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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在线纪念馆

三 载 胜 三 生

3/26/02 昌沧

  
   2002年1月26日,我的良师、编辑事业领路人韦君宜同志仙逝了!从追悼会上回来,君宜同志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是多么想对老师说点什么的!
   1950年,我调<<中国青年>>杂志社当编辑,就在君宜同志领导下工作。她是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编辑。
   君宜同志风华正茂,才 30出头。我那时更年轻些。首先碰到的是我应怎么称呼我们的“总编” 。当年团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呼官衔,团中央正副书记为冯文彬、蒋南翔同志,上下、左右、大小工作人员都直呼“老冯” 、“老蒋” ,在正式场合,下面同志最多呼个“文彬同志” 、“南翔同志” 。老<<中国青年>>社的编辑、记者都称呼韦君宜同志为“小韦” 。开始,我感到不习惯,至少应叫声“韦大姐” 。当我随大家叫她“小韦” 时,她也十分自然、亲切地点头答应了!
  
  (一)
   君宜同志为人正直,求真务实,一心扑在工作上。她整天的忙忙碌碌,除了审稿就是写稿、开会的。到了开饭时,由炊事员送点菜饭来,她总是一边吃饭,一边翻阅报刊。那时都很艰苦,她的“水果” 就是“心里美” ,一种大众化的红心萝卜。
  她有支神奇的钢笔,令人称羡!又粗又长,吸一次墨水,足可吸入小半瓶。那时除铅笔外,还不见圆珠笔,如用她的这支如椽之笔,外出采访就太棒了!既方便,又省时。其实君宜同志写作立论和批改文稿,精辟独到,实乃一大手笔也!应该说,她就是一支“如椽之笔” !她才思敏捷,书写可快了。字还不潦草,但字的间架结构,却不敢恭维∶像一堆火柴棍架在一起,但好认。涂抹的地方,一定是个墨砣,清清楚楚的,一点不含糊。她特注意标点符号∶句号圈得圆圆的,逗号“带尾巴”的,分号、引号,大括号、小括号、书名号等等,都是规规矩矩的。她说∶“你不要小看了标点符号,弄得不好,意思就变了!比如∶‘走,’;‘走。’‘走!’;‘走?’;‘走!?’;‘走?!’。你体会体会,因符号运用的不同,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就是不一样!”
  在她的主持下,还特请语言文字学家、老编辑吕叔湘、叶圣陶二位先生到编辑部,为我们讲语法修辞学和标点符号的问题,以提高编辑、记者的文字水平。
  君宜同志曾说过我∶“你写字不要太潦草,这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排字工人、校对的文化水平一般的都不算太高,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容易出差错;这也是尊重人家的劳动!”但我这个毛病,一时难以彻底改过来!后来,因此我被请到承印<<中国青年>>杂志的工厂校对科开座谈会,勾通思想。工人师傅说∶“昌同志的字,说句恭维的话,那就是‘龙飞凤舞’ !但实事求是地说,那简直是‘鬼画符儿’ 啊!”另一位师傅说∶“您文化高吧?!大学生!?咱哪能比得上!我家穷,才念了9年书!   ”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这时,我更感谢君宜同志的及时提醒。可惜是当时我醒悟得不够!
  
   (二)
  现在听来,也许算是“笑话”吧。君宜同志为了工作,什么都不去考虑。据当年在团中央宣传部当秘书的王云从同志对我说∶“小韦生团团时,医院通知我们去接产妇和宝宝回家,我和另一位女同志挺高兴地去她家拿小宝宝要穿的衣物,翻箱倒柜地(当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箱柜!)翻去翻来,什么也没有翻到!问我们部长、她爱人杨述同志,他放下手头正赶写文稿的笔,把近视镜往上一推,瞅着我们也茫然地笑了!
  “我们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你们两位,整天就知道工作、工作的,要做爸爸、妈妈了,也不准备、准备!’”她们,两位热心的年轻女战友只得临时抓瞎,赶缝起宝宝的小衣服来了!”
  其实,君宜同志自己也穿着随和。说她“不修边幅” ,不贴切!但她从不打扮,有时也穷凑合。那时实行供给制,冬季一套棉制服,夏天女同志发一套“列宁装” 。据君宜同志说,所谓“列宁装” ,是延安时期女同志的一大创造∶因那时不分男女,都发一样的衣服,女同志嫌衣服太旷,就把衣扣往右移,为对称美观,于是在左边相对应地钉上了一排同样的衣扣。可君宜同志的“列宁装” 的左边那一排衣扣常是缺三拉四的。是因右边某个衣扣丢了,她临时把左边的衣扣借钉到右边来了!鞋也是统一发放,如果鞋有些不跟脚,就在鞋帮边钉上两根带系上就得了。
  君宜同志虽不讲究穿着打扮,但气质非凡!盘盘的脸儿,白白净净的;一对秀眉,端庄妩媚;一头青丝,自然垂耳;近视镜里,两眼神得会说话。一看就显得纯朴,聪慧。在访问苏联前夕,她身着一套公家给制作、很入时的服饰,略加打扮,简直是一位雍容华贵、温文尔雅的东方女性。她原籍湖北,出生北京,平时,她既具有南国大家闺秀的倩丽,又具有北边巾帼英杰的豪情!成为当年社内年轻女性的榜样,也深受我们男同胞的崇敬!
  那时条件简陋。杨述和君宜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在团中央大院东南边小灰楼的二楼,把东头。木质的楼梯、楼板,就是掂起脚来走,也是嘎叽嘎叽的响!宣传部和青年社的同志去办事,一会儿他去你来的,嘈杂得很,他们一点也不计较。
  有一次,碰到这样的场面∶我走到他们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争论得厉害。
  “进去吗?”我正犹疑。
  “请进!”是君宜同志在里边喊。因他们早听到有人上楼了。
  君宜同志示意我坐下后,便向我介绍他们争论焦点,叫我也发表意见。当时争论的问题,现在我记不清了。但最后君宜同志说什么,我还是记得的∶“你是社长,我执行你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觉得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二是他们夫妻和睦、平等;三是他们平易近人,不耻下问;四是君宜同志组织观念强,争辩归争辩,执行归执行,一点不含糊。
  后来,许立群(杨耳)同志从北京团市委调团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住在杨述、君宜同志的紧隔壁,成为朝夕相处的好邻居。立群同志也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人。有时我去请示工作,常见他们三人在为某个问题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不休。比如立群同志提出如何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我就听到杨述还是君宜同志提过∶“兴义学,让穷苦的孩子念书有什么不好?!”每逢这时,我总是站在一旁。他们平易近人,也叫我发表发表意见。有时也能听出一点门道,便不揣冒昧地插上一两句。我更多的是洗耳恭听,从中受益。
  
  (三)
  后来,我的具体工作岗位在文艺组。组长是江明同志,我是唯一的组员。
  由于当年我年轻气盛,也不知天高地厚,处理一些重要文稿时,比较冲,也敢于托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江明同志总是鼓励和启发我发表意见,帮我归纳系统。他水平高,涵养好,大度宽厚,谦逊稳重。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也是我的良师。可以说,那时是我在社里心情最舒畅、进步最快、最难忘的黄金时段。
  重要的文稿我同他商量后,一般的他总是叫我再直接请示君
  宜同志。君宜同志在工作上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当她发现我处理的文稿不妥时,也不客气。她对我有肯定、有鼓励,也有批评。
  所有这一切,凝聚成为一盏闪亮的指路明灯,昭耀着我嗣后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征途。
   君宜同志常提醒我们∶约请“老(革命)、名(人)、专(家)”写稿或处理他们的稿件时,“要请示汇报,要慎之又慎” 。
   我处理的第一篇文稿,是从调<<中国青年报>>社的萧枫同志手中接下来的,是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好友胡风先生撰写的。题为<<战斗英雄郭俊卿>>。郭俊卿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那时她才是个十几岁、可有主意的姑娘。在大连,她女扮男装地参了军。后随四野大军从东北打到中南。她从战士提升为班长,到排长,屡立战功,被评为全军的战斗英雄。
  胡风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主题抓得好,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可读性强;但有些自然主义的倾向,过多地描绘了青春少女在成长过程中的“隐私”。我认为当时正处在革命战争年代末期、百废待兴的特殊岁月,“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号召千百万青年上前线和努力生产的关键时刻,要在一份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中国青年>>上刊载,必须作较大的修改,并标出了应作修改的地方。江明同志看后也有同感。经请示君宜同志,她赞许了我们的意见!令我与作者商谈,并嘱咐我∶“态度要诚恳,意见要坚持!”
   当我向作者详尽地转达了编辑部的意见后,作者“炸庙了” !
   “看来你不懂文学!”
   “文学的核心要写真实!”
   我恳切地说∶“我是学法律的,真是不太懂得文学。”随后,我又笑着说∶“我有个优点∶我了解青年,他们需要什么我知道!因我也年轻呀!”
   我觉得一个编辑代表本刊出去与作者打交道,应取不卑不亢的态度!但总的我还是本着君宜同志的“十字” 原则,不管作者如何激昂,仍与他心平气和地一再磋商。
  后来,我感到作者似没商量的余地!我只得自作主张地把文稿放在作者的茶几上,向他告辞了!
   在回来的途中,我心里忐忑不安∶“大作家的稿子就这样退了,行吗?”
   回到编辑部,我马上向江明、君宜两位同志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君宜同志说∶“你做得对!作者坚持不改,你如拿回来就更不好处理了!”
   我走后,胡风先生冷静地考虑了编辑部的意见,就按我们的意见作了修改,后又派人把稿子送来了。他信上说∶“你走以后,我重读了拙稿,思考后,觉得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文稿发表后,读者反映特好!收到了几千封读者来信,表示要向郭俊卿同志学习!这个信息转告胡风先生后,他也特高兴。
   在“十月革命节”35周年前,文艺组计划向郭沫若同志约稿,请郭老写一首歌颂“十月革命”的诗。我去约稿时,江明同志叫我去“给小韦打个招呼,问问她有什么要说的” 。君宜同志还真给我叮咛了一番∶“郭老是文艺界的老前辈,大学问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咱们小青年去约稿,要谦逊,要好好地向郭老学习!”
   稿,约得非常顺当。可郭老写来的诗,我读后犯愁了∶诗的立意是好的!但从诗的意境,从诗的激情,从诗的语言来看,远非郭老的佳作!拟不采用。
   “怎办?”经与江明同志研究,同意退。但嘱我去请示君宜同志。她读过诗作以后,沉思了片刻,摇摇头∶“退吧!”
   “怎么退!真有点打怵!”君宜同志看透了我的心事,说∶“先给郭老去个电话,探探口气。希望去拜访他,再当面相机行事!?如果郭老不悦,也可以拿回发表!因这与改郭俊卿的稿子性质不一样,只是个质量问题。”
  我来到西四大院胡同郭老家。郭老在上屋台阶前等候我。一见面,就很谦逊、坦然地说∶“稿子带来了没有?不要发了!吟诗作文,像书法一样,有时候都会出现败笔。这首诗,实乃我之败笔也!”
  郭老给我让进书房坐定后,还说了不少鼓励我、赞赏<<中国青年>>杂志的话,并很自然地笑着说∶“这对我也是爱护!要不读者读后会说∶’郭沫若就写这样蹩脚的诗!什么大作家!也不过如此!’”随后他又问到社里的一些情况。叫我转告君宜同志,他说∶“等我这次出国回来后,抽时间好好地给你们写几首诗。”
  
  (四)
  这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也碰到棘手的。
   1952年,为纪念“一二九” 运动17周年,经与江明同志研究,我去向一位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副司令员约稿。副司令员写了题为<<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时候>>,8000余字,内容很丰富,也蛮感人的。只是文字晦涩,欧化句子多,有时一句长达38个字。本刊读者对象,是让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都能看懂!于是我提出此文要作文字加工。江明同志看过,也同意我的修改意见,改后君宜同志也签发了!排出大样后,我们有点不放心,我就主动地把大样送给作者校阅、认可。
   可作者一看,又“炸庙了” !
   “谁改的?”
   “我们改的,主要是想让文字通俗点。”
   “我看你们改的也挺别扭!懂吗?!这叫个人的文风!不要以你们编辑匠的语言去套人家的作品!”
   此刻,我很尴尬,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像犯了什么大错误的孩子!
   “你们社长是谁?”
   “杨述同志。”
   “总编辑呢?”
   “韦君宜同志。”
   “好!你回去告诉杨述的老婆,我的文章不发了!大样就留在这里,请把我的原稿退回!”
   这是我当编辑以来,碰到的最大的钉子!领导也跟着我沾包!受窘!我感到既惭愧,又委屈!
  回去一汇报,君宜同志直摇头∶“昌沧!你给我捅了‘马蜂窝’ !他虽是搞工程建设的,但在延安时就是位有点名气的诗人!今后处理这类同志的文稿,你要注意∶“如咱们有什么想法,应先征求人家的意见,最好请他自己动手!你也冒失了一点!”君宜同志果断地决定∶“马上采取措施∶原稿全部恢复,重抄后再发排;个别地方该改的,你们也得作些改动!”
   带着重排的大样,秘书长吴佩纶同志与我一道去“负荆请罪” 。这时,副司令员却内疚地指着我说∶“你走以后,我也想了一下∶我为什么向一个年轻编辑发那么大的脾气!说话又那么粗鲁!我很后悔!你们当编辑的也有难处,向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文字是应该通俗些嘛!”
   毕竟是老革命!他接着唉了一声∶“我这个老毛病真难改!”最后,他请我们转达向杨述、韦君宜二位的问候和歉意!“好在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
   回来向君宜同志一说,君宜同志大度地坦然地笑了∶“他就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脾气!”
  
   (五)
  还有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是处理君宣同志自己写的文
  稿。一篇她撰写的题为<<访苏散记>>,我是责编。问题出在最后清样的最后一句话上!这个句式是个“否定之否定” ,但我推敲了一下,就信手在“否定之否定” 的后面,加上了一个“否定” (不) 。正好把原意弄反了!
   送厂付型前,君宜同志发现了!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她虽不失平日长者的亲切,但从她眼神里发现今儿有点不寻常。她摊开清样,用手指着我改过的地方,开门见山地问∶“这是你改的吗?”
   “是!”
   “为什么这样改?”
   “我觉得您原来把意思说反了!”
   “你仔细瞧瞧!到底是谁把意思弄反了!?”
   我仔细一瞧,面红耳赤地说∶“小韦!是我弄错了!”
   “通过这个错,你暴露出了几个问题!”君宜同志习惯地把近视镜往上一推,说∶“一是你还不明白编辑流程。经过组长、秘书长、总编辑审过的稿子,责编再也不能随意改;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问题要改时,必须先请示,或在稿笺上标明,以便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复审裁夺,分清责任,杜绝差错!
  “二是澄清一个观念。谁都不是圣人,难免出错。谁发现谁都可以改。我的文章也一样,发现了毛病,你们都可以改,而且我非常希望你们改!但千万不要因我现在说了你,以后你发现了问题,也不提,更不改了。如果是这样,那咱们今天的谈话就算是失败了!
  “三是要改进工作作风。你不仔细推敲人家的东西,连自己还未弄明白,就大笔一挥,那咋行呢!?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有其严肃性!每句话、每个字,都要对读者负责,不能让它有差错!
  “四是咱们都要加强学习。一个优秀的编辑要有较广博的知识,力争做个‘杂家’。你虽然学过法律,但你对逻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都运用不好!这咋行呢!”
   君宜同志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这一辈子受益。在我后来主持<<中华武术>>杂志工作时,常以此例与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共勉!
  
   (六)
   写到这儿,我自然地想起了君宜同志的爱人杨述同志。他是我的另一位领路人!
   1949年夏,我从上海调到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校址设在河北省良乡县。给我们主讲<<社会发展史>>的就是杨述同志。他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散住在老乡家,就在一个破庙里上课。找两块砖头一码就当凳子。杨述同志一身褪色的八路军干部服,穿一双山东傻鞋,一支裤腿还卷起一截。站在土台子上,一个小方凳,放着一杯开水,一讲就是一天。他深入浅出地从“猴子变人” ,讲到“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使我这个孤陋寡闻的青年顿开茅塞,使我内涵的一种朴素的革命思想和热情,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从而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了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说来也真有缘。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投身到编辑、记者的行列。杨述同志就是“我的领导的领导”了。
  1950年10月27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社里委我以重任,派我去编<<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及采写<<任弼时同志的故事>>。
  接受这个重任时,我感到有点自卑,因我仅是个老青年团员。我更多的是感谢以杨述、君宜同志为首的团中央宣传部、青年社对我的信任!我也感到很光荣!在四十多年以后,我读到君宜同志的<<思痛录>>时,才恍然大悟∶当时为什么能有如此宽松环境!让我这个“白丁” 去完成这个直伸到中央核心的任务!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他们调离以前, <<中国青年>>社在“镇反” 、“土改” 、“忠诚老实” 、“三反、五反” 等运动,开展得是那么稳妥,那么实事求是!因他们在延安时期,看到和亲身感受到近乎荒唐的“抢救运动” ,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失。他们曾议论过∶“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
  
   (七)
   那时我还在采通科。第一篇故事写完后,由科长方群同志审改。应该说,这篇故事我没有写好。方群同志作了较大的修改,后送杨述同志审定。
   电话铃响了,杨述同志叫我去一趟。
   到了他那简陋的卧室兼办公室里,他端了一个小方凳,示意我在他的办公桌边坐下。我一眼就看到桌上放的正是我写的那篇稿子。红圈蓝勾的,简直像个“大花脸” 。不由得我耳根发烧,坐在那儿好不自在。
   “这是你来社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吧?!”我嗯了一声。
   “不错嘛!比我到延安后,第一次写文章强多了!”
   是说笑话吗?不!杨述同志说得是那么认真,自然,诚恳,亲切。
   他把我的稿子往旁边一顺,接着谈了当时的情况∶那是1935年“一二九” 学生运动后,他离开了清华大学,在白区做了一个时期地下工作,后辗转地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在 <<解放日报>>社工作。社领导叫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社论。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读了不少文件,查阅了不少资料,最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他说∶“文章交卷以后,经过报社各级领导的修改,只剩下了我的一句话!最后清样送党中央负责同志审阅时,连我的那句话也勾掉了!”
   他指着我的稿子笑着说∶“你的文章改动是大了一些,但还保留了不少。”
   “我写的是小故事,哪能同您写的社论相比呢!”
   我口里这么说,心里火烫烫的,眼里含着泪花。一位坦诚、慈祥、谦逊的长者形象从我的心中油然升起,尽管当时他年纪也不大。我感到在他身边工作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暗下决心要向他好好学习!
   随后,杨述同志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自己写的文章不要怕人家改,人家改你的文章总是有道理的,要不人家费那个劲干什么!?文章是越改越好,要善于从人家的批改中学习。”
   停顿了一下,他问我∶“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湖北人。”我点了点头。他又说∶“我是苏北人。我们家乡过去有位秀才,逢人就说∶‘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我哥,我跟我哥改文章。’可惜,他一辈子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杨述同志还说∶“俄罗斯有句谚语∶‘一个人是聪明的,大伙儿是英明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天外还有天。要谦逊,‘满招损,谦受益’ 嘛!”
   我怀着感激之情,接过他们改过的稿子。热泪也夺眶而出!
   现在哲人虽已远游,但他的千金箴言,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今我年近八旬,亦无时或忘!
  
   (八)
  1979年初。参加团中央给我平反的大会后,来看老领导杨述、
  君宜同志。一进门,君宜同志热情地迎上来,紧握着我的手,说∶“昌沧!你回来了!你受苦了!”
  我叫“杨述同志” ,他有点发愣,随后说∶“我想起来了,你在青年社呆过!?”我紧拉着他的手∶“您说的对。我叫昌沧。 1950年,我到社里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您为我最后审定的!删改得多些,怕我思想不通,您还苦口婆心地开导了我一番!”
  宜君同志告诉我,杨述同志在“文革” 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忠诚信仰,换来了乱批乱斗,无穷无尽的精神虐待” !“还被打断了两根肋骨” !“人家是10年,他是12年才作结论,才算还了他的清白!”她说∶“你就更受苦了,21年后才平反!杨述在漫长的时日里挨批斗、受审查,神经和思维受到严酷的摧残,现在好多了。终还认出你了!”她说完,惨然一笑!这一笑,激得我酸酸的,眼泪都噙不住啊!
  君宜同志问我在下面 21年的生活,勉励我要“向前看” !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想回来继续搞编辑工作。
  她问我∶“团中央、青年社的态度怎样?!”
  “他们嫌我的年纪大了,不想要!”
  君宜同志沉默了片刻,说∶“你今年多大了?”
  “ 53岁!”
  “这也不大!这不是青年团调干部,而是落实政策呀!”她又沉默了片刻,说∶“这样吧!你马上去,叫团中央、青年社负责把你的户口弄回来,工作不用他们管了,像你这样的条件,放心,工作好找。户口回来后,可以来找我。”她还下厨房,特意留我吃了一顿家常便饭。
  后来,由于国家体委及报社、出版社老领导、老同志、老同学的帮助,把我的户口迁回来又给安排了工作。就没有去麻烦君宜同志。每逢春节,我常去给她拜年。
  后得知君宜同志因脑溢血引起病症,我特地去探望她。只见她在一间约 10平方米的东屋里,一张旧式的单人床,盖的是旧棉被,被面上还有补丁,临窗放了一张旧的三屉小木桌,一把旧藤椅,水泥地面,白而带灰的四壁上,没有什么装饰。一幅特制带圈的金属手杖,显示着她是位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我见此情景,一阵辛酸。我悄悄地把团团叫到过道,说∶“给你妈妈这屋子装修一下,地上铺个地毯,即或摔一下也不碍事!”
  “叔叔!妈妈不让!原来的地毯,她都叫给撤了!妈妈说∶‘这不挺好吗!比过去战争年代不是强百倍!’”一位一心只知做贡献、不求索取的革命长者的光辉形象,旋即在我的心中游动,升腾,矗立!
  君宜同志见我来看她,忙披衣下床。我说“您不要动,好好休息” !
  “我也该起来活动活动。”她微笑地对我说∶“你来看我,我真高兴!真正体现了咱们老战友的情谊!现在你对我毫无所求。咱们在五十年代初期,仅共过三年事。你还不忘我这个老太婆!难得!听说你工作得挺不错,第一批就评上了编审!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我真为你高兴!”
  “爱谈往日,这是人类的自然心态和习惯。”随后,君宜同志问了一些老同志的近况,似有点沧桑之感!她凝视着窗外,沉思了片刻,感慨地说∶“我退下来了,有些曾围着我前后左右转得最欢的人,倒很少来看我!可能他们认为我这个‘老太婆没用了’!”
  我说∶“您千万不要那么想!万物有差异,人同人就是不一样!我在您身边工作虽然只有三年,但我一直是尊您和杨述同志为良师、为领路人的!你们对我的言传身教,我永远是不会忘记的!真是三生有幸!今天我能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做出一点点的业绩,也与你们当年耐心、真诚、多方面的启发和教诲是分不开的!”
  
   2002年2月26日于龙潭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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