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的杨秀峰，在教育界，他是有名的大学教授，被人们称为“红色教授”，是新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在战场上，他投笔从戎、骁勇善战，以他为首创建和指挥的冀西游击队是太行山区的一支抗日劲旅；在领导岗位上，他担任过冀南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教育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理政才能。然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 　　 　　　　一、“红色教授”投笔从戎 　　 　　　　1897年2月，杨秀峰出生在河北迁安县一个“世代书香”之家，1916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的中国外辱内乱。面对如此时局，杨秀峰十分担忧国家民族的安危。不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杨秀峰十分兴奋，他从俄国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开始接近进步教师，找寻救国之路。五四运动爆发后，杨秀峰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次反帝爱国运动。1929年杨秀峰赴法国留学，第二年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杨秀峰回到祖国，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在课堂上，他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向青年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学校外，他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平津文化界秘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杨秀峰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被爱国学生誉为“红色教授”。不久，他又和许德珩等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提出了“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口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杨秀峰毅然放弃了大城市生活，投笔从戎，率领一批爱国青年走向艰苦的农村，走上了炮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根据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组织要求杨秀峰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政权，打开冀西的抗战局面。于是，杨秀峰以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冀西民训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他与平汉省委负责人李雪峰等带领平津大学生和干部20余人赶赴井陉县建立“冀西民训处”，不料工作刚刚开始，就遭到了日军的袭击，杨秀峰等同志临危不惧，沉着指挥民训处机关向山西昔阳县方向转移。途中，他们边转移边发动群众和收编县保安队，到达昔阳县皋落镇时，队伍已经发展到了200多人。后来，这支队伍正式编入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建制，成为太行山区的主力部队之一。 　　 　　　　二、杨秀峰的人格魅力成为发展革命力量的“招牌” 　　 　　　　统一战线政策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杨秀峰对在抗战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既斗争又联合”政策理解和执行得十分恰当，表现出了很好的政策观念。为了迅速扩大武装，争取最广大的力量投入到抗日阵线里来，他领导的民训处和游击队除了发动群众外，还根据形势的需要认真做好收容溃兵、镇压汉奸、争取改造会道门的工作。当时，冀西区残留了许多从前线退下来的溃兵，而这些溃兵大多是东北军残部的。杨秀峰认为，他们虽然经常骚扰百姓，纪律败坏，但他们有着亡国之痛，大部分属可以争取的力量。于是，他多次派出人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他们共同抗日。为了消除溃兵的顾虑，杨秀峰还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到溃兵中去做说服教育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最后，终于将这些溃兵中的大部分人争取了过来，编入了八路军部队。 　　 　　　　杨秀峰的人格魅力是他能团结群众、扩大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许多人就是慕杨秀峰之名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的。1938年的一天，冀西游击队和内丘的一队民团相遇，民团的头目王贞文、李茹兰等人自恃人多枪好，坚持与游击队对立。杨秀峰就派人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和名片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李茹兰曾是北平的大学生，早就崇拜杨秀峰，当他见到杨秀峰的亲笔信和名片时颇为动心，思量之后说：“我在北平时听过杨先生讲课，很敬重他。”于是答应了双方交谈的要求。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这个民团终于加入到了游击队的序列中。不久，杨秀峰奉命去冀南建立冀南行政公署开展统战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杨秀峰到达后得知，这里有一个较大的民团组织，共有几百人，而民团的头目丁卜伍还有抗日的要求，于是他决定要争取这个组织。经过他多次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后，丁卜伍心悦诚服地说：“像杨先生这样的人都参加共产党，我也决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 　　 　　　　在动员和争取各方面的力量扩大革命队伍的同时，对那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和反动势力，杨秀峰则坚决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使顽固派的阴谋无法得逞。此外，杨秀峰还认真地执行了党的土地政策、对工商户政策和对知识分子政策，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拥护。 　　 　　　　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做知识分子工作上，杨秀峰颇有独到之处。他自己本身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知识分子，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因此，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更深刻、细腻的理解，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对这一点都感受极深。1938年的一天，有两名知识分子因不满反革命顽固分子蓄意与抗日军民制造摩擦的行为，而脱离旧部投奔了杨秀峰。他们一来到行署就受到杨秀峰的接见。杨秀峰真诚地对他们说：“我是行署主任，你们愿意做政府工作，我们欢迎；我是冀西游击队司令员，你们愿意做部队工作，也可以；我是抗日学院院长，你们愿意做学院工作，那更好。”他那种惜贤纳士的诚恳态度使这两名知识分子深受感动。除了在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外，杨秀峰还专门指示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杨秀峰人格魅力的吸引下，后来，又有许多有知识的人相继来到抗日根据地，成为了重要的革命力量。 　　三、主持查处开国第一大案 　　 　　　　五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抵制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巩固执政地位，开始了一次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在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下发之后，河北省委也发出了《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在“三反”运动中，河北省委省政府根据揭发出来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事实，决定成立以杨秀峰为领导的调查处理委员会，并会同天津市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进行调查和侦讯。经过大量调查取证，调查处理委员会将刘、张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了报告。之后，河北省在省会保定召开大会公审刘、张两犯，省高级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判处两犯死刑。 　　 　　　　这个开国第一大案的完结，清除了腐败分子，使全党受到震动，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对端正党风和净化社会风气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三反”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倾向，不少单位对管财务的同志扑风捉影，采取“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做法，结果打出了不少假“老虎”，搞得人们思想负担很重。在这种情况下，杨秀峰明确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怀疑。他每次听取关于“三反”运动的情况汇报时都反复强调，情况要核实准确，避免发生冤案。他这种实事求是、对同志负责的做法，使许多人深受感动，消除了顾虑，又大胆地开展工作。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杨秀峰始终坚持这种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1965年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还多次亲自带队到下面去调查，先后到过北京顺义县、天津、河北、云南、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调查了解法院审判工作贯彻党的政策和执行群众路线的情况，他通过调查和实践，总结研究了许多国家民主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深层次问题，写下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邓小平在谈到杨秀峰时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他兼而有之。” 　　 　　　　“为人民服务”在杨秀峰这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穷其毕生始终不渝的实践。他投身革命就是崇尚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以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概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在和平建设时期，他身居高位却甘当公仆；在党内错误路线对他迫害时，他以大局为重，表现出了革命者无私无畏的品格。 　　 　　　　长期紧张的工作使杨秀峰积劳成疾。一次，他正在河北农村作中小学教育情况调查时颈椎骨质增生病犯了，由于颈椎神经受压迫，引起了胳膊麻木，连穿衣服都感到困难，他只好带着牵引器械搞调研。在他身边的同志劝他休息，可他总是说：“这算得了什么，比战争年代条件好多了，对疾病要斗争，你硬它就软了。”战争年代一位外国记者说到杨秀峰曾不解道：“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教授，如今像游方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的、举止文雅的教授……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呢？而杨秀峰则用自己一生的追求，对这一发问作出了最好的回答。邓小平同志谈到杨秀峰时曾这样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他兼而有之。” 　　 　　　　杨秀峰酷爱教育事业。建国以后，杨秀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时兼河北师范学院院长，后又任国家高教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主持、领导教育工作的十余年间，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恢复时期。一方面国家需要大批人才，另一方面我国教育的状况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培养大批国家急需的人才，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亲自布置、组织制定教育法规和教育发展计划，调整高等学校的院系和专业结构、配备干部、编写教学大纲。1957年，党中央、国务院为了解决高等学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和实施有计划地开发大西北的战略计划，决定将上海交通大学迁往西安。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布置了这项战略任务。会后，杨秀峰前往上海主持执行内迁工作。当时，这一决定在上海交通大学传达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人表示了不同意见，甚至抵制学校内迁。为了将内迁工作做好，他一方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宣讲上海交大内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调查研究，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解决内迁中的实际问题。之后，又和上海市委领导及学校领导研究搬迁方案。在杨秀峰的主持和上海、西安各方面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内迁工作顺利完成，最终经国务院批准西安交通大学正式成立。 　　 　　　　杨秀峰还是一个具有前瞻性思维的领导干部。在五十年代末，他就提出要加强我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教学。1960年他又建议尽早把我国需要的尖端科学技术专业设置起来和要特别注意发展基础学科专业。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大专院校克服困难，相继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组织起草的“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撰写了《教育文选》、《教育论文集》等著作，是我国教育工作发展的宝贵财富。 　　 　　　　五、鞠躬尽瘁、后人楷模 　　 　　　　和杨秀峰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跟他工作实在是“苦差事”。然而，人们又常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因此并无人叫苦。一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他每天从早到晚，不是思虑问题，就是工作学习，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 　　 　　　　在“文化大革命”中，杨秀峰受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但他仍针锋相对，坚持原则。粉碎林彪、“四人帮”后，杨秀峰已是80岁高龄，但他革命斗志不衰，工作热情不减。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积极呼吁“采取有利措施，恢复政法学校，加强大学法律系，发展政法教育，加速培养法律人才”。1979年以后，他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先后参加了我国《律师暂行条例》、《民法》等重要法律的立法起草工作。 　　 　　　　当党中央作出废止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决定后，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大事，便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辞去一切职务，亦不要列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请求按制度退休。党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并由党的十二大主席团给他写了致敬信。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时，他只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请组织上撤去专车和警卫人员，保留全国政协发的那份大字版的《人民日报》，政协举办的重要活动若可能时通知我参加。他还为自己的身后事留下三点遗嘱，即一不开追悼会，二不留骨灰，三把遗体献给医学事业。 　　 　　　　1983年11月10日，杨秀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里程。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想到的还是党的建设，在弥留之际还断断续续地说：“一定要把党整好。”杨秀峰就是这样一位光明磊落、虚怀若谷、严以律己、一生奉献的人。

原文2007年7月20日 发表于《党史博采》  浏览：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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