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6日，我的良师、编辑事业领路人韦君宜同志仙逝了！从追悼会上回来，君宜同志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是多么想对老师说点什么的！ 　　 1950年，我调<<中国青年>>杂志社当编辑，就在君宜同志领导下工作。她是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编辑。 　　 君宜同志风华正茂，才 30出头。我那时更年轻些。首先碰到的是我应怎么称呼我们的“总编” 。当年团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呼官衔，团中央正副书记为冯文彬、蒋南翔同志，上下、左右、大小工作人员都直呼“老冯” 、“老蒋” ，在正式场合，下面同志最多呼个“文彬同志” 、“南翔同志” 。老<<中国青年>>社的编辑、记者都称呼韦君宜同志为“小韦” 。开始，我感到不习惯，至少应叫声“韦大姐” 。当我随大家叫她“小韦” 时，她也十分自然、亲切地点头答应了！ 　　 　　（一） 　　 君宜同志为人正直，求真务实，一心扑在工作上。她整天的忙忙碌碌，除了审稿就是写稿、开会的。到了开饭时，由炊事员送点菜饭来，她总是一边吃饭，一边翻阅报刊。那时都很艰苦，她的“水果” 就是“心里美” ，一种大众化的红心萝卜。 　　她有支神奇的钢笔，令人称羡！又粗又长，吸一次墨水，足可吸入小半瓶。那时除铅笔外，还不见圆珠笔，如用她的这支如椽之笔，外出采访就太棒了！既方便，又省时。其实君宜同志写作立论和批改文稿，精辟独到，实乃一大手笔也！应该说，她就是一支“如椽之笔” ！她才思敏捷，书写可快了。字还不潦草，但字的间架结构，却不敢恭维∶像一堆火柴棍架在一起，但好认。涂抹的地方，一定是个墨砣，清清楚楚的，一点不含糊。她特注意标点符号∶句号圈得圆圆的，逗号“带尾巴”的，分号、引号，大括号、小括号、书名号等等，都是规规矩矩的。她说∶“你不要小看了标点符号，弄得不好，意思就变了！比如∶‘走，’；‘走。’‘走！’；‘走？’；‘走！？’；‘走？！’。你体会体会，因符号运用的不同，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就是不一样！” 　　在她的主持下，还特请语言文字学家、老编辑吕叔湘、叶圣陶二位先生到编辑部，为我们讲语法修辞学和标点符号的问题，以提高编辑、记者的文字水平。 　　君宜同志曾说过我∶“你写字不要太潦草，这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排字工人、校对的文化水平一般的都不算太高，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容易出差错；这也是尊重人家的劳动！”但我这个毛病，一时难以彻底改过来！后来，因此我被请到承印<<中国青年>>杂志的工厂校对科开座谈会，勾通思想。工人师傅说∶“昌同志的字，说句恭维的话，那就是‘龙飞凤舞’ ！但实事求是地说，那简直是‘鬼画符儿’ 啊！”另一位师傅说∶“您文化高吧？！大学生！？咱哪能比得上！我家穷，才念了9年书！　　　”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这时，我更感谢君宜同志的及时提醒。可惜是当时我醒悟得不够！ 　　 　　 （二） 　　现在听来，也许算是“笑话”吧。君宜同志为了工作，什么都不去考虑。据当年在团中央宣传部当秘书的王云从同志对我说∶“小韦生团团时，医院通知我们去接产妇和宝宝回家，我和另一位女同志挺高兴地去她家拿小宝宝要穿的衣物，翻箱倒柜地（当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箱柜！）翻去翻来，什么也没有翻到！问我们部长、她爱人杨述同志，他放下手头正赶写文稿的笔，把近视镜往上一推，瞅着我们也茫然地笑了！ 　　“我们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你们两位，整天就知道工作、工作的，要做爸爸、妈妈了，也不准备、准备！’”她们，两位热心的年轻女战友只得临时抓瞎，赶缝起宝宝的小衣服来了！” 　　其实，君宜同志自己也穿着随和。说她“不修边幅” ，不贴切！但她从不打扮，有时也穷凑合。那时实行供给制，冬季一套棉制服，夏天女同志发一套“列宁装” 。据君宜同志说，所谓“列宁装” ，是延安时期女同志的一大创造∶因那时不分男女，都发一样的衣服，女同志嫌衣服太旷，就把衣扣往右移，为对称美观，于是在左边相对应地钉上了一排同样的衣扣。可君宜同志的“列宁装” 的左边那一排衣扣常是缺三拉四的。是因右边某个衣扣丢了，她临时把左边的衣扣借钉到右边来了！鞋也是统一发放，如果鞋有些不跟脚，就在鞋帮边钉上两根带系上就得了。 　　君宜同志虽不讲究穿着打扮，但气质非凡！盘盘的脸儿，白白净净的；一对秀眉，端庄妩媚；一头青丝，自然垂耳；近视镜里，两眼神得会说话。一看就显得纯朴，聪慧。在访问苏联前夕，她身着一套公家给制作、很入时的服饰，略加打扮，简直是一位雍容华贵、温文尔雅的东方女性。她原籍湖北，出生北京，平时，她既具有南国大家闺秀的倩丽，又具有北边巾帼英杰的豪情！成为当年社内年轻女性的榜样，也深受我们男同胞的崇敬！ 　　那时条件简陋。杨述和君宜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在团中央大院东南边小灰楼的二楼，把东头。木质的楼梯、楼板，就是掂起脚来走，也是嘎叽嘎叽的响！宣传部和青年社的同志去办事，一会儿他去你来的，嘈杂得很，他们一点也不计较。 　　有一次，碰到这样的场面∶我走到他们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争论得厉害。 　　“进去吗？”我正犹疑。 　　“请进！”是君宜同志在里边喊。因他们早听到有人上楼了。 　　君宜同志示意我坐下后，便向我介绍他们争论焦点，叫我也发表意见。当时争论的问题，现在我记不清了。但最后君宜同志说什么，我还是记得的∶“你是社长，我执行你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觉得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二是他们夫妻和睦、平等；三是他们平易近人，不耻下问；四是君宜同志组织观念强，争辩归争辩，执行归执行，一点不含糊。 　　后来，许立群（杨耳）同志从北京团市委调团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住在杨述、君宜同志的紧隔壁，成为朝夕相处的好邻居。立群同志也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人。有时我去请示工作，常见他们三人在为某个问题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不休。比如立群同志提出如何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我就听到杨述还是君宜同志提过∶“兴义学，让穷苦的孩子念书有什么不好？！”每逢这时，我总是站在一旁。他们平易近人，也叫我发表发表意见。有时也能听出一点门道，便不揣冒昧地插上一两句。我更多的是洗耳恭听，从中受益。 　　 　　（三） 　　后来，我的具体工作岗位在文艺组。组长是江明同志，我是唯一的组员。 　　由于当年我年轻气盛，也不知天高地厚，处理一些重要文稿时，比较冲，也敢于托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江明同志总是鼓励和启发我发表意见，帮我归纳系统。他水平高，涵养好，大度宽厚，谦逊稳重。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也是我的良师。可以说，那时是我在社里心情最舒畅、进步最快、最难忘的黄金时段。 　　重要的文稿我同他商量后，一般的他总是叫我再直接请示君 　　宜同志。君宜同志在工作上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当她发现我处理的文稿不妥时，也不客气。她对我有肯定、有鼓励，也有批评。 　　所有这一切，凝聚成为一盏闪亮的指路明灯，昭耀着我嗣后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征途。 　　 君宜同志常提醒我们∶约请“老（革命）、名（人）、专（家）”写稿或处理他们的稿件时，“要请示汇报，要慎之又慎” 。 　　 我处理的第一篇文稿，是从调<<中国青年报>>社的萧枫同志手中接下来的，是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好友胡风先生撰写的。题为<<战斗英雄郭俊卿>>。郭俊卿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那时她才是个十几岁、可有主意的姑娘。在大连，她女扮男装地参了军。后随四野大军从东北打到中南。她从战士提升为班长，到排长，屡立战功，被评为全军的战斗英雄。 　　胡风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主题抓得好，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可读性强；但有些自然主义的倾向，过多地描绘了青春少女在成长过程中的“隐私”。我认为当时正处在革命战争年代末期、百废待兴的特殊岁月，“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号召千百万青年上前线和努力生产的关键时刻，要在一份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中国青年>>上刊载，必须作较大的修改，并标出了应作修改的地方。江明同志看后也有同感。经请示君宜同志，她赞许了我们的意见！令我与作者商谈，并嘱咐我∶“态度要诚恳，意见要坚持！” 　　 当我向作者详尽地转达了编辑部的意见后，作者“炸庙了” ！ 　　 “看来你不懂文学！” 　　 “文学的核心要写真实！” 　　 我恳切地说∶“我是学法律的，真是不太懂得文学。”随后，我又笑着说∶“我有个优点∶我了解青年，他们需要什么我知道！因我也年轻呀！” 　　 我觉得一个编辑代表本刊出去与作者打交道，应取不卑不亢的态度！但总的我还是本着君宜同志的“十字” 原则，不管作者如何激昂，仍与他心平气和地一再磋商。 　　后来，我感到作者似没商量的余地！我只得自作主张地把文稿放在作者的茶几上，向他告辞了！ 　　 在回来的途中，我心里忐忑不安∶“大作家的稿子就这样退了，行吗？” 　　 回到编辑部，我马上向江明、君宜两位同志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君宜同志说∶“你做得对！作者坚持不改，你如拿回来就更不好处理了！” 　　 我走后，胡风先生冷静地考虑了编辑部的意见，就按我们的意见作了修改，后又派人把稿子送来了。他信上说∶“你走以后，我重读了拙稿，思考后，觉得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文稿发表后，读者反映特好！收到了几千封读者来信，表示要向郭俊卿同志学习！这个信息转告胡风先生后，他也特高兴。 　　 在“十月革命节”35周年前，文艺组计划向郭沫若同志约稿，请郭老写一首歌颂“十月革命”的诗。我去约稿时，江明同志叫我去“给小韦打个招呼，问问她有什么要说的” 。君宜同志还真给我叮咛了一番∶“郭老是文艺界的老前辈，大学问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咱们小青年去约稿，要谦逊，要好好地向郭老学习！” 　　 稿，约得非常顺当。可郭老写来的诗，我读后犯愁了∶诗的立意是好的！但从诗的意境，从诗的激情，从诗的语言来看，远非郭老的佳作！拟不采用。 　　 “怎办？”经与江明同志研究，同意退。但嘱我去请示君宜同志。她读过诗作以后，沉思了片刻，摇摇头∶“退吧！” 　　 “怎么退！真有点打怵！”君宜同志看透了我的心事，说∶“先给郭老去个电话，探探口气。希望去拜访他，再当面相机行事！？如果郭老不悦，也可以拿回发表！因这与改郭俊卿的稿子性质不一样，只是个质量问题。” 　　我来到西四大院胡同郭老家。郭老在上屋台阶前等候我。一见面，就很谦逊、坦然地说∶“稿子带来了没有？不要发了！吟诗作文，像书法一样，有时候都会出现败笔。这首诗，实乃我之败笔也！” 　　郭老给我让进书房坐定后，还说了不少鼓励我、赞赏<<中国青年>>杂志的话，并很自然地笑着说∶“这对我也是爱护！要不读者读后会说∶’郭沫若就写这样蹩脚的诗！什么大作家！也不过如此！’”随后他又问到社里的一些情况。叫我转告君宜同志，他说∶“等我这次出国回来后，抽时间好好地给你们写几首诗。” 　　 　　（四） 　　这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也碰到棘手的。 　　 1952年，为纪念“一二九” 运动17周年，经与江明同志研究，我去向一位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副司令员约稿。副司令员写了题为<<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时候>>，8000余字，内容很丰富，也蛮感人的。只是文字晦涩，欧化句子多，有时一句长达38个字。本刊读者对象，是让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都能看懂！于是我提出此文要作文字加工。江明同志看过，也同意我的修改意见，改后君宜同志也签发了！排出大样后，我们有点不放心，我就主动地把大样送给作者校阅、认可。 　　 可作者一看，又“炸庙了” ！ 　　 “谁改的？” 　　 “我们改的，主要是想让文字通俗点。” 　　 “我看你们改的也挺别扭！懂吗？！这叫个人的文风！不要以你们编辑匠的语言去套人家的作品！” 　　 此刻，我很尴尬，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像犯了什么大错误的孩子！ 　　 “你们社长是谁？” 　　 “杨述同志。” 　　 “总编辑呢？” 　　 “韦君宜同志。” 　　 “好！你回去告诉杨述的老婆，我的文章不发了！大样就留在这里，请把我的原稿退回！” 　　 这是我当编辑以来，碰到的最大的钉子！领导也跟着我沾包！受窘！我感到既惭愧，又委屈！ 　　回去一汇报，君宜同志直摇头∶“昌沧！你给我捅了‘马蜂窝’ ！他虽是搞工程建设的，但在延安时就是位有点名气的诗人！今后处理这类同志的文稿，你要注意∶“如咱们有什么想法，应先征求人家的意见，最好请他自己动手！你也冒失了一点！”君宜同志果断地决定∶“马上采取措施∶原稿全部恢复，重抄后再发排；个别地方该改的，你们也得作些改动！” 　　 带着重排的大样，秘书长吴佩纶同志与我一道去“负荆请罪” 。这时，副司令员却内疚地指着我说∶“你走以后，我也想了一下∶我为什么向一个年轻编辑发那么大的脾气！说话又那么粗鲁！我很后悔！你们当编辑的也有难处，向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文字是应该通俗些嘛！” 　　 毕竟是老革命！他接着唉了一声∶“我这个老毛病真难改！”最后，他请我们转达向杨述、韦君宜二位的问候和歉意！“好在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 　　 回来向君宜同志一说，君宜同志大度地坦然地笑了∶“他就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脾气！” 　　 　　 （五） 　　还有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是处理君宣同志自己写的文 　　稿。一篇她撰写的题为<<访苏散记>>，我是责编。问题出在最后清样的最后一句话上！这个句式是个“否定之否定” ，但我推敲了一下，就信手在“否定之否定” 的后面，加上了一个“否定” （不） 。正好把原意弄反了！ 　　 送厂付型前，君宜同志发现了！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她虽不失平日长者的亲切，但从她眼神里发现今儿有点不寻常。她摊开清样，用手指着我改过的地方，开门见山地问∶“这是你改的吗？” 　　 “是！” 　　 “为什么这样改？” 　　 “我觉得您原来把意思说反了！” 　　 “你仔细瞧瞧！到底是谁把意思弄反了！？” 　　 我仔细一瞧，面红耳赤地说∶“小韦！是我弄错了！” 　　 “通过这个错，你暴露出了几个问题！”君宜同志习惯地把近视镜往上一推，说∶“一是你还不明白编辑流程。经过组长、秘书长、总编辑审过的稿子，责编再也不能随意改；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问题要改时，必须先请示，或在稿笺上标明，以便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复审裁夺，分清责任，杜绝差错！ 　　“二是澄清一个观念。谁都不是圣人，难免出错。谁发现谁都可以改。我的文章也一样，发现了毛病，你们都可以改，而且我非常希望你们改！但千万不要因我现在说了你，以后你发现了问题，也不提，更不改了。如果是这样，那咱们今天的谈话就算是失败了！ 　　“三是要改进工作作风。你不仔细推敲人家的东西，连自己还未弄明白，就大笔一挥，那咋行呢！？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有其严肃性！每句话、每个字，都要对读者负责，不能让它有差错！ 　　“四是咱们都要加强学习。一个优秀的编辑要有较广博的知识，力争做个‘杂家’。你虽然学过法律，但你对逻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都运用不好！这咋行呢！” 　　 君宜同志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这一辈子受益。在我后来主持<<中华武术>>杂志工作时，常以此例与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共勉！ 　　 　　 （六） 　　 写到这儿，我自然地想起了君宜同志的爱人杨述同志。他是我的另一位领路人！ 　　 1949年夏，我从上海调到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校址设在河北省良乡县。给我们主讲<<社会发展史>>的就是杨述同志。他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散住在老乡家，就在一个破庙里上课。找两块砖头一码就当凳子。杨述同志一身褪色的八路军干部服，穿一双山东傻鞋，一支裤腿还卷起一截。站在土台子上，一个小方凳，放着一杯开水，一讲就是一天。他深入浅出地从“猴子变人” ，讲到“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使我这个孤陋寡闻的青年顿开茅塞，使我内涵的一种朴素的革命思想和热情，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从而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了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说来也真有缘。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投身到编辑、记者的行列。杨述同志就是“我的领导的领导”了。 　　1950年10月27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社里委我以重任，派我去编<<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及采写<<任弼时同志的故事>>。 　　接受这个重任时，我感到有点自卑，因我仅是个老青年团员。我更多的是感谢以杨述、君宜同志为首的团中央宣传部、青年社对我的信任！我也感到很光荣！在四十多年以后，我读到君宜同志的<<思痛录>>时，才恍然大悟∶当时为什么能有如此宽松环境！让我这个“白丁” 去完成这个直伸到中央核心的任务！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他们调离以前， <<中国青年>>社在“镇反” 、“土改” 、“忠诚老实” 、“三反、五反” 等运动，开展得是那么稳妥，那么实事求是！因他们在延安时期，看到和亲身感受到近乎荒唐的“抢救运动” ，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失。他们曾议论过∶“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 　　 　　 （七） 　　 那时我还在采通科。第一篇故事写完后，由科长方群同志审改。应该说，这篇故事我没有写好。方群同志作了较大的修改，后送杨述同志审定。 　　 电话铃响了，杨述同志叫我去一趟。 　　 到了他那简陋的卧室兼办公室里，他端了一个小方凳，示意我在他的办公桌边坐下。我一眼就看到桌上放的正是我写的那篇稿子。红圈蓝勾的，简直像个“大花脸” 。不由得我耳根发烧，坐在那儿好不自在。 　　 “这是你来社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吧？！”我嗯了一声。 　　 “不错嘛！比我到延安后，第一次写文章强多了！” 　　 是说笑话吗？不！杨述同志说得是那么认真，自然，诚恳，亲切。 　　 他把我的稿子往旁边一顺，接着谈了当时的情况∶那是1935年“一二九” 学生运动后，他离开了清华大学，在白区做了一个时期地下工作，后辗转地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在 <<解放日报>>社工作。社领导叫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社论。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读了不少文件，查阅了不少资料，最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他说∶“文章交卷以后，经过报社各级领导的修改，只剩下了我的一句话！最后清样送党中央负责同志审阅时，连我的那句话也勾掉了！” 　　 他指着我的稿子笑着说∶“你的文章改动是大了一些，但还保留了不少。” 　　 “我写的是小故事，哪能同您写的社论相比呢！” 　　 我口里这么说，心里火烫烫的，眼里含着泪花。一位坦诚、慈祥、谦逊的长者形象从我的心中油然升起，尽管当时他年纪也不大。我感到在他身边工作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暗下决心要向他好好学习！ 　　 随后，杨述同志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自己写的文章不要怕人家改，人家改你的文章总是有道理的，要不人家费那个劲干什么！？文章是越改越好，要善于从人家的批改中学习。” 　　 停顿了一下，他问我∶“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湖北人。”我点了点头。他又说∶“我是苏北人。我们家乡过去有位秀才，逢人就说∶‘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我哥，我跟我哥改文章。’可惜，他一辈子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杨述同志还说∶“俄罗斯有句谚语∶‘一个人是聪明的，大伙儿是英明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天外还有天。要谦逊，‘满招损，谦受益’ 嘛！” 　　 我怀着感激之情，接过他们改过的稿子。热泪也夺眶而出！ 　　 现在哲人虽已远游，但他的千金箴言，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今我年近八旬，亦无时或忘！ 　　 　　 （八） 　　1979年初。参加团中央给我平反的大会后，来看老领导杨述、 　　君宜同志。一进门，君宜同志热情地迎上来，紧握着我的手，说∶“昌沧！你回来了！你受苦了！” 　　我叫“杨述同志” ，他有点发愣，随后说∶“我想起来了，你在青年社呆过！？”我紧拉着他的手∶“您说的对。我叫昌沧。 1950年，我到社里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您为我最后审定的！删改得多些，怕我思想不通，您还苦口婆心地开导了我一番！” 　　宜君同志告诉我，杨述同志在“文革” 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忠诚信仰，换来了乱批乱斗，无穷无尽的精神虐待” ！“还被打断了两根肋骨” ！“人家是10年，他是12年才作结论，才算还了他的清白！”她说∶“你就更受苦了，21年后才平反！杨述在漫长的时日里挨批斗、受审查，神经和思维受到严酷的摧残，现在好多了。终还认出你了！”她说完，惨然一笑！这一笑，激得我酸酸的，眼泪都噙不住啊！ 　　君宜同志问我在下面 21年的生活，勉励我要“向前看” ！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想回来继续搞编辑工作。 　　她问我∶“团中央、青年社的态度怎样？！” 　　“他们嫌我的年纪大了，不想要！” 　　君宜同志沉默了片刻，说∶“你今年多大了？” 　　“ 53岁！” 　　“这也不大！这不是青年团调干部，而是落实政策呀！”她又沉默了片刻，说∶“这样吧！你马上去，叫团中央、青年社负责把你的户口弄回来，工作不用他们管了，像你这样的条件，放心，工作好找。户口回来后，可以来找我。”她还下厨房，特意留我吃了一顿家常便饭。 　　后来，由于国家体委及报社、出版社老领导、老同志、老同学的帮助，把我的户口迁回来又给安排了工作。就没有去麻烦君宜同志。每逢春节，我常去给她拜年。 　　后得知君宜同志因脑溢血引起病症，我特地去探望她。只见她在一间约 10平方米的东屋里，一张旧式的单人床，盖的是旧棉被，被面上还有补丁，临窗放了一张旧的三屉小木桌，一把旧藤椅，水泥地面，白而带灰的四壁上，没有什么装饰。一幅特制带圈的金属手杖，显示着她是位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我见此情景，一阵辛酸。我悄悄地把团团叫到过道，说∶“给你妈妈这屋子装修一下，地上铺个地毯，即或摔一下也不碍事！” 　　“叔叔！妈妈不让！原来的地毯，她都叫给撤了！妈妈说∶‘这不挺好吗！比过去战争年代不是强百倍！’”一位一心只知做贡献、不求索取的革命长者的光辉形象，旋即在我的心中游动，升腾，矗立！ 　　君宜同志见我来看她，忙披衣下床。我说“您不要动，好好休息” ！ 　　“我也该起来活动活动。”她微笑地对我说∶“你来看我，我真高兴！真正体现了咱们老战友的情谊！现在你对我毫无所求。咱们在五十年代初期，仅共过三年事。你还不忘我这个老太婆！难得！听说你工作得挺不错，第一批就评上了编审！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我真为你高兴！” 　　“爱谈往日，这是人类的自然心态和习惯。”随后，君宜同志问了一些老同志的近况，似有点沧桑之感！她凝视着窗外，沉思了片刻，感慨地说∶“我退下来了，有些曾围着我前后左右转得最欢的人，倒很少来看我！可能他们认为我这个‘老太婆没用了’！” 　　我说∶“您千万不要那么想！万物有差异，人同人就是不一样！我在您身边工作虽然只有三年，但我一直是尊您和杨述同志为良师、为领路人的！你们对我的言传身教，我永远是不会忘记的！真是三生有幸！今天我能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做出一点点的业绩，也与你们当年耐心、真诚、多方面的启发和教诲是分不开的！” 　　 　　 2002年2月26日于龙潭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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