，参与和主持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的写作班子。经过一年余的努力，与工人结合的一部具有历史真实性与可读性、编排水平较高的厂史终于完稿出版。《北方的红星》的问世，在当时影响很大，颇受好评，对开展和提高厂史的写作水平起到了一定示范的作用。韦君宜在这项工作中也显示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编辑水平。 　　1960年她调至作家出版社负责某一栏目的编辑工作，后又提任副总编、副社长。不久该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仍任副总编、副社长，总编、社长严文井的工作主要在“作协”方面，所以实际是由她来抓社的全面工作。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日常行政工作和频频的各项运动之余，韦君宜还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短篇小说。除几篇是写革命历史题材、描写革命工人精神面貌和斗争生活的作品，多数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其中描写农村题材，表现农村各类人物面貌的如《月夜清歌》、《访旧》、《路迂》等，是她这时期的代表作。这些短篇小说在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同时，作者还善于捕捉新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矛盾。这些新生活里新的矛盾，是现实生活中本来存在的，一个作家应该有责任有勇气去揭示它，而让读者去发现体会他们不曾见到或没有来得及注意到的一些东西。《月夜清歌》（发表于《北京文艺》1962年10月号）曾受到老作家茅盾的好评。故事是下放农村的文艺界干部，发现了一个颇具歌唱天才，天资聪慧的农村姑娘陈秀秀，他们出于职业习惯，想把陈秀秀送到大城市的音乐学府深造，将来能成为在舞台上一展歌喉的星级歌唱家。但却碰到了姑娘未婚夫和家人的反对，姑娘本人也态度暧昧。最后的结局是这些下放干部碰了壁，陈秀秀依然是属于月夜中飘荡着果香的那块土地，篇尾的一段描写明白的表达了短篇的这一题旨。但是短篇却没有把围绕这个问题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写得很分明，而是照着生活本来的面目写下来，因而就留下了一些给读者思索的空间。在思想观念的对立中，并非绝对好，或不对，在这里作者是没有站出来化线的。陈秀秀的歌声只能荡漾在果园里才是最美妙的吗，农民的天地就应该是属于多少年来存在的这块生存环境中吗，下放干部们的想法就没有和农民沟通的余地吗。在艺术创作中，生活本身高于或突破作者写作意图的情形是常有的。这应是韦君宜这时期优秀之作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五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先是贯彻“巩固、充实、发展、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很快又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了因一本描写革命烈士的小说《刘志丹》，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用小说来反党”的文艺领域的重大事件，全国上下清查“反党”小说随之展开。做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韦君宜自然抓紧进行这项工作，却不知，她的那篇《月夜清歌》和另一篇《访旧》，已当作了清理的对象，而被送到上面进行审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一本已付排版即将出版的作品集，也只好主动撤了下来。 　　接着1963年12月、1964年6月，关于文艺界两个批示的最高指示下达后，文艺界的风声更紧，作家协会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整风”。农村也不例外，据说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全国派遣几十万干部分批到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1965年韦君宜亲自带队去了河南安阳，参加那里的“四清”运动。 　　这时一场以“文化革命”名义进行的运动已在紧锣密鼓进行。“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遭到批判，矛头直指“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最高司令部，党报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迅猛之势席卷全国。 　　 韦君宜对杨述被点名为“三家村”干将已从报纸上看到了。但她没有想到这把火很快就烧到她头上来。她和一起参加“四清”的同社的人从“四清”的岗位被急令召回，下车伊始便是一片“打倒”声，到了单位没让回家立即被揪了出来，一夜间成了“黑帮”、“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抄家蹲牛棚自不免。杨述被打折了肋骨，女儿插队去了云南边陲，一个愚钝的儿子成了被随意辱骂的“狗崽子”而加重了病情。韦君宜几乎已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 　　1969年，她被下放到湖北省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湖北是她熟悉的地方，三十年前在那烽火的抗日救亡年代，她是从这里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武汉、七里坪、襄阳、宜昌，那战斗的岁月，她怎能忘记。如今却以戴罪之身，名曰走“五七”道路，实则是进行监督改造。但她没有眼泪，更没有“心死”，她虽已到了“天命”之年，却坚持不要照顾，跟大家一起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去大田干重活。他坚韧地挺着腰杆，一干就是三年。终于在1972年获得“解放”，被定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担任了连队指导员。在参加复查定案落实政策的工作中，他挑灯审阅材料，内查外调，翻了不少错案。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为错案平反，她感到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快乐。 　　1973年她做为被结合的干部调回单位。那难熬而充满矛盾斗争的四年，不免和军宣队的人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更多地是用沉默以示自己的不满，也作了一些他后来为之忏悔的事情。选题（包括选作者）、定稿和出版，一切都在军宣队主持下的党委来决定，她做为一名管业务的社领导，也只能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帮助那些不是作家的作者编造一些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故事。尽管如此，在反“黑线回潮”中仍以“挤沙子”、排挤军代表的罪名而受到批判。对自己这段时间回到社里参加工作，她后来写到：“‘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回到了真正的囚笼’。她告诫人们，这十年的文艺并非“一片白纸”，“这批不懂什么的初中学生的颐指气使便决定了文艺界好几年的命运”。 　　“文革”的这后半截，同前半截一样，使她目睹了不少诬陷罗识、谬妄无知、荒唐可笑的事，而这一切又是堂而皇之冠之以“革命”的名义。周总理逝世，她和人们一起陷入了极大的悲痛、忧愤之中，在禁令之下她偷偷跑去天安门参加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上级和军代表想用学大寨来抵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对此她极其愤慨，公然拒绝去参加所谓的“学大寨的经验报告会”。“薪火何以继，沉悲久愈深”。（摘自《敬悼周总理》）那沉潜在心底对祖国前途，对民族命运的忧患之情，已迸发出不堪忍受的愤火。有一部内容“太不像话”问题严重的“作品”，虽经军代表终审通过，而且已发排，但她还是与军代表发生了正面的争议。 　　 　　六 　　 1976年10月16日横行十余年之久的“四人帮”集团终于垮台了，韦君宜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这胜利的时刻，全国上下人心大快。韦君宜自然是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可她心里还是沉甸甸的，军宣队仍是大权在握，党报上还是登载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两个凡是”笼罩在人们的头上，……。但是她觉得不能等待，她以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义无反顾站在了“拨乱反正”的前沿，既然看到了曙光在即，就应该像当年一样勇敢地迎上去。她力排众议停止了那些“青松式”一类作品出版，同时尽力帮助一些好的作品、反映真实生活的作品能够出版或重版，给广大读者尽快输送一批好的精神食粮。对整顿出版社的编辑队伍也作了认真周密的考虑。把一些编辑骨干从“五七”干校或其他地方调回单位，吸收一些确有专长的业务骨干充实社的编辑队伍。对那些“沙子”她也区别对待，或调或转或组织学习提高业务能力。转年不久，邓小平复出参加了党中央领导工作，使她感到莫大的欢欣鼓舞，她认为粉碎了“四人帮”，还需邓小平上台，才算是顺民心遂民意，才能推进新时期大业的向前发展。她曾赋诗一首以表此情此意： 　　去年此日黄钟弃，四海军民长太息， 　　今日东山起邓公，高歌擂鼓惊天地。 　　怙权愚蛾笑江青，未识民心不可轻， 　　更念十年生死事，举杯相酹意难平。（《邓登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一场以实事求是、思想解放为内容，针对“两个凡是”的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随之在全国展开，人心所向，众首翘盼的是使党和国家能够走在一条正确发展轨道上来。 　　这年5月底至6月间，在京召开了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作协”的工作，并宣布立即复刊《文艺报》。这是一次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的盛会。韦君宜应邀出席此会，并在会上作了“从出版工作看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针对“四人帮”在出版界及文学创作造成的灾难后果，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揭批，指出了必须对“四人帮”散布思想流毒的严重情况有足够的估计。发言还有两个思想亮点值得重视，一是，提出文艺界进行思想反思的问题。她认为只揭批“四人帮”还不够，“我们（包括我自己）也是帮着干的。”诸如“上海经验”“三结合”等。这当然不是兴之所致的几句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发自肺腑的声音。从“编辑的忏悔”，我们看到她开启了一条更深刻的思想反思、历史反思的道路。其二，这个发言特别强调了“四人帮”的流毒给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们在精神上、心灵上乃至美感上所造成的摧残。表明了一个战斗在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人对发展新时期文艺事业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而这正是振兴民族精神重要的一环，也是培养国人全面人格的迫切要求。她大声疾呼“我们编书编刊物有责任解决广大读者这样严重的精神饥荒，给年轻的新作者提供一些新的范本，使之享受文化生活和进行艺术活动”。这个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热烈的欢迎，“作协”主席茅盾给予高度评价。 　　会后，韦君宜身体力行。她虽已过了“花甲”之年，却要以百倍的努力，抢回已经丢失的宝贵时间。一面在刊物上继续发表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如《由〈李慧娘〉冤案所见》等。一面把主要力量放在社里工作上，抓紧主持出版一批中外名著、名家文集、文学小丛书，重版《清江壮歌》，推出新作《青春万岁》等。同时社里的编辑走出去，下力气使一些优秀新作能够早日问世。她也亲自下去组稿；或把作家请到社里提供条件对作品进行修改；或召开中长篇座谈会使一些新作家展露头角脱颖而出；或想法设法争取各方力量冲破思想阻力，使一些优秀之作能够早日问世。在她的努力和带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优秀长篇的出版势头很引人注目，在历届茅盾文学优秀长篇评奖中名列前茅，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列。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不愧于国家一级出版社的称号，曾被人们誉为是继老社长冯雪峰后出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一发展时期。 　　1979年10月30日，韦君宜做为中直系统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暨“作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邓小平作的《祝辞》报告，使她心胸澎湃，深受鼓舞。韦君宜相继当选为“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两会闭幕之际，由韦君宜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借用西苑旅社礼堂为冯雪峰补开了一个正式的追悼会。会后作《纪念冯雪峰同志》一文，发表在当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上。她的另一篇悼念文章《心中的楷模——参加邵荃麟同志追悼会归来》在这之前的10月29日《文汇报》上发表出来。两个文艺界前辈，是她20多年前走上文艺工作岗位的领路人。 　　社会工作也很繁重，1978年担任三届由“作协”设立的中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委，1978年——1981年优秀中篇小说评委。还有一些兼职，自1980年任《文艺报》编辑委员、《小说月报》顾问等。 　　1980年4月应美国出版协会的邀请，参加中国出版工作代表团访问美国。 　　这年8月，杨述病逝。她的悲痛远远超过了亲人的远离，她要写出自己的悲哀和痛思。一篇《蜡炬成灰》，又写《当代人的悲剧》。 　　七 　　韦君宜新时期文学创作是从撰写悼念文章开始的。首篇当属《忆郭小川写诗》（1977年），从此她一直写下去，数量很多。“更念十年生死事，举杯相酹意难平，”这是经过那场浩劫后的幸存者，向那些在长期政治运动中突降厄运，一生坎坷甚至被剥夺了人的尊严，然而却仍在为社会主义祖国添砖加瓦的死者，表达出的悲痛之情，既是对逝者的悼念，也是在尽一份历史的责任。她要把亲历目睹的事告诉给人们，不要忘记在共和国历史上本不应该发生的一幕幕悲剧，不要忘记这些人在身心上、乃至人格上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使这样的悲剧永不再重演。她在回忆杨述的一生之后，沉痛的写到：“这个老实人的一生——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含义的悲剧”。（《当代人的悲剧》）同时她也觉得应该向人们剖白自己，袒露襟怀，去写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表示自己的忏悔：“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一个普通人的启示》）这是勇者的精神，勇者不惧，她不耻于审判自己的这种精神充分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思想觉悟的升华，满怀勇气去承担历史与现实所赋予的使命。由于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把她所追悼的人放在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人与历史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并着眼于表现他们的思想性格精神追求，同时在进行叙述时，又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思考，善于捕捉富于典型的细节进行画龙点睛的描写，从而摆脱了一般此类悼念文章的模式，而获得了艺术散文的品位，给读者以感情的冲击和精神上心灵上的震撼。 　　 新时期韦君宜散文的领域又是很宽广的。人物散文很多，其他散文作品也很有不少优秀之作，如游记《金陵怀古》、《阳朔秋游》，记事《三返延安》、《取经零记》，抒情兼叙事《天安门情思》以及杂文、随笔、书评等，有的被收入了新时期各种版本的散文选中。从总体来看，韦君宜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有独特的成就。以它开阔的政治视野，鲜明的时代风云和纵深的历史感，在记事中融入作者的情与思，文字朴实自然而不失功底，且不时夹有文言字句、诙谐之语，确实形成了属于韦君宜自己的散文风格。 　　 短篇《清醒》（《上海文学》1979年8期）是韦君宜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起点。故事描写干校连队指导员周青云的一段思想经历。听说原单位工军宣队窦政委要到干校安置回城的一些人事问题，便想到除了汇报工作，还应该对这个连队二百多人究竟应该怎样安排提出自己的想法。几个有外文专长的老专家总应该先调回单位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等了一天，终于在宿舍门口碰到这位下干校“慰问”的军宣队领导，匆忙中只边走边说了两句话：“你就是那个周青云啊！晓得了。好好锻炼改造吧。我还到校部去。”周青云觉得总应该跟这位政委谈谈调一部分、留一部分的想法。第二天又跑到校部去等，结果白等了半天，政委开完会就赶火车去了，至于调干部的名单早已内定。周青云终于醒悟到自己这个连指导员不过是个“零”。她激动得喊出“党到底在哪里？”在“四人帮”阴影的笼罩下，迫害者的那张大网是无所不在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短篇截取干校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在两天多的时间里以周青云思想的起伏跌宕为脉络，集中展开矛盾，为我们展现了干校生活的某些侧面。同时也刻划了几个颇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除周青云，像专干厕所挑粪的日文翻译专家刘先让、带领连队下干校的军宣队小朱，包括担任校部服务员的老革命老孙，都是以点睛之笔写出了在特定环境下人物的精神特点和属于“这个人”的人物性格。也许是作者有很多话要告诉读者，新时期开头的几篇作品呈现出不够平衡的情形，存在着如何把生活的形态转化为艺术的形态，把生活本身转化为一个别开生面的小说世界的问题。韦君宜是一位很有使命感又不断向前奋进的作家，她很快扭转了这种状态，中篇《洗礼》的出现（载《当代》1982年1期）标志作家新时期小说创作向前迈进的步伐，也为新时期的文学画廊增添了几个独具面貌的人物形象，她所熟悉的那一代老干部的形象。作品的时间跨度长，主要把她的人物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上，把十年的历史风云与婚姻爱情变迁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刻划出了在那特定时代的各色人物所经历的思想感情上的动荡、惶惑与变化，或沉渣泛起、或落井下石、或仗义扶危、或限于个人的恩恩怨怨。其中老干部王辉凡思想感情的变化则是贯穿全篇的中心线索。王辉凡终于勇敢的面对那场十余年的民族灾难，经过痛苦的反思，从个人迷信、长官意志中解脱出来，完成了思想上的重新解放和精神的升华，从而表明了历史向前发展的轨迹和社会主义中国艰难前进的步伐，不仅给人以深思，也给人以鼓舞。丁玲结合自身的经历对这个中篇进行了很中肯的评价：“《洗礼》大胆而深刻的描述了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们民族遭受磨难和痛苦的一段历史”，“我们看到了以王辉凡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痛定思痛，从眼泪和血泊中，艰难的站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忠诚，更加勤奋，迈着更加有力的步伐，迎着希望的阳光，坚定的跨上新长征的道路，使读者能够感到新的力量和不可战胜的信念。”（《我读<洗礼>》）作者的思索并没有至于此，中篇还预示着迈向希望的路并不平坦。《洗礼》荣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又获《当代》1982年荣誉奖。《洗礼》后，韦君宜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进展。其后的几个中短篇，如《夕阳赋》、《旧梦难温》、《妯娌》、《招魂》、《飞灰》等篇既向社会生活的深层开掘，又向人的心理领域延伸，人物形象饱满而个性鲜明。风格形式也呈多样性的态势，诸如心理小说、推理分析小说，他都尝试写，而且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表现出一个老作家开拓进取的精神。 　　1982年韦君宜去了一趟扬州，为长篇《母与子》的创作做准备。1983年开始了她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历时一年。初在《小说界》连载，1985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埋在作者心里已久的一个创作素材，长篇取材一个真实的故事——杨述一家在抗日战争中为革命献身的一段史实。沈明贞（原形为杨述寡母杨肖禹）在民族危亡之际，在次子树华影响下，毅然变卖家产和她的长子立华举家从一个南方小镇来到抗战的中心武汉，一家人全都成了革命中人。武汉撤退后，把小的孩子送去延安，她与长子长媳随树华来到了大后方重庆。沈明贞用家私资助革命事业，她的家成了地下党秘密交通点，长子以开办书店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在残酷对敌斗争中，长子被捕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沈明贞带着儿媳避难于穷乡僻壤，被周恩来找到后，送到了延安。长篇的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具有特殊身份的中国式母与子两代革命者的典型想象。他们是从特殊中显现出一般，表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巨大感召力。他们本可以在一个小镇里终其一生过着殷实的生活，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潮流，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升华了他们不做亡国奴的民族精神，也鼓舞了他们争脱封建宗法制大家庭束缚的勇气。长篇所揭示的这一主题启发读者应该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中国社会、去看人生。人生的价值怎样实现，道路怎样走，关键看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念、人生境界。从“母与子”的革命者身上，我们应该全面地去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脚步究竟是怎样向前发展的。“母与子”两代革命者的壮丽人生已写在了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历史丰碑上。田家英1948年10月为杨肖禹墓碑题写到：“……呜呼，大慈大勇，吾党范型。斯人不委，含哀永念。所生四子二女，并两媳两孙，尽革命中人。长子本基，一九四0年被逮，不违母教，从容赴义。” 　　从1980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女儿集》，已相继出版有：散文集《逝水年华》、《故国情》，中短篇集《老干部别传》，后来收入《旧梦难温》（中短篇集）中的诸多作品，《老编辑手记》（札记），长篇《母与子》，标志着一个老作 　　家在新时期文坛的崛起。 　　八 　　韦君宜在创作长篇的同时，从1983年开始，一段时间人们在《北京晚报》“居京琐记”栏目中，几乎每隔几天就可以读到她那写字简意深随笔杂文一类的短文。不单在文艺界朋友中间引起反响，就一般读者也很热心，为了表达自己的回应他们常常把剪报或复印件寄给她。河南省还把一篇《应该敢提“俭”字》一文收入“语文阅读文选”，做为教材的补充供中学生选读。在“奢侈”之风盛行，以“奢糜”为荣的社会生活中，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俭”字，不但需要作家的胆识，更需要勇气。 　　1983年夏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蒋南翔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党校内成立一个“党史研究班”，集聚了一批“一二·九”运动时的风云人物，实际是为写作一部“一二·九”简史作准备，由韦君宜、黄秋耘、何礼等人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负责文字的统一和全书的统稿工作。韦君宜住进了党校，参于调查讨论，最后实际上主要由她负责全书的文字统稿的工作，历时近三载。 　　1984年韦君宜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两个成员之一，赴西德科隆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国际讨论会”，在会上她做了“我所认识的中国女作家”的发言。 　　这年年底，她出席了在北京西颐宾馆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经推选，巴金任主席团主席，丁玲等为副主席，韦君宜、马峰、叶君健、邓友梅等为主席团成员。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那天，他白天参加各项活动，晚上回党校为《一二·九运动史要》进行统稿工作。抚今追昔，五十载的历史沧桑，那个“一二·九”运动年轻的笔杆子，如今，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能够活到今天为“一二·九”立传，她感到欣慰。但是每每想起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献身，或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蒙冤地下的战友们，又使她荡气回肠。面对眼前的《史要》底稿，一首词不禁涌上心头：“美人迟暮英雄老，欲写风华春渐杳，杯酒情深五十年，相逢莫道重逢少。五月鲜花依旧好，一曲歌终千绪绕。可有豪情似昔时，殷勤拭眼删残稿”。——《玉楼春》 　　1986年韦君宜从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除了继续进行《一二·九运动史要》的统稿工作，还有不少的事情等待她去做。那本心仪已久的书还没有完成，她需要更勤勉地工作。1986年4月在一次“作协”召开的期刊工作会议上，她在发言时突发脑溢血而昏厥。经抢救，她奇迹般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但病发症却夺去了她握笔的能力。她必须恢复功能，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精神与病魔拼搏，第二次奇迹又在她的身上出现了，她竟赢得了七八年在病榻上写作的宝贵时间。当人们一年后在《人民文学》上看到她的病后散文《病室众生相》（《人民文学》1987年8期）时，真为她能这么快回到文坛而高兴。人们又在报刊上不断地看到她那独具风格的各种散文了。她躺在病榻上，一些同时代人的面影常常在她的眼前晃动，她觉得必须把他们那虽“算不上伟大，但也非平庸的色彩斑驳的一生”写给年轻的读者看。于是她写了一篇又一篇，有长的也有短的。毛掬、韦毓梅、王瑶、何礼、于光远、钱伟长、烈士黄诚、学长齐燕铭、毁家纾难为抗日的牛荫冠、抗日儒将张仲翰、出版家陈输伯……，还有她比较熟悉的几位高层领导人物——《记我见到邓大姐的琐事》、《我所认识的胡耀邦同志》、《胡乔木零忆》、《记周扬》，以及师辈、同事、亲友，一个个写来都那么栩栩如生。这些故事当然很多，韦君宜在病后所记下的只是其中的一点点。也写了一些随笔杂文一类的短文。这些都收入后来出版的《海上繁华梦》、《我对年轻人说》两本散文集中。 　　那本《一二·九运动史要》已由黄秋耘接替她，在已大体完成的工作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收尾工作，已于1987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能够为这样的一本书付出种种的努力，使她感到十分的欣慰。也可能就在参予这本书的工作期间，她决定实现写自己“同时代人”的长篇计划，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织中写出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和历史的变迁。已经写出了几页提纲，也列出了主要人物形象的原形。但她病后身体承担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巨制已经力不从心。她更迫切的一项工作还是那部已具规模的回忆录，无论如何要把这件生前大事抓紧完成。她已经完成全书的主要部分，病后接着写了《那几年的经历——我看见的“文革”后半载》（1987年12月）、《忆大寨之游》（1988年2月）、《十年之后》（1988年10月）几章。当她最后为本书定稿时又写了一篇《记周扬》（1989年）。为什么要把《记周扬》放在最后一章呢？作者当然有她的思考，细看，这是与本书的第一章“抢救失足者”相对应的。她把这本回忆录定名为《思痛录》。 　　写这样一本书是韦君宜在“文革”中期决定的。这场“旷古未有”的浩劫使她既震撼又痛心。她不能就这么“苟活”下去，她“偷偷的立下志愿，一定要把目睹的十年浩劫写成一部书，并且非写不可！”她的思索一步一步加深，那埋藏在记忆中的自己亲历的一场场政治运动都连接了起来，她豁然开朗，这“根源”是这样清晰，“文革”不过是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的膨胀和恶性发展。她痛切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完全算不了什么。……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又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她坦诚的表白“我是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把这些经历过的政治运动写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以上见《思痛录·缘起》）这充分的表现出了韦君宜一生的追求，一个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革命家的本色。她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的执着、为生她育她的这片热土献身的精神，竟到了这样奋不顾身的境地，其强烈不减当年，其深沉今非昔比。 　　《痛思录》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也不同于一般的纪实作品。她一再强调“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我只谈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但由于作者所写的是自己置身于其中长达三十多年历次的政治运动她所处的地位和特殊的经历，以及所采取的反思视角，就使这部书超过了她个人的事，超过某一局部的事态，从而具有了极强的全局性的政治色彩和很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内含。《痛思录》的前瞻性也是很鲜明的，提出了“我将欢迎下决心的民主”，真正结束那种“不许人做一个人，一个与人平等的人”的世道。而没有人的解放又如何能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去进行经济社会的改革。（以上见《思痛录·后记》）这是“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承，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所应包容的。韦君宜如果地下有知，她亲自参于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该是多么欣慰。 　　《思痛录》几经周折，经过文艺界朋友们的奔走，已在1998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做为“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这时她因脑梗又一次发作而住进了协和医院。《思痛录》出版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畅销书重版多次，2000年7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本，恢复了原作的一些内容，增加“抹不去的记忆”一章。2003年1月，在韦君宜逝世一年后，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思痛录》、《露沙的路》合订本。《露沙的路》是她在病后所写的一部十余万字的长篇，已在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主要描写知识女青年来到抗战根据地后一段心路历程。带有作者自叙传的色彩，但它是小说而不是自叙传。 　　韦君宜痛苦过，但她对自己一生追求无悔。“一二· 九”精神已融入她的生命中。在她看来“一二· 九”运动决不只意味着一次游行，……。更重要的，它培养了一代——成千上万为祖国和人民甘愿献出自己一切的战士。”她热爱青年，希望他们“到了人生总结的时候，比我们幸运”。她最后一本散文集《我对年轻人说》是献给青年读者的。她曾用“热爱祖国，怀抱大志，追求理想”十二个字来归结“一二· 九”的精神传统，“不论形势如何，虽九死其犹未悔”“鄙视那些鼠目寸光的人吧”。（见1988年《<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纪念册》韦君宜题词）这既是她对青年的期望，也是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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